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中国为啥流行大合唱？

作者：帅好     发表日期：2011-05-23    

内容提要： 好在，参加合唱的人只要克制内心的厌恶，不去计较自己也不相信的歌词，把唱歌当做锻炼身体的减压运动或释放式的喊叫运动，白领感到些许快乐，蓝领领了一些加班费；最酷就是大学生，打到土豪，分田地；谁是土豪，谁分了田地？对每一个歌词的来历，一问三不知。

　　1、被赐予的歌唱自由

　　像花钱建造政治方向最正确的鸟巢、红旗下的蛋（国家大剧院）和央视大裤衩一样，中国最近有一道也需要花钱复活的风景——世界之最全国比吼——大合唱。

　　这种人山人海的合唱，早先发生在颂扬君主恩典的祭祀中；后来由于天朝各帝王频繁地更换，传播技术手段也有限，上一个曲子尚未在全国流传，王朝已被推翻，因此很少有皇帝的颂歌流传在民间，只是读书识字的奴才，把它记载在皇帝家书中。在古代民间的歌唱中，很少有高兴的时候的合唱。合唱在中国民间也大都是在祭祀或家人去世哭丧时使用。

　　近一百年来，皇帝制度在顽强抵抗民意2000多年后终于没有了，合唱有时成了一种壮胆的艺术，如，近一百年内在各类军阀屠杀学生的各种广场、街头；抗张时吼声赛过黄河的军队，杀敌指数一般很低；相反到了内战时代，谁吼的凶，杀的也越凶；这种情况与文革中集体高烧、高吼成正比。

　　文革这10多年可以说高吼型合唱特别风行，风行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来说应该是政府提倡全体中国人民，以集体主义革命的方式和面貌，来表达内心的激情、力量，或者疏通由于反对接吻、打扮等带来的生理分泌障碍、压抑等等，而不提倡像《建国大业》里蒋介石独裁制度下，允许周恩林一个人在台下这样高吼，“反对一党专政，要民主政府。”

　　近30年来，年年小规模的合唱偶尔还是会出现，一般密集发生的时间，通常是某个纪念时期，纳税人放声歌唱伟大、光荣的党，一本正经、发自肺腑地奉承腐败尚未横行时的那个可爱的天上的国家。

　　毫无疑问，排练数月、场景宏大的大合唱，从来无需纳税人同意，党和政府说举办就举办。有首歌唱到，不要问谁代表了人民的今天，月亮代表你的心愿。莎士比亚曾经说，“这是疯子给瞎子引路的时代”。但我不能同意莎士比亚的说法，他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我们的国情。

　　假如在30年前，想歌唱党和祖国，还需要审查政治出身才能参与，现在仅需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歌唱，不携带危险品即可平等参加。天朝最正确的的舆论机器，自从被定时定点骟除监督功能后，歌喉歌唱功能发育特别强大，动用卫星也十分方便，一夜之间就将来自各省、直辖市组织精密、训练有素的歌声和喜好，强加给了雄伟的社会。

　　这样，个人的情感思想被注入复活了的红歌，以确保每个听到歌声的人，油然而生一种预设的、模具般的效果，被讲着春天的故事，被引入新时代，被就业100%，被提升工资20%。

　　在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终于牢牢掌握了自由歌颂指定对象的权利。换句话说，地富反坏右臭老九的后代们，在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时候，已经获得有特殊条件的歌唱权，这大概是仅次于生存权的最大人权——我们昂首挺胸迈入公仆和人民享受同等歌唱权的新时代。

　　通俗地说，这个时代里就是，一样荡起双桨迎着朝阳去医院挂号，一样病症，却分有干部和普通病房。一样的治疗，却有免费、部分减免和全额自费各类标准。窗外吹着凉爽的社会主义轻风是平等的，但刮入农村的，是每月3元钱的社保，而刮入城市，别墅价格早超纽约地产。

　　对人权的宣示，表现在这歌声里，其意义不在于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奴役状态，而在于给所有人注入一种宏大的民族尊严意识——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主宰，个人的权利由强大的政权赐予。你不会不说我们进入伟大的新时代。唱吧，尽情地唱吧，谁说中国不高兴？

　　2、红歌为啥需要反复合唱？

　　不断变化的社会，使人们失去了方向。一个真理被重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

　　赛奇-莫斯科维奇说：人们像社会动物一样聚集在一起。他们沉醉于从过度兴奋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的神秘力量，然后又逐步进入易受暗示影响的状态，就像那种由药物和催眠术引发的状态，只要在那种状态中，别人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别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他们甚至会接受最没有意义的劝告和训导。P29

　　唱歌有利于帮助年老的人回忆往事，帮助年轻的人走进幕后导演希望进入的角色。毛主席当年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中有两层意思，一、个人已经消失；二、虚拟主人公——人民，获得万岁。换个角度看，就是通过规定的线路和舆论宣传、引导，把成千上万个人的思想变为标准化的人民思想。

　　素不相识的人，只因唱着相同的歌声，就能进入预设的昂扬氛围，忘记任何个人，而变成一部机器的零件，“当他们站在街垒上时，在社会贤达看来，就像一个巨大可怕的魔鬼在歇斯底里地吼叫。”

　　这些唱歌的人，一般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有组织的。这种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记录革命和历史的旋律都充满了一种虚假的豪情。这种豪情与眼下的生活，几乎没有联系，而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也充满欺骗和故意自我崇高。那些歌曲的词作者，用一大堆奉迎溜须的套话，比如红军是干人（西南地区指穷人）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实在是天字第一号谎话。前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录在写到长征进入藏民区中，这样写到：“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

　　关于打土豪分田地一说，相关的研究文章已经太多，历史已经记下了，手无寸铁的人对巨大的无赖集团开口，也只能说这个话了。造反那一套，我是不主张的。

　　之后数十年如一日，在内战、饥饿和贫穷中，群众除了有饿死的自由；自己劳动的果实被社会主义制度随便掳走的自由；再有就是官僚极权群体，垄断社会资源的自由。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唱什么“十送红军”，“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充满暴力内涵的歌曲，也不怕坏了“安定大局”、“和谐社会”的名号。自上而下搞宣传的人——对了，与国际接轨的对应说法是——有中国特色的媒体和记者们，其智商已经低到把主流宣传弄到人见人烦的地步。好在，参加合唱的人只要克制内心的厌恶，不去计较自己也不相信的歌词，把唱歌当做锻炼身体的减压运动或释放式的喊叫运动，白领感到些许快乐，蓝领领了一些加班费；最酷就是大学生，打到土豪，分田地；谁是土豪，谁分了田地？对每一个歌词的来历，一问三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