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小人简笔画:《走向共和》严重歪曲历史（转凯迪社区）

  陶醉 于 2010-12-12 14:27:1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影视评论　　一、如此“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电视剧《走向共和》，顾名思义是要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告诉观众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是谁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然而看完了这部长达59集的大制作，却不能不令人感到愕然，历史竟然被如此随心所欲地颠倒、歪曲。该剧的编创者声称，这部电视剧是“以历史事实为主”，是“历史真实，情节的真实”。其实并非如此，该剧呈现给观众的是：真正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边缘化；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中心化，占据了全剧的中心地位。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伟人。人们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但是在电视剧中，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居于边缘地位，被淡化、矮化。在电视剧的前半部，李鸿章是主角，孙中山只是一个小配角。他出场的次数不多，先后在康有为万木草堂的课堂上，李鸿章的餐桌上纵言革命；在广东巡抚衙门前、在清兵阻拦下楞剪辫子；打算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却被会党头目骗去两万元，起义未成；重返檀香山找其兄闹着要钱，准备再发动起义，等等，给人的印像是幼稚、不切实际的空论、暴躁、蛮干、情绪化而缺少理性。对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共和革命运动，也是轻描淡写，或避而不写。如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共和革命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然而观众从屏幕上所见到的画面，只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商量将兴中会、华兴会合并组成同盟会，草草了事；1911年的广州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孙中山说过：“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此之造成矣”，剧中也不予反映；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包括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深入工作，都没有展现，武昌起义就让人觉得太突然，一哄而起。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样庄严的大事，剧中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只表现了孙中山坐在汽车里在街道上开着，车旁女青年拿着鲜花摇晃，画外音朗读孙中山的就职誓词；其后，宣传车在大街上宣布临时政府法令，要国民剪辫子，废除跪拜礼，其施政仅此两件。这些无非告诉观众，所谓“走向共和”，建立共和国，如此而已。难怪剧中的杨度批评孙中山搞共和革命是“不适时宜”，搞糟了。

　　至于普通群众，在这部电视剧里更是没有他们的地位，难得出现过的是义和团民在烧香、画符的愚昧、迷信的场面，而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斗争却没有任何反映。《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作一些变革，实施“新政”，“预备立宪”，从而加捐加税，勒索人民，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民怨鼎沸。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和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至1911年，全国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遍布全国城乡的反清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有利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共和国的建立，离开遍布全国的群众反清斗争，是难以实现的。

　　电视剧的名称是《走向共和》，事实上贬抑的是共和革命和领导走向共和的人，赞扬的是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所谓“悲剧英雄”。这些左右中国政局，控制中国社会而使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越陷越深的统治者，却被打扮成都在“辛苦地为中国找出路”。他们不是民族罪人，而是“有能力”、“有作为”的“改革家”。他们要找的出路是君主立宪，这是比共和革命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如杨度说的，共和革命“不合时宜”，君主立宪才适合“国情”。编创者蓄意美化这些封建统治者，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段祺瑞对隆裕太后说的一段话。他说：“你是赞成君主立宪的，君主立宪与革命共和只是国体之争，都是为了救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革命对象和革命者，都成了“救国志士”，大家都一样，都是“人”，都有“人性”。这就是编创者所标榜的以唯物史观“指导创作”的结果？！

　　二、所谓“历史真实”

　　编创者说，该剧的创作是“以历史事实为主，存在合理的虚构”，剧中所提到的中国经历的几大历史事件和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是“历史真实、情节的真实”，“要把这部剧写得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就以李鸿章为例，看看是否果真如此。

　　李鸿章是这部电视剧前半部的主角，是编创者所着力塑造的，也是引起观众和评论者议论最多的人物。不论编创者有的说是“历史真实”，有的玩弄词汇，说是“以历史真实感，不是以历史真实性”，可以断言，李鸿章不是“历史真实”。

　　“以历史事实为主，存在合理的虚构”，对这样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正剧来说，这个创作原则无疑是妥当的。但是，电视剧播映出来的却与此相去甚远。为了美化李鸿章的需要，编创者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或随意裁剪历史，或作不合理的虚构，玩历史于掌中。

　　电视剧告诉我们，李鸿章要添置军舰，但因主持户部的翁同和作梗，致使经费支绌，北洋舰队不能发展，以至甲午战争中失败。实际上，海军经费支绌，主要不在于户部作梗，而在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主谋者是醇亲王奕和李鸿章。李鸿章除帮助奕挪用海军衙门开办费、常年经费等外，还以“购舰设防”的名义劝各省督抚集款，总共筹集白银260万两，陆续解至天津发存生息，所得利息专归颐和园工程使用。

　　李鸿章自组建淮军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后，扶摇直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0余年，成为清政府的重臣、权臣，掌握了军事、政治、外交大权，于朝政举足轻重。他一向主张“避战求和”，先是依靠英、俄的“调停”，“以夷制夷”，不作战备。“调停”没有指望，日本开衅，又是消极防御，“避战保船”，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在给友人的信中批评说：“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绸谬之不讲，调度之乖分，合肥（指李鸿章）真不能辞其责也。”李鸿章绝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悲剧英雄”。曾经是曾国藩亲信幕僚的赵烈文，在1875年（光绪元年）的日记中记载了淮军腐败的情况说：“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甲午战争失利时，严复也于用人方面批评李鸿章：“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婿张篑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之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此殆，呜呼，岂不过哉！”李鸿章在与被他视为“通家子弟”的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的谈话中，虽不无为自己辩解之处，但也袒露了一点心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及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李鸿章绝不像电视剧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忧国忧民，对国家民族负责，顾大局，不求私利。李鸿章的直系子孙于1904年分家时订立了一份遗产分配“合同”，这份“合同”不含金银财宝等动产，只涉及房地产之类的不动产。这些房地产分布于安徽、江苏两省，有数可稽者，计田产26处、房产22处，上海价值4万5千两白银的中西合璧房产1处、当铺1座，以及在安徽六、七个州县未注明数目的田产、房产还有多处。仅此可以看出，李鸿章堪称巨富，他究意是如何忧国忧民、顾全大局、不求私利的？

　　电视剧为了塑造一个好形象，对李鸿章不无“隐恶扬善”，突出了某些事实，抹去或虚构了某些情节。例如，甲午海战后，李鸿章被闲置，电视剧写他有一日去见慈禧，提出要到欧美游历，以增见识。其实李鸿章此次出国，并不是由他主动提出，而是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奉俄政府之命点的名，让他代表清政府使俄祝贺沙皇加冕。对沙俄来说，参加沙皇加冕典礼不是目的，目的是借此机会与李鸿章签订包括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以达海参崴（即中东铁路）在内的《中俄密约》。通过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把势力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据俄国参加谈判的财政大臣维特等人的记载，李鸿章在谈判中让步并在密约上签字，同沙俄的重金贿赂有关。办完这件事后，李鸿章才去欧美游历。把前面不光彩的事实抹去，变成他主动要求去欧美游历，形象自是不同了。又如电视剧描绘了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李不仅接见他，还同他共进晚餐，听他宣讲“革命”。其实孙中山的8000余字上书，只是希望通过李鸿章劝使清政府实行“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良，未及革命。但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接见。孙中山很失望，看见天津、北京的情况，深感清廷腐败无可救药，用和平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准备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再如电视剧展现《辛丑条约》签订会场的情景时，庆亲王奕劻看到条约上的内容后，手一直在抖，以致写不了字。这时李鸿章把笔拿了过来，对庆王说：“天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吧！”随后李鸿章慷慨陈辞，义正辞严地训诫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等人，说：“中国人为什么闹义和团，就是因为你们外国侵略引起的，你们现在要瓜分中国，告诉你们，那就会有更多的义和团。你们德国的军队在娘子关不是被打败了吗？”李鸿章视义和团为“匪”，主剿灭，但在电视剧中，他完全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不仅不认为是“匪”，而且正确认识到为什么会发生义和团的原因，称赞义和团抗击侵略军所起的作用，人们难免感到有点滑稽，禁不住会问：这还是李鸿章吗？李鸿章临终之前，形象是这样的高大，完美地画上了句号。只不过这是编创者欺骗观众的任意捏造。

　　电视剧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教科书要完全根据史实，不能虚构，电视剧则必须有虚构，不然就不成为历史剧，拍摄出来也没有人看。但是，既然是历史剧，就要受历史时代的制约，受历史事实（包括人物）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捏造，任意修改历史。不论写历史教科书也好，编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罢，都要对历史负责，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历史不是历史工作者的专利，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炎黄子孙们所共有的，大家都有责任，谁也不应该糟蹋我们民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