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医学教学大纲:白鹿洞书院学规55

白鹿洞书院学规
书院的学规，是书院师生必须遵守的基本章程。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最初没有明文规定，直至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条文也比较抽象概括。以后历代陆续补充，有的汀得比较详细，有具体的细则，尤其是对生徒品德修养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规定得十分明确。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外，还有《胡居仁规训》，《布衣章演为学次第》，《参议葛寅亮课语》，《主洞汤来贺学规》，《蔡宗充洞规说》，《主洞李应升洞规》，以及《督学王练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个之多，它们虽然都体现出忠于封建纲常的总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继承。周予同先生《中国学校制度》一书考证，佛教最盛行之时，每个寺庙就是一个佛学院，为了向佛徒传经布道，订有“清规”。唐代怀海禅师的《一百丈清规》，就是一部成文的禅林法规。    至于为学校专门制定的守则，我国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这个守则，不一定为管子手定，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经验写成的。它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内容庞杂，不易记诵，朱熹为之写了注说（见《朱文公文集读管氏弟子职》），并认为它只是“言童子人学受业事师之法”（《礼仪经传通解学礼》），即是一个小学生守则而已。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其本文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个简短的学规，集儒家经典成语，便于学者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总的来说，它要人们知道封建伦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赋，封建道德伦理是永恒的神圣的，人们必须循此为学。    对此，朱熹在学规文本之后，特地做了一番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封建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虽宗“心学”，但也不能不承认，“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从过去的经书中提取的。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间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作为“学规”，朱熹及其弟子并不是把它作为空洞的教条，教者和学者都努力按照“学规”的要求去做，教者为人师表，严格要求“为师者，能忠信笃敬，毫发无伪，训警恳至，语自肺腑流出，能致力于躬行实践，不专尚空谈，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增补宋元学案·慈湖学案·冯兴宗》卷74）教育学生时，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弟子程允夫“少却玩味践履功夫”，朱熹即要求他“讲了便将来践履，即有归宿”（《朱子文集》上册卷二）。弟子方耕道是个“迫急之人”，朱熹即要求方耕道“于日用语默动静之间，立规程深务涵养，毋急近效，要以气质为功”（《朱子文集》上册卷二）。郑可学“受学于朱子，以票性卞急，力于惩忿，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令问答，率前贤所未发，四方来学者，朱熹多使质正焉”（《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郑可学》）。朱熹教好了郑可学的“急性病”，并充当朱熹的辅导教师。    《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朱熹的高足弟子刘偏，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刘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这样《白鹿洞书院揭示》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的“教规”了。在此同时，一些朱熹的弟子及当时的学者也仿效《白鹿洞规》，制订了一些“学规”，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书院揭示》进行办学和管理书院。    朱熹的门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生徒所应用又能为官学学员所接受的《学则》，人称《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学员所采用。其内容为：    凡学于此者：    一、必严朔望之仪：其日味爽，直日一人主击板。始击，咸起，盟漱总栉衣冠。再击，皆著深衣或凉衫升堂。师长帅弟子诣先圣像前再拜，焚香讫，又再拜，退。师长西南向立。诸生之长者，率以次东北向，再拜，师长立而扶之。长者一人前致辞，讫，又再拜，师长人于室，诸生以次环立，再拜，退，各就案。    二、谨晨昏之令：常日击板如前，再击，诸生升堂，序立，侯师长出户立定皆揖，次分两序，相揖而退。至夜将寝，击板，会揖如朝礼，会讲，会食，会茶，亦击板如前。朝揖，会讲以深衣或凉衫，余以道服措子。    三、居处必恭：居有常处，序坐以齿。凡坐必直身正体，毋箕踞倾倚，交胫摇足。寝必后长者。既寝勿言，当昼勿寝。    四、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长者，毋背所尊，毋践闭，毋跋倚。    五、视听必端：毋浮视，毋倾听。    六、言语必谨：致详审，重然诺，肃声气，毋轻，毋诞，毋戏谑喧哗，毋及乡里人物长短，及市井鄙理无益之谈。    七、容貌必庄：必端严凝重，勿轻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轻有喜怒。    八、衣冠必整：勿为诡异华靡，毋致垢弊简率，虽燕处，不得裸祖露顶；虽盛暑，不得辄去鞋袜。    九、饮食必节：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非节假及尊命不得饮，饮不过三爵，勿至醉。    十、出人必省：非尊长呼唤，师长使令及己有急干，不得辄出学门。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人不逾期。    十一、读书必专一：必正心肃容，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    十二、写字必楷敬：勿草，勿倾敬。    十三、几案必整齐：位置有伦，简恢不乱。书筒衣筐，必谨肩钥。    十四、堂室必洁净：逐日值日再击板如前，以水洒堂室，良久，以帚扫去尘埃，以巾擦拭几案，其余悉令斋仆扫拭之，别有秽污，悉令扫除，不拘早晚。    十五、相呼必以齿：年长倍者以丈，十年长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尔汝，书问称谓亦如之。    十六、接见必有定：凡客请见，师坐定，值日击板，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师长，命之退则退。若客于诸生中有自欲相见者，则见师长毕，就其位见之，非其类者，勿与亲押。    十七、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弹琴习射投壶，各有仪矩，非时勿弄，博弈鄙事，不宜亲学。    十八、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择谨愿勤力者，庄以临之，恕以待之，有小过诃之，甚则白于师长，惩之不俊，众察师长遣之，不许直行己意。苟日从事于斯而不敢忽，则人德之方，庶乎其近矣。（张伯行《学规类编》卷一）    朱熹于宋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亲自为《程董学则》加了《后记》予以推荐。朱熹认为：“道不远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言能食，而所以训导之整齐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塾堂库术序之间乎。彼学者所由孝弟谨信，德进业修，而暴慢放肆之气，不设于身体者，由此故也。番阳程端蒙与其友董蛛其为此书，必教其乡人子弟而作新之，盖有古小学之遗意矣。余以为库序之师者，能举燕娜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于以助后五降德之意，岂不美哉。”我们看到这个《程董学则》的叙述就好像看到了封建社会那些文人模样，行则缓步，读书摇头晃脑，处事温文儒雅。引导那些文人学士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奴才。白鹿洞书院现尚存《朱子白鹿洞教条》附录《程董二先生学则》，刻碑于乾隆三年（1738），为南康郡守燕山董文伟、星子县尹山阴冯淳所刻。     朱熹的好友、理学家吕祖谦在丽译书院讲学时，吸取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精神，提出了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吕祖谦遗集》卷18）。    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俊者除其籍。    凡预集者，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游居必以齿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尔汝。    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壮。（箕踞，踱倚，喧哗，拥挤，谓之不肃，押侮，戏谑，谓之不庄。）旧所从师，岂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    毋得品藻长上优劣，瞥毁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乡间人物，称善不称恶；    毋得干渴，投献，请托；    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量，妄分清浊；    语勿袭，毋谈，毋妄，毋杂；（妄语非特以虚为实，如为期约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张大类是。杂语，凡无益之谈皆是。）    毋押诽类；（亲戚故旧或非士类，情礼自不可废，但不当押昵。）    毋亲鄙事（如赌博，斗殴，跳鞠，笼养，扑淳，酣饮酒肆，赴试代笔及自投两副卷，阅非僻文字之类，其余自可类推。）    这个规约，既有上课，考试的纪律，还有课外言行的规范；既有如何对待书院内事的规定，还有如何对待社会问题的规范；既有正面教育的要求，还有教育处罚的办法。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振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教条》颁于该书院，以贯彻他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思想，成为岳麓书院最早的正式的学规，对岳麓书院的教学，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的高足弟子陈毖，主持福建延平书院时，又把《白鹿洞书院学规》照搬过去，另一弟子叶武调郴州教授时，“一以白鹿洞规为诸生准绳”。（《增补宋元学案·沦州诸儒学案·叶武子》卷69)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及其他书院和学校的“学规”的制订，对后世书院和学校的学风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有利于书院和学校的管理，有利于生徒和学员的读书上进，同时也有利于封建社会读书育人，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的白鹿洞学规    由朱熹制订的《白鹿洞规》在明清时期继续推行，在不同时期，不同学人的办学，对白鹿洞规又有所补充。    明正统元年（1436)广东东莞人翟溥福奉命到南康（现今星子）任知府，正统三年（1438)，重建白鹿洞书院。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这是书院历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但是他尚未延师聚徒。   明成化元年（1465），江西提学金事李龄（字景龄，广东潮阳人）与南康知府何浚倡修白鹿洞书院。他对白鹿洞书院的办学提出了八戒（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8)：   “一、诸生人洞，悉遵文公教条，及董、程学则，真西山教子斋规，不可有违。‘    二、朔望行香，及每日早晚堂仪，俱依府县儒学礼式。    三、读书必循序，不可跳等。先读《小学》，次读《四书》、《五经》，及御制书，史鉴，各随资质高下。    四、诸生有过，先生喻之于上，朋友劝之于下，务令迁改，果冥；顽不俊，斥之，毋令阻坏学规。   五、凡上司按临，先生迎于枕流桥内，诸生迎于枕流桥下，路傍拱立。礼生引至延宾馆，唱礼。先生先拜，诸生次拜而退。早晚作揖亦然。送至迎处。若贵宾至，先生迎于贯道桥南，诸生迎于枕流桥内，行礼如初。    六、诸生不许拆毁门扇、窗权、板壁，擅自更改及损坏床、桌、椅、凳。亦不许纵令家人侵取本洞栽植，强砍附近人家竹木。    七、各生冬月买木炭，或是新出窑者，恐火气未息，今后买者，宜置四边空虚处所，毋令人近床壁及与柴茅杂处。慎之！慎之！    八、门子看守本洞诸件，供给香灯，洒扫，并夜晚提铃，以谨火烛。不许诸生擅自役使借办。”    李龄的《八戒》规定得非常具体，通俗易懂，有利在院师生和杂役掌握，既有利书院教学，也有利于书院的管理。李龄维修书院后，又聘余干布衣胡居仁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学。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曾从师于江西崇仁理学家吴与弼，学成后回余干，绝意仕进，不赴科举，建屋讲学于梅溪山中。胡于成化三年和十六年两次主持白鹿洞书院，重建了各种规章制度，手订《续白鹿洞书院学规》，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六），这是继朱熹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影响最大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他在每条之下都列引经书及先贤的言论，来告诫学者。其内容为：    一、正趋向以立其志。    二、主诚敬以存其心。    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    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    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    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这后三条，是要学者把学到的封建义理，用来修己治人。    从这六条规训可以看出，理学家们都以道德修养为教育的重心，仍然是《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翻版。    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任南赣巡抚，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令各县立社学，加强伦理教化，维护封建统治，特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精神，订立了《训蒙大意》和《教约》，合称《社学教条》。规定“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梯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王文成公全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仪，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以施矣”。并说：“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集·教约》），起到熏陶人的作用。这个《教条》，虽然是以强化封建伦理为宗旨，但其中某些教育方法，如要求注意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反对“鞭挞绳缚”的体罚方法，要求注意日常的品德检查，以及分班授课等，反映了教学方法上的发展，仍有可借鉴之处。    正德年间（1506-1521）江西提学副使高贵亨，到白鹿洞巡视，曾立《洞学十戒》（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八）。    其内容为：   一曰立志卑下。谓以圣贤之事不可为，舍其良心，甘自暴弃，只以工文词、博记诵为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谓不知为己之学，好为大言，互相标榜，粉饰容貌，专务虚名者。    三日侮慢圣贤。谓如小衣入文庙及各祠，闲坐嬉笑，及将圣贤正论格言作戏语，不盟栉观书之类。    四曰陵忽师友。谓如相见不敬，退则低毁，责善不从，规过则怒之类。五日群聚嬉戏。凡初至，接见之后，虽同会，亦必有节，非同会者，尤不可数见。若群聚遨游，设酒剧会，戏言戏动，不惟妨废学业，抑且荡害性情。   六曰独居安肆。谓如日高不起，白昼打眠，脱巾裸体，坐立偏玻之类。    七曰作无益之事。谓如博弈之类。至于诗文，虽学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观无益之书。谓如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集，但无关于圣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争。凡朋友同处，当知久敬之道，通财之义。若以小忿小利辄伤和气，与途人无异矣。    十曰无恒。夫恒者，人圣之道。小艺无恒，且不能成，况学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务，不宜数数回家。及言动课程，俱当有常，毋得朝更夕变，一作一辍。    “十戒”对生徒中的一些不好现象，如不愿学习圣贤，吹牛皮，图虚名，师友之间不尊敬，群聚玩耍，喜睡懒觉，作无益之事，读无益之书，读书没有恒心以及朋友相处不友好等等都进行了批判，作为要戒之列。    明万历十七年（1589），江西提学金事朱廷益又与南康知府田溶聘请南昌名士、布衣章演主持白鹿洞书院。章演，又名斗津，字本清，南昌人。一生以创办和振兴书院为己任。他在白鹿洞书院制订《为学次第》八条（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六）。其内容为：    一、学以立志为根源。他认为：“此志一立，此心恒存，一日千里，谁其御之？一念万年，谁其夺之？贯金石，通鬼神，树不朽事业，而无吞所生矣，不亦伟然大丈夫哉”。以说明“立志”的重要。    二、学以会友，辅仁为主意。他认为“志仁在己，辅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气，果专在求仁，不以纷华美丽荡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毁誉动情否乎？”说明“仁”对人的重要。    三、学以致知格物为人路。他认为：“玩圣经一篇，岂有二知，岂有二物哉？盖天下、国家、身心、意知、一物也。虽云为物不成，其实物有本末。虽云万物咸备，其实天则秩然。凡知止，知本，知 所先后，皆此物也。’，说明“致知格物”的关系。    四、学以戒慎恐惧为持循。他认为，“能戒慎，则精神敛于隐微独觉之内，惟精惟一俨然上帝之汝临，无忌惮，则精神逐于耳目见闻抹，愈浮愈荡，且不自觉其灵明之日丧也。即读书作文时验之，念驰则气昏，气昏则灵机窒塞，故记诵易忘，而词亦不达矣。可不慎哉。”说明“戒慎恐惧”的心理关系。    五、学以孝弟谨信为实地。他认为，“盖孩提莫不知爱，莫不能爱：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亲，不过取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长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长，不过取诸吾性之义，而目足也。’，说明“孝弟谨信”之重要。    六、学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检察。他认为，“善无穷尽，人多过差，忿心难除，欲念易动。”所以他要求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七、学以尽性至命为极则。他认为：“孔子自志学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尽性至命，信万世之楷范也”。他要求都向孔子学习“学以尽性至命”。八、学以稽古穷经为微信。他认为“仲尼至圣，犹韦编三绝，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尝废文学也。”提倡，’稽古穷经”。     章潇的＜为学次弟》八条，实质还是要人们“穷经稽古”，习儒家的经典，以为修身处事之要。    天启二年（1622），南康知府袁惫贞请推官李应升主洞事，并提出了《洞规》，现尚存四条（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六）。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诗家论“三偷”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其次为偷意，其次偷势。夫文亦然。一题有一题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辈名家已是糠秕刍狗，矧坊刻恶滥，连篇直书，拾残唾以涂眉，认尘羹为旨脔，彼此争剽而互夺，生机埋杀于纸刀，四端俱绝在穿窬下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                                                二、狭邪之游，此中绝少，饮博之习，似亦无多。惟是分金块肉，微利所归，动辄鼓唇，居间往来说合。肺肠一秽，荆棘丛生。诸士既有志洞中，其以清心听水观山，沉思默想，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毋以米盐鸡盘扰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笔刀张白日之械。其有一语关白，假公说私者，斥出会外，仍纪三等簿，以创其败群。    三、文无高下，几行即佳；妙旨难言，多作自遇。今一月止初二、十六两会，抒写几何。窃恐常业多荒，文心易断，因立小会，以二、六为期，即以大会一二名轮为会长、副，执笔评次，转送本县复阅。若会长、副拘情阿澳者，罚。诸生气骄心昧，以涂抹后言者，斥。    四、洞中一椽一木，俱关先贤遗泽。昔郭有道夜宿逆旅，明旦必洒扫而去。古人用心为此，诸生习业斯洞，务扫泉亭之落叶，远书舍之鑫烟，倘有秽污，山灵厌汝。    李应升的洞规对抄袭别人的文章，饮酒，赌博不良的习气，文会的会风以及书院的卫生都提出了一些规定，以使生徒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西巡抚安世鼎，提学道高演，分巡道查培继等委南康知府周灿重修白鹿洞书院。二十四年（1685）礼聘南丰汤来贺主洞事（汤来贺，字佐平，号惕庵，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汤来贺到书院时，年已80岁，他为了教好生徒，提出了《学规》，共七条（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六）：    一日专心立品。他认为：“君子，小人之分，邪与正、义与利而已。夫人不人于正，即人于邪，不喻义，即喻于利，人禽之殊，在几希也。”说明人的品德的重要。    二日潜心读书。他认为：“载籍极繁，自以（四书》（六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足以助学识，广见闻。”要求不仅要读《四书》《五经》，还要读一些其他有益的书刊。    三曰澄心烛理。他认为：“夫烛理既真，则凡事有所有操持，异端不得而惑之，荣辱不得而挠之，吉凶祸福不得而撼之。非力行之君子，其孰能与于斯哉！”说明明确了“理”，什么都不可能动摇。    四曰虚心求益。他认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也。”要求集思广益，多多征求别人的意见。    五实心任事。他认为：“思胞与之同量，则天下苍生之事，皆吾儒之责任也。有此实心，斯为有用之实学。他日出而为国必有功效之可传矣。”他要求任何时候都要想到国家大事，这样真正为国家做事的时候，才能真正担负起责任。    六平心论人。他认为：“律己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宽。使必求全责备，举世之大，宁有几人乎！”他要求对自己严格，而对别人不要求全责备。    七曰公合共学。他认为：“学者当求万物一体之心，视人之能 犹己之能，方是大公无我。”“乐人之善，即我善矣。朋友讲习之道，固当如此，是今日之与人为善，即他年在位时之推贤让能，休休有容者矣。”他要求人们做到“大公无我，与人为善”，这样的胸怀当然能搞好人际关系。    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85）江西提学道王综（字考斋，福建莆城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整顿洞学，对白鹿洞书院提出“戒”“勉”各八条（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八）。    戒八条为：    一、戒懒惰。学者惟日孜孜，犹恐不逮，若悠游玩忽，无振兴奋发之意，必难成事。   二、戒戏押。朋友以资切磋，德业过失，相规相劝，若嬉笑押戏，便无拘检敬畏之意，人必不端。    三、戒欺诈。洞中相交，非师则友，彼此诚信，方为有益。若起一毫欺诈之私，必至败群。四、戒矜傲。读书变化气质，谦恭虚己，学乃日进，若稍有一得，便自满足，矜己傲物，即使成名，亦非大器。   五、戒苟安。学问无穷，已精而益求其精。有等粗窥皮貌，便苟且自安，以为即可问世。自此自量，必并些须而亡之。    六、戒驰鹜。君子学问，有本有末。先从切实处下手，斯高远以渐而臻，方能得力。若一意驰鹜，将并其近者而失之。   七、戒忌嫉。质有敏锐，学有深浅。君子尽其在我，自是无可限量。若见人胜己，遂起嫉妒，见之言色，加之毁汕。此小人之肺腑，如何而可。    八、戒纤刻。士既立身名教，财利悉以义裁之，即躬处贫困，衣食宁从俭朴。必不可以小利小物动心较量。此谓斗瞥之器，品斯下矣。    王综的八戒，主要是从人的行为进行规劝，使人们消除徽惰、戏押、欺骗敲诈、骄傲、苟且自安、好高鹜远、忌嫉、小气等方面的陋事。    王综还提出了八勉，其内容为：    一、立志。士人终身品诣全在乎志。此志一立，鬼神亦不能夺。道德上也，功名次之。志富贵者，风斯下矣。    二、敦本。士子立身，孝弟为本。孝弟亏缺，即功名富贵不足齿矣。推之五伦，无一可忽。    三、主敬。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非敬则肆矣。敬、肆之间，天人、吉凶所由分，故处心积虑，无敢慢易，动止语默，莫非礼法。其人其学，庶几近之。    四、致诚。《中庸》日：“不诚无物。”《孟子》曰：“未有诚而不动者也。”况读书穷理，功在实际，可容一毫伪妄否？故忠信居中，则万事可成，万境无碍。    五、明经。读书以穷经为先。即作文，亦必以本经为雅，不止专经，为举业之正也。诸经大意，须要通晓。    六、学古。为人不法古人，必卑俗；为文不法古文，必卑靡。如聪明有余，《左》，《国》，《史》，《汉》诸书，以次观览。倘有余力，即唐、宋大家亦不可少。    七、专课。读书思取科第，则举业为目前之急。如遇课期，须如孤军逢敌，拼力一战，不可草草放过。    八、持重。学问得力，易于矜炫。若深沉持重，温养变化，境界正自无穷，一涉浅露，便无余蕴，勉之哉。    王练的八勉，是从封建社会的教育出发。其中的立志，敦本、主敬、持重、致诚，则是修身所需要，而明经、学古、专课，则是学习修业的需要。封建社会熟读《四书》、《五经》为进人仕途的敲门砖。而学习古文，对我们现在来说则应批判地继承，吸取其有益的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摒弃那些封建的糟粕，以免受到毒化。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聘乐安人原敬（本姓元字元功号辰斋）主白鹿洞事，手订《白鹿洞续规》六条：    一、居敬以立基。他认为：“盖敬为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根本也。静时不敬，则昏迷纷扰，无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时不敬，则怠慢放肆，无以行天下之达道。故为学以居敬为基，犹作室以辟地为基也。”说明居敬立基的重要。    二、随事以穷理。他认为：“理无形而著于事，事至绩而统于理。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细而食息、起居，显而礼、乐、兵、刑，微而鬼、神、性、命，莫不各有其理。学者既以居敬，则心静眼明，凡事之来，随其大小，微显必究其所当然，更穷其所以然，详审精察，务致其极。”说明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究”，“穷”其所以然。    三、眠勉以力行。他认为：“为学不力行，则知徒为知，无以有诸己。’，说明学了就要去做，不然学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四、严密以克己。他提到：“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从好路去，待得熟时，私欲自住不得，故曰果而确无难焉。”说明应对自己要求严格。    五、循理以处事。他认为：“顾凡事之来，必有一定之理。惟虚心以观理，是则行之，．非则止之，勿执己见，勿拘群情，勿以利害而易所守，勿以苟且而溺于俗，务使无过不及，归于大中至正而后已。’他要求人们坚持真理。    六、推己以待人。他认为：“弗责人以所难，弗苛人以求备，则施无不当，而行无不得矣。若自私自利，刻核不情，虽骨肉至亲，邀若秦越，即其己身所行反复矛盾，更不胜其违悖矣。皆不公不恕之过也。’，他要求想到自己，也想到别人，不要求别人什么都是全人而原谅自己。    以上学规，均载于清人毛德琦所纂《白鹿洞书院志》卷六之中。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以宣传理学为宗旨，但它们要求学者立志、会友，是有利于学生学业长进的，它们规定诚以待人，严于律己，无疑对学生品德修养地是有益的。    以朱熹《自咸洞书院揭示》为范本所订的学规，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纵观过些学规，无一不把德育放在首位，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明确规定了待人接物、言行举止的具体要求，撇开其中的封建内容不谈，它们提出了不少好的德育方法与教学方法，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