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茶叶之发展pdf:也谈中国社会道德滑坡

也谈中国社会道德滑坡

最近在国内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肇事杀人案的审判。药家鑫在撞到受害者后非但不救，干脆下车，当场杀人灭口，连捅八刀杀死受害人。此案性质之恶劣引起社会公愤。但药案的审判过程却再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首先是法庭允许派发调查问卷问询所谓“民意”，在审判过程中有着明显倾向放过药家鑫的意图。其次是大陆央视对于“药案”的报道也明显有失偏颇，并通过所谓专家的解读将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定义为心理问题，渲染悲情色彩。

“我爸是李刚”的骄横野蛮之声尚未远去，如今“药案”又如此挑战公众心理极限，同样是正当芳华的大学生犯罪，同样是由于官方背景主流媒体对其报道失衡，似乎这两个案件正在变成我们社会公众道德水平滑坡的样本。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校园教育，而且处事未深，本应是这个社会最富有同情心，道德心的群体，但却发生如“药案”般惨绝人寰的案例。媒体应该是社会良心的风向标，却屡屡背犯天下之大不韪，逆民意而行事，混淆是非。虽然如今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可谓有目共睹，以致“堕落”已成为某种共识。但仍有一个词叫做“道德底线”。无论这个社会多么堕落，也该有一个最低限度，不至于再往下滑。而如今，这个底线似乎也正在被突破。

关于道德底线，有两张新闻摄影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似乎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一个是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苏丹》，他由此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照片呈现了1993年苏丹大饥荒时影像，饥饿无力的女孩和引颈欲食的秃鹫。照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一方面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另一方面，不少人谴责卡特不去救小女孩。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后不久，凯文卡特自杀。虽然获得了荣誉，但他仍然被内心的道德谴责，底线被突破后，他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去弥补。同样是获奖，《挟尸要价》获得第18届中国新闻摄影奖“金镜头”奖，素材来源于湖北荆州大学生为救溺水儿童牺牲，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竟然漫天要价，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后来有评论说，那一刻，那根绳子上绑着的不仅仅是救人者的冰冷尸体，更是中国公众道德的尸体。

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道德的民族。中国的道德理论较西方而言，内容更丰富。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道德圣人”孔子，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品德结构。他认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守道，二是修德。他把内心的品格与履行社会道德的行为结合起来，作为考察人道德的依据。“忠孝信悌，礼义廉耻”也成为我们古人们为人的基本守则，隋代以前，察举制——察孝廉、举贤者更是成为士人授官的根本。

三百年前，观尽了明末世风日下的顾炎武，曾发出如此感叹“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在顾炎武看来，社会道德即世道的高度取决于民众的道德。二百多年后孙中山创中华民国，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其前身四个口袋即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在民国廿三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也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在共和国初建之始，毛泽东更是引用过顾炎武《日知录》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诫告为官者。只不过现在，先人的告诫也已经被我们忘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似乎正在公众的悲叹中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

其实道德并未要求我们如同古代君子一般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凡对中国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刘备对其子阿斗的告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既是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也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出路。任何社会道德的建立，不是大刀阔斧式地改革和运动，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需要通过春雨细无声的滋润慢慢积累而成。这种维护心中道德标尺的做法也符合我们华人温润如玉的性格。《法华经》中曾说过"举手低头，聚沙为塔，咸开小善，成佛奚差"，以行小善来唤起公众内心的良知，聚沙成塔，长此以往，社会道德的回归才会有“相识燕归来”的那一天。最近在国内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肇事杀人案的审判。药家鑫在撞到受害者后非但不救，干脆下车，当场杀人灭口，连捅八刀杀死受害人。此案性质之恶劣引起社会公愤。但药案的审判过程却再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首先是法庭允许派发调查问卷问询所谓“民意”，在审判过程中有着明显倾向放过药家鑫的意图。其次是大陆央视对于“药案”的报道也明显有失偏颇，并通过所谓专家的解读将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定义为心理问题，渲染悲情色彩。

“我爸是李刚”的骄横野蛮之声尚未远去，如今“药案”又如此挑战公众心理极限，同样是正当芳华的大学生犯罪，同样是由于官方背景主流媒体对其报道失衡，似乎这两个案件正在变成我们社会公众道德水平滑坡的样本。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校园教育，而且处事未深，本应是这个社会最富有同情心，道德心的群体，但却发生如“药案”般惨绝人寰的案例。媒体应该是社会良心的风向标，却屡屡背犯天下之大不韪，逆民意而行事，混淆是非。虽然如今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可谓有目共睹，以致“堕落”已成为某种共识。但仍有一个词叫做“道德底线”。无论这个社会多么堕落，也该有一个最低限度，不至于再往下滑。而如今，这个底线似乎也正在被突破。

关于道德底线，有两张新闻摄影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似乎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一个是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苏丹》，他由此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照片呈现了1993年苏丹大饥荒时影像，饥饿无力的女孩和引颈欲食的秃鹫。照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一方面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另一方面，不少人谴责卡特不去救小女孩。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后不久，凯文卡特自杀。虽然获得了荣誉，但他仍然被内心的道德谴责，底线被突破后，他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去弥补。同样是获奖，《挟尸要价》获得第18届中国新闻摄影奖“金镜头”奖，素材来源于湖北荆州大学生为救溺水儿童牺牲，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竟然漫天要价，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后来有评论说，那一刻，那根绳子上绑着的不仅仅是救人者的冰冷尸体，更是中国公众道德的尸体。

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道德的民族。中国的道德理论较西方而言，内容更丰富。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道德圣人”孔子，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品德结构。他认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守道，二是修德。他把内心的品格与履行社会道德的行为结合起来，作为考察人道德的依据。“忠孝信悌，礼义廉耻”也成为我们古人们为人的基本守则，隋代以前，察举制——察孝廉、举贤者更是成为士人授官的根本。

三百年前，观尽了明末世风日下的顾炎武，曾发出如此感叹“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在顾炎武看来，社会道德即世道的高度取决于民众的道德。二百多年后孙中山创中华民国，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其前身四个口袋即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在民国廿三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也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在共和国初建之始，毛泽东更是引用过顾炎武《日知录》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诫告为官者。只不过现在，先人的告诫也已经被我们忘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似乎正在公众的悲叹中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

其实道德并未要求我们如同古代君子一般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凡对中国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刘备对其子阿斗的告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既是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也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出路。任何社会道德的建立，不是大刀阔斧式地改革和运动，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需要通过春雨细无声的滋润慢慢积累而成。这种维护心中道德标尺的做法也符合我们华人温润如玉的性格。《法华经》中曾说过"举手低头，聚沙为塔，咸开小善，成佛奚差"，以行小善来唤起公众内心的良知，聚沙成塔，长此以往，社会道德的回归才会有“相识燕归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