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香水:（独家）为什么自己的首都我们只能暂住？！

　　另据2001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经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草案）》，已正式提交第九届广东省人大常委第29次会议审议。并将上报国务院，以改革现行收容遣送制度，使之恢复成以保护人为目的的救济制度。

　　尽管我们从新的措施看到了希望，但还是看不到暂住证制度消亡的尽头。

“没证就抓你去昌平拉沙，然后滚回家。”

　　就在2001年11月的一天，记者在外采访时，接到一位湖南老乡的电话，说他妹妹是我中学同学，因来京打工未办《暂住证》而被收容。当记者回忆起这位姓吴的同学再联系对方时，电话那边说妹妹已被遣送回家了。

　　在“暂住问题”上，记者还记得初来北京时，就有人告诫：“不赶快办《暂住证》，小心被警察抓到昌平，然后靠拉沙赚了车费，再滚回家去！”如今，当设身处地地将目光焦聚“收容遣送”时，记者发现其背后隐藏着许许多多打工者的心酸故事。

　　与三个月前的那次相比，记者2001年12月5日再度踏入北京清河，无论身份还是心境，都已大不同了。对于居住了一月有余的“故里”，记者很快将自己融入到小镇的民宅街巷里。

　　安徽籍的阿祥在清河租了个铺面，经营服装。但找他不容易，因为近段以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阿祥既要忙生意，又要打听被收容了的父亲的下落。记者是在与街道边的摩哥们神侃时，听说阿祥这个人的。足足两个小时，记者才捱到中午，并以请客为由约阿祥谈谈。

　　初见阿祥，那张“刻版式”国字脸，给人以版权所有不得翻版违者必究的情形。事实上，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都有他这张土脸的“克隆品”。在小餐馆里，记者从阿祥那浓重的口音和地道的方言中“翻译”出他的遭遇——

　　阿祥先说了家乡的情况。因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也因为土地稀缺，阿祥乡里的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并因此造就了名震一时的“徽商”。2000年10月，阿祥经老乡介绍，来北京做生意。但阿祥还不能列入“徽商”的行列，因为他做生意赚得少，赔得多。考虑到父母年岁大了，没人照顾，干脆于2001年2月将二老接到了北京。

　　阿祥说，一个外地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7种。除要具备户口所在地办理的《流动人口证》，每年缴纳50至80元管理服务费外，要在北京办理《暂住证》，办理该证每年需缴纳管理服务费180元，每证工本费8元；《就业证》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180元，每证工本费5元。再将《健康证》、《婚育证》、《职业资格证书》等办齐，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令阿祥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到大城市不过是打工而已，凭什么得交这么多钱换取“打工资格”呢？

　　不过，阿祥的房东说了，自己有朋友在城管工作，不怕出事。所以阿祥自己办全了各种证件，考虑到父亲偶尔活动在清河与昌平之间，便办了半年的暂住手续，省却了母亲的“暂住身份”。也正是房东这种“心照不宣”的“照顾”，才为阿祥一家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开始半年里，阿祥一家都相安无事地生活下来了，自然放松了初来时的警惕。2001年8月1日，北京市统一换了新的《暂住证》。阿祥的父亲没有再补各类证件了。11月中旬，派出所检查打工者的换证情况，就这样，才有了阿祥父亲的一夜未归。然后是第二天……直到第三天，阿祥才意识到父亲可能被收容了，便托房东去派出所打听情况。房东的意思很明确，说这事需用钱打通关节才好办。阿祥便给了房东300元钱。

　　谈到钱的问题上，阿祥并没有马上接下话题，而是草草地吃起了饭。末了，问记者能否将剩下的饭菜打包，好给老母亲带回去。记者应允了，并加了点吃的，就尾随阿祥回到他的住处。

　　在一低矮而破旧的小平房里，记者看到了阿祥的母亲。阿祥母亲约摸60岁，那一脸的皱纹足以明证中国五千年的沧桑历史。问题的关键不仅如此，还在于她将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分属中国农民的那部分笼而统之地混淆为一，从而导致了她与阿祥在“收容事件”的处理态度上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阿祥的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向记者补叙了“收容事件”。

　　房东说，他托关系在清河派出所打听，并没有关于阿祥父亲被收容的消息。可后来又说，要赎父亲要去昌平看看，得以2000块钱的中介价格成交。

　　本来那300块就花得不明不白，再赔上2000元，怕也塞不住那“无底洞”。阿祥的母亲是坚决反对去“赎”的。她甚至觉得那300块都花得太冤枉了。“遣送就遣送吧，送走了就不用交钱了。这样算起来是划得来的。”阿祥的母亲干脆骂起了自己的儿子。她说，除去正常生活开销，还有房租、水电费、工商管理费、办证费……一年下来不见得就攒得了2000块钱呢！

　　关于阿祥父亲被收容的故事只能就此打住了。但有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阿祥的父亲到底在哪儿？这是记者所关注的，更是阿祥所关心的。这么久了，家乡那边因通讯不方便，根本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这边拿不出钱，就无法从派出所得到消息。阿祥认为父亲可能被抓到昌平拉沙去了，这种说法很像人们流传的那样。

　　“等到年底铺面租期一到，就回老家。”阿祥这样表示了他的态度，而脸上堆满了无奈。现在，他最担心的是父亲。不过，阿祥的母亲却固执地认为，他们这代人什么都经历过，这收容能有多大的事呢？

　　这话惊得记者云里雾里不知情理。

　　在清河地区外来人口服务中心的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几年来，外地来京人为北京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是首都的“荣誉市民”，成为首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首都的“荣誉市民”，真诚地希望珍惜“荣誉市民”的称号，模范地遵纪守法，自觉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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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该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加强对外地来京人员的管理，对社会治安、市场秩序、环境卫生和计划生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民工的特殊性，自然是管理的重中之重，那“《暂住证》就是为他们设的”。记者根据阿祥提供的情况，试图寻找其父亲。未果。当问起与“收容遣送”有关的细节案例时，工作人员对记者起了疑心，所以只字不提。

　　为了再探虚实，下午2点，记者依阿祥所说赶往昌平。在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打听到，位于昌平与清河之间的沙河，有一个收容所。记者再返程赶往沙河的郊外。

　　要不是路旁一交通指示牌上写着“东城看守所”字样，记者还真找不着所谓的收容所，因为看守所并没有任何门牌。很显然，这里的看守所就成了收容所。

　　尽管此时快到下午5点了（门卫说早已下班），看守所的大门依然围有几拨人，以及四五辆的士。从谈论的话题看，这些人都是来打听被收容人的消息的。但绝大部分都是满怀希望而来，却在门卫的三言两语中失望而归。留在后面的两个青年，似乎很懂“江湖规矩”，一番“殷勤”和“意思”后，终于成功地撬开了门卫的金口。记者也搭帮这个机会，从谈话中整理出另一个不太完整的“收容故事”来——

　　故事从2001年10月29日开始，地点在北京。那天，河北籍的打工妹王某在北京站被警察带走后，就一直不见踪影。王某的家人得知其被收容，已多次在老家张家口的收容所打听，但均没有王某的消息。据说，期间的某天，有北京的电话找王某的父母。可惜其本人都没接到。后来他们按电话号码反打过去，对方说是北京某一工地；之后再联系时，被告之为公用电话。得不到任何消息，焦急的王某父母只好托人来京找人。

　　尽管青年有“礼”和“理”在先，门卫并不买账。其强硬的态度表示，必须拿到最初抓人的那个派出所开具的证明，才能查人。青年的说法是，已经去派出所跑了三趟，对方不给查人，要开证明更不可能。也不知怎么了，后来两青年便与门卫吵了起来。在记者的再三劝阻下，才离开了收容所一起上了出租车。尽管记者试图从青年嘴里得更多的细节，并表明了身份，表示愿意帮忙，但青年并没有合作的兴趣。想想，倒也是，你记者区区一介文夫，空有一份心，没“飞檐走壁，夜行千里”的本领，你凭什么帮人？

　　望着渐渐黑了的天幕，感触着逐渐悲凉的心，记者只能赶上回城的晚班车。

　　然而，采访并非因此而结束。当记者回顾这一天的经历，一个个感叹号被扭成了大大的问号——民工到底在这座城市处于怎么的地位？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如此经历？

　　一位同事这样向记者表达她的观点——一个拥有正式户口的北京人的一天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几乎从未谋面的来自江西的送奶工人天不亮就将鲜奶放在你家门口；家在河北的小保姆吃早点时问你晚餐吃什么；隔壁的安徽女孩在同乘下楼电梯时，告诉你今天的天气情况；拥挤的地铁上，在你身边默记英语单词的人，左边的小伙来自湖南，右边却是内蒙古的姑娘；办公楼门口，你向来自云南的保安出示证件；而办公室里，与你朝夕相处的上海籍、河南籍和江苏籍同事向你热情招呼……外地来京者已经空气般充实着这座大都市的正常运转。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同意上述观点。他说，外来民工主要从事首都的建筑业和服务业。事实上，民工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北京人自己不愿意做的，比如下水道清洁工等工作。又比如，每逢春节，一些外来经商者回家了，大多数北京人就会感觉到购物上的不便利。这说明外来人员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应该受到尊重，合法劳动应该得到保护。而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湛中乐认为，收容遣送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歧视色彩，包括职业性、区域性歧视。

“暂住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北京，自从这座城市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华，并成为中国文明标志和主要源泉的完备空间后，就以强大的磁力吸引周围的人们丢下锄头，走进城来，将自己的命运作为赌注，投入这个据说会产生奇迹的庞大的老虎机，从而改写着“围城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不想出去。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外来人口已达300万，而北京市的常住总人口为1381.9万人。外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北京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外来人口增加占总增加人口的70.4％，换句话说是，北京每增加100人就有70多人为外来人口。而在这300多万流动人口中，从事务工、经商、服务等达200万人。

　　如果我们以知识层面来衡量，那外来人员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前面所述的民工，一是知识分子。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把外地来北京寻求发展又未登大雅之堂的知识分子，称为“北漂人”。这些漂泊者，以低廉的价格、亢奋的状态和玩命的精神在京城逐渐得到认可。他们有的甚至成为“知识英雄”。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是没有退路的；但他们又被堵在了城市的边缘。在进退两难中，他们野草般努力争取着生存的空间。

　　那么，在这一矛盾体中，他们的处境又如何？

　　在清河，记者找到刚刚从北京某高等专科学校搬过来的李素。面对记者关于“暂住问题”的采访，李素说最怕的是去办《暂住证》。到了派出所，听说你要办《暂住证》，那工作人员就不拿正眼瞧你：去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最令人气愤的是，办《暂住证》要居住证明。——这不是悖论吗？没有户口或《暂住证》房东不租房给你，可你没有居住证明，这里不给你办《暂住证》！不过，你有什么资格口罗嗦？再口罗嗦，遣送你回原籍！

　　如果身陷清河的李素只代表刚刚步入社会的“学子派”，那让我们将目光切换到一栋栋漂亮的写字楼吧，在这里，北漂人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是，在他们职业装的背后，谁又会想到他们每天还为“暂住问题”烦恼着？

　　“暂住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在中关村(相关,行情)的某科技大厦里，从事IT业的张先生这样对记者说。张先生甚至内行般介绍了《暂住证》的有关情况。目前，北京市的《暂住证》划分为A、B、C三种。其区别是：对来京3年以上、暂住就业正当合法、无违法犯罪问题的发放A证；对符合上述后两个条件，但来京时间1年以上不足3年的，发放B证；对来京时间不足1年符合办证条件的，发放C证。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为促进首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聘用的外地科技人员直接办理A证。另据北京市人事局消息显示，海外留学人员用的则由原本的《北京市（留学人员）工作寄住证》更名为《北京市（留学人员）工作居住证》。政府针对持有A证者，着重做好对他们的服务保护工作；对持有B证者，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自觉性；持有C证者则作为重点管理对象。

　　张先生很激动地列举了《暂住证》的一系列“罪状”。他说，哪怕是年薪百万的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们只有“暂住身份”，没有办法在北京办公司、买车，甚至没有办法在北京办信用卡和手机入网。事实上，短短的几句话，不知浓缩了多少人的麻烦与愤怒！张先生说，自己经常需要出国，必须回到原籍办理护照！这样，得经常为了签证而往老家四川跑。尽管自己拿的是A证，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因为A证一样不能办理出国护照。

　　张先生还说，自己最尴尬的事莫过于听别人说，外地人怎么怎么着，然后自己再隐讳地告诉对方：我也是一个外地人。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查证的时候。每每出示《暂住证》，总觉得自己是二战时的犹太人，因为《暂住证》上写着：请随身携带以备查验；要么就觉得自己是《红字》中的女主角，在胸前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标识：我是外地人。

　　潘先生原本在上海工作，因工作需要，临时调到北京。提起办证的事，他直说“头疼”。为了办个《暂住证》，他跑了3趟派出所都没办成。不是说缺了这“证明”，就是要补那“手续”。他打电话托上海的同事将办好的证明寄到北京，不料因事忙耽搁了几天，再去办时被告之证明已失效。“我就在北京呆1年，可办手续前后用了两个多月。”他无奈地说。

　　王轩似乎对办证问题习以为常了，因为有更令她头痛的事，那便是有关儿子的教育问题。王轩在北京有着12年的“漂龄”。8年前，她与北京一小伙子结婚。算起来，她儿子的年龄与自己的婚龄可以划等号。可儿子一出生就是“黑户口”。随着儿子渐近上学年龄，王轩开始奔波。她找到住所附近一家学校。校长说：“你儿子要想进我的校门，要等到北京本地的报名学生空出位置才行。当然，前提是还得交2万元赞助费。”王轩透露，在北京，各个学校的赞助费相差是很大的。一所教学质量中等的学校1年的赞助费也得几万元，像清华、北大的附属中学赞助费更是天文数字。

　　儿子与小区的北京孩子一起长大，一起上幼儿园，如果不能让他上小学，你怎么解释？说清吧，孩子又会怎样看这个社会？狠下心花钱进了公立学校，又有了新问题：儿子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却从未得过“三好学生”；而比他明显逊色的同学都入了少先队。尽管北京多数公立学校对外来人员子女的安置政策是“积极安排，妥善解决”，并尽可能地将孩子们一视同仁，但还是在太多的地方让孩子们意识到自己借读的身份。据说借读生从来就与“三好学生”和“少先队员”无缘。“儿子既是借读生还是二等公民。”王轩愤怒地说。

　　事实上，更多的孩子连借读的机会也没有。据《北京晚报》报道，目前我国约有720万家庭迁徙，与之相伴而来的是近300万流动儿童，他们普遍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仅北京13万适龄流动儿童中，入学率仅为12.5％。另一方面，北京市的小学生1年的赞助费总额接近10亿元，大约相当于北京市小学教育经费（20.16亿元）的50％，而且赞助费的金额和交纳比例还有逐渐爬升的趋势。

　　难怪夏学銮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知识阶层比民工拿的钱要多，工作条件也要好几倍，但本质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样只是“准城市人”。夏教授还认为，外来人员在建设着这个城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加盟，已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量。事实上，大量外来知识分子涌入城市，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也带来了大量新鲜的空气和活力，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也丰富着城市的色彩。城市人对“民工白丁”甚至“知识英雄”的歧视，不是以个人品质为依据，而仅以其成员资格进行判断，是背离人性的。

“为什么自己的首都我们只能暂住？”

　　当透视“北漂族”这个边缘群体时，我们无法不为他们欢呼，他们正以渐进的步伐和野草般的力量催生着中国二元结构的裂变；我们更无法不为他们呐喊，仅仅为了争取平等的生存权，他们怀揣难言的隐痛和殉道者的悲壮东奔西突。

　　然而，北京的宽容度和张扬力同北京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夸张性紧紧相连，相互辉映。中国封建主义的“终结岁月”与共和国的首都意识赋予这座城市得以长久优越的资本。这直接导致作为“荣誉市民”的任何外地来京者，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感受到“荣誉”。当他们走在大街上时，会被盘问，并无时无刻不在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准备着。“荣誉市民”总在被警察守株待兔般带走，既而被收容遣送。被抓不是由于他们偷鸡摸狗或杀人放火，仅仅因为身上没有那张《暂住证》。

　　如果我们将来京打工者的希望比拟成“射线”，现实带来的却仅仅是“线段”。“线段”可以容纳的时间和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而左右这“射线”变成“线段”的关键因素就是诸如《暂住证》之类的一纸文书。很显然，《暂住证》成了流动人员的紧箍咒和脆弱的护身符，是尊严所系，自由所依。这“暂住”两字，更是时时提醒每一个外地来京者：你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而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公民，更深刻意识到在自己的首都也只能暂住！

　　北京市公安局的刘蔚主任透露，目前，北京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还依据原有的政策条文。我们不妨将这些条文再温习一遍。——1982年，国务院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收容的对象是那些流浪街头的乞讨者，带有浓厚的福利色彩。并规定收容由公安部门负责，遣送则归口民政部门；1991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1999年9月，北京实施《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北京市公安局也出台了《关于清理整顿外来人口的通告》。《通告》规定，对在北京市的无合法身份证明、无合法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外地来京人员，责令在通告发布10日内离京返乡。

　　但是，各规定并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制。制度的模糊必然导致执行中的摇摆，这对负责收容工作的公安机关而言，意味着极大的灵活性。事实上，以案件为资源的“执法产业”，已成为一些公检法以及工商、环保、审计等部门新的“经济增长点”。据说为了争食这块“唐僧肉”，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与民政部门就闹起了矛盾。

　　《南方周末》的报道显示，全国共有流动人口约800万，按办理《暂住证》每人需交180元管理费计算，1年就是14.4亿，其实际还远不止于此。而民政部的消息则透露，全国700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就有一百多万人被收容遣送回原籍。而这些被收容人员，真正属于需要社会救济的不到总数的15％。截止去年年底，北京全年收容“三无”人员29.5万人，查处外来无照游商摊商25万余人次，罚款930万元。但是，钱是交了，为什么一些城市郊区的环境还是一团糟？为什么街头的乞讨者屡见不鲜？那笔天文数字一样的罚款又用到哪去了？

　　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始终无法了解到收容遣送过程中的细节。据“行内人士”透露，在收容所与收容所的交易过程中，是要收取“工作费”的。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南风窗》喻此为“一级批发和二级批发”，更令人辛酸的说法是“卖猪崽”。

　　有专家认为，暂住证制度与我国实行“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如出一辙。值得一提的是，暂住证制度比户籍制度有着一层进步性：户籍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外来人员的身份，那堵“城门是森严的”。而《暂住证》仅限制了外来人员在城里逗留的时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成了户籍制度的“帮凶”。

　　安全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只能“暂住”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秉承救济的本义，听听被收容者的意见？就拿记者那位姓吴的同学来说吧，她被遣送回家后，又立马去了广州。是她真想在外漂吗？当然不是。吴同学中学一毕业，就再没读书了。那边的中学已好几年没有出过大学生了。据说有人自学考了个本科，毕业出来一样没有工作。家里呢，等长辈老去，再没人去经营那贫瘠土地。加上农村严重的苛捐杂税，外出打工成了农村青年的惟一选择。

　　早在2001年9月，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韩光耀透露，北京市人才市场的社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北京市“普遍推行居住证的条件已成熟了”，实行“先进人、再纳入管理”的模式是比较现实的做法。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能实施？而在广州积极行动的同时，北京在做什么？随着外来人口问题的凸现，北京的媒体不断地呼吁北京市民不要歧视外来人口，这当然是北京人文明进步的表现。但如果不能主动地帮助外来人口有机地融入北京社会，这种歧视将很难有根本性改变。当然，更好的方法便是从“源头”给予解决。那样，毫无疑问，“三无”问题就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正是基于这些，记者才在开篇说，“尽管我们从新的措施看到了希望，但还是看不到暂住证制度消亡的尽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马怀德表示，改变我国收容遣送的现状，应由行政行为向准司法行为转化。但是，在前不久的一次收容遣送工作法制建设研讨会上，有人又建议，要把收容遣送的立法纳入正在制定中的《行政强制法》中加以规定。这么说来，就算是不合法的现象，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合法化了。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我们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什么时候才能再少点“官气”，做到“有求必应”呢？再退一步，就算法律是完善的，谁能保证执法者能善待“流浪的人们”？

　　我们期待着，并一直关注着！

　　（作者为《中国商报》记者，授权搜狐财经独家刊发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