“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外逃迷案

[导读]于志安究竟因何出逃迄今罕见官方正式、公开说法。05年国家社科曾公布“外逃贪官名录”，他榜上有名，印证其在63岁从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任上外逃到菲律宾，涉案金额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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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这曾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在全国，他的名字也曾一度为政商两界所铭记；在坊间，他被称为“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甚至，他自己也不讳言最大的理想是“当总理”。

他叫于志安，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因率先制造出全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此后，数十年间，于志安作为“一个搞企业的人”却与中国近年来的政治风云相生相伴，几经沉浮。直至1996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出走国外。

直到如今，于志安转身离去留下的依然是两个背影：有些人认为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深具理想与胆识的成功企业家而怀念至今；有些人却因他莫名的理由外逃境外而指其不法，背叛了祖国和人民。

今天，于志安已近80高龄，归国之路依然遥遥无期，任凭无限纷扰与争议徒留身后。

试制出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32年，于志安在山东省乳山市出生。

早年，他的经历堪为“年少困顿而终成大器”的典范：3岁丧母，10岁亡父，后只身从东北流浪回山东老家；12岁时于途中被八路军收留入伍，16岁入党，18岁出任空军某部政治部青年股长，成为当时全空军最年轻的营级军官。其时为1950年。

或许是少年得志，此时的于志安已经示人以狷狂。据1953年7月28日某空军司令部通令记载，于志安因“一贯反抗上级，不尊重领导，骄傲自满”，“参谋长批评几句，句句反驳争吵”，加上未能出席斯大林逝世追悼会而被降级，留党察看一年，并勒令卸甲。

退伍后，于志安到了武汉，并于第二年进入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56年6月，他出任武汉通用机器厂第一副厂长，时年24岁。

这年9月，于志安去上海参观日本工业产品展览时，“一种手扶拖拉机强烈地吸引了我”。据于志安在其著作《走出夹缝》中记载，他正是根据简单的广告照片，竟然带领工人试制出我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57年秋，正值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该书记载，手扶拖拉机试车这天，路上人山人海，竟然阻隔住了前来为大桥剪彩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车队。一夜之间，于志安名动全国，毛主席还亲临视察。

命运开始又一次眷顾于志安，但他“不安分”的性格也再一次显现。不久，全民大炼钢铁开始，于志安因不同意拖拉机生产为大炼钢铁让路而被指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关于志安此段履历的档案材料显示：他把党的决定抛在脑后，?? 研究党组织已决定的让路产品拖拉机的生产。他名利思想严重，确定小型拖拉机型号时，有“于志安号”。

“一贯反抗上级”

1959年秋季，于志安离开工厂，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二次踏入大学校园，成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的学生。四年后，于志安大学毕业，随即到武汉柴油机厂当厂长。

1986年《长江日报》曾发表题为《负重取胜》的报告文学，反映于志安事迹。该文记载，刚上任一年，武汉柴油机厂在于志安的带领下就自制、改制出170多台专用设备、1000多套工艺装备，建立了5条柴油机生产线。到1966年，武汉柴油机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机的工厂，跃升行业翘楚。

荣誉再一次接踵而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亲自组织推广武汉柴油机厂经验，周恩来总理也赞扬为“中国自力更生的样板”。《走出夹缝》一书甚至记载，武汉市委专门发文规定，凡请于志安作报告，由市委办公厅统一安排。

1965年底，“样板厂长”于志安与“铁人”王进喜一起，被推举为全国六大标兵。只是不久，于志安因“在武大期间与两名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动学生同居一室，关系甚密”，而被取消标兵称号。

“文革”爆发后，成名甚早的于志安也未能逃脱不幸的命运，“一贯反抗上级”“一贯反党”的过去成为极大罪证，有关资料记载他甚至被打入“薄一波叛党集团”名单。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为《走出夹缝》所作序言中透露，1967年8月29日，惨遭殴打的于志安因“凶手们商量把他装进麻袋投入江里，被他听见”，“为了留下一个尸体做造反派的罪证，他大喊救命之后从三楼跳下去。”

于志安大难不死，被妻子周馥砚辗转送往上海治疗，由此成为被通缉的“逃犯”，继续遭受批判。1976年“文革”结束，但这并不是于志安人生的转机。

据1979年8月13日中共武汉市委“武文【1979】119号”文件记载，于志安同志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利用职权，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纪律，对抗上级组织决定；歪曲事实真相，诬告上级领导，?? 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跛着脚的于志安开始了上访之旅，几次前往北京要求平反。随后，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于志安专案检查组”进驻武汉。一年后的8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布“武文【1980】49号”文件撤销上述决定，称“当时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处理错了，责任在市委”。

从“汽发”再次起飞

1981年10月，在家赋闲一年之后，经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提议，于志安出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早在1970年就进入“汽发”工作的陈树斌至今记得，于志安是拄着拐跛着脚走进厂里的，很快获封为“于跛子”。

这一年，于志安50岁，他也由此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恣意灿烂的一段时光。

有关资料记载，其时的“汽发”拥有近5000名职工，是全国电站行业的亏损冠军。经过十年浩劫洗礼，车间内成排机器闲置、大量产品滞销积压；工人人心思动、偷窃成风。于志安在其著作《走出夹缝》中记述，1981年“汽发”产值仅2000万元，亏损240万元。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个厂关门，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于志安上任后，大刀阔斧的热情再一次迸发。自1984年开始担任于志安秘书的胡训林回忆，于志安每周只回一次汉口的家，吃住都在“汽发”办公室，表现出冲天的干劲。

他从整顿风气入手，严厉展开“治乱治邪”工作；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和用户需求方面”，研制开发市场急需的新产品；依靠科技创新，在内部实行配套改革，挖掘老旧设备潜力。

在1980年代初，于志安的改革显得出类拔萃，又立竿见影。1982年，于志安上任首年就实现扭亏为平，1983年盈利77万元，此后逐年翻番，到1990年已突破8000万元。同时，在1989年上缴国家利税费达3563.4万元，1990年超过4000万元。

这一切，无疑堪称奇迹。

各种荣誉又一次朝于志安涌来。他相继获得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首批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相继出任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

与此同时，于志安还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兼职教授，为学生讲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课程。胡训林称，于志安每年讲课时间超过200多课时。

这时的于志安赢得了“汽发”上下职工的一致拥护。在陈树斌的记忆里，“当时的‘汽发’职工待遇是武汉三镇最好的”，甚至一街之隔的华中理工大学教授也赶不上他们的待遇，到“汽发”上班成了让武汉人艳羡的事情。

此时的“汽发”也因此成为武汉最大的财主之一。在于志安事发后，武汉市有关部门和官员“钱在汽发出，发票在汽发开”的说法广为流传。其时，武汉市流传一句话：在街上吃饭是资本主义，在汽发吃饭是社会主义。

“长动”王国

1986年2月，于志安以“汽发”为依托组建了“长江动力公司”。他的满腔热情开始转向急剧扩张的野心膨胀。

资料显示，短短两年时间内，“长动”公司通过兼并、购买等方式，建成了横跨水电、机械、建筑、建材、交通、造船等六大行业，以及科研、设计单位在内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公司遍布全国15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计180余家单位。

1986年4月，“长动”集团承包天津碱厂自备热电站工程。根据于志安的筹划，这是他开展“三个一”项目运作的先例：给我一块地皮，一张支票，到时交给你一把完工钥匙。于志安将各项具体任务在下属成员单位中分项承包，“做成了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非但如此，于志安甚至还破天荒的于1992年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兼并，将其变成“长动”公司建筑材料总公司，创造了“一个企业兼并一个局”的先例。

此时的于志安显得豪气冲天。为搞好长动集团，他先后从武汉“汽发”厂拿出4个多亿用于兼并，这些企业中不少与“汽发”厂的发电设备制造毫无关联：武汉照相机工业公司负债千万元，“长动”集团以兼并方式接收其全部资产和债务。

兼并武汉玻璃厂后，于志安先后投入现金80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原料。对此，于志安的解释是：没有不能涉足的领域，没有不敢干的事业。

各成员单位厂长、总经理由于志安直接委派，同时实行独立核算，以激发企业活力。出版于1988年10月的《走出夹缝》一书记载，于志安其时就鲜明地认为，当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客观存在两条“轨道”，一条由政府机构组织经济活动，一条由企业集团组织经济活动。

于志安说，前一种经济活动在我国显示出了种种弊端，“它只能在改善中保留，在保留中改善和消失。”在1980年代末期，于志安的类似言论明显超前，曾引发广泛讨论。

《走出夹缝》一书出版时首印12000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甚至因该书出版为“特等劳动模范于志安同志”题字赠言，一时江城纸贵。

时有著名经济学家将于志安的“长动”实践总结为“长江模式”，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还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造就大批于志安式的企业家队伍》的文章，推广于志安经验。

于志安最辉煌的时候，曾在“长动”大门口立起一座高达数米远远盖过大门的孙悟空塑像。胡训林介绍，“齐天大圣”正是于志安喜欢的性格。在《走出夹缝》一书中，于志安写道，行政机构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管理企业只要有一个法宝就可以了，那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对于企业，应当让它像“齐天大圣”那样大显神通，只要遵守政策、法规，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