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乔丹肩宽:中国的“地主”为何斗不过“地王”？

中国的“地主”为何斗不过“地王”？

——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官商勾结

郭春孚

中国长期存在着一个怪现象，就是“地主”斗不过“地王”，房价年年涨，就是“地主”的个子不长。

拥有土地的农民和政府，就是中国的“地主”；购买土地的房地产商，就是中国的“地王”。在旧中国，虽然地主拥有不少土地和财产，但只能横行乡里，出了自己的村子，他就会失去胆气，变得谨小慎微，因为封建社会没有为他提供无法无天的权力。与当时的资本家相比，地主的地位低下，显得土气而可怜。那么，现在的“地主”与财大气粗的“地王”相比又如何呢？

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拥有土地的农民只有所有权，没有支配权，土地要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处置。近几十年来，房地产商迅速做大，小小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岂敢与其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尤其是“地王”早为他们准备了“好处费”，有了这笔巨款，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富人，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就被廉价处理了。

对于农民来说，什么时候垄断过土地？他们只能每月从村委会领几百元生活费，这就是他们的卖地所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每月领取的实际上是卖命钱。本来农民是“地主”，可以支配土地，现在却匍匐于“地王”的脚下，好像是房地产商把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让农民过上了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地王”成了“地主”的财源，农民对房地产商要感恩戴德。由此看来，“地主”还是斗不过资本家，还是“地王”厉害。“王”比“主”大的历史，何时才能改变呢？

全国政协委员梁季阳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官商勾结。

城市的土地本来属于全民所有，现在成了国有，实际上是属于当地政府所有。说“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言外之意是说地价太高。中国的地价太高了？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

地球人都知道，每一笔土地交易背后都隐藏着肮脏的行为，都使大权在握的官员成为先富起来的“带头人”。在房地产商的巨款贿赂下，地价一降再降，怎么能高起来呢？

中国的地价是扭曲的、畸形的。在我看来，每一笔土地交易的收入都要除以现有人口，这样计算才符合市场规则和宪法规定。假定土地收入是1亿，除以13亿，每一个人的平均数少得可怜；即使不除以全国人口，也应该除以当地人口。无论怎样计算，中国的地价不高。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地价比起来，中国的地价太低了，而不是太高了，但中国的房价上涨速度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可以说中国的房价是一路飙升。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北京四环至五环的房价为16409元/平方米，五环至六环的房价为9825元/平方米，六环以外的房价也达到7760元/平方米，最贵的楼盘售价高达7．2万元/平方米。2009年四季度北京楼盘成交价格30强全面进入“3万元时代”，排在第30名的天鹅湾名苑成交价格也达到33696元/平方米。东钓鱼台家园延续三季度排名第一，价格由66026元/平方米的成交均价上涨到70156元/平方米，涨幅为6.3%。

梁季阳说:“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近50%。为什么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地方政府总会或明或暗的‘托市’、‘救市’？”

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官员与房地产商穿着一条裤子，有着共同的利益。据了解，北京三环以外的楼房的成本约为3000元/平方米。这么低的成本，这么高的房价，是房地产商炒起来的，也是地方政府托起来的。所谓政府“救市”并不是救房地产市场，而是生怕房地产商赚少了，政府或明或暗地帮房地产商赚更多的钱，这样房地产商就会给官员送更多的“礼”。

不是政府垄断了土地，而是政府官员垄断了土地。市场经济的黑手将城市的土地送给了少数政府官员，使土地成了官员赖以致富的私有财产。所谓“土地财政”不是政府财政，而是官商勾结财政，是官商互相利用产生的一个经济怪胎。

这种黑色现象与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也有关系。房地产市场旺盛，就可以多卖地；房价高，就可以多收税。但这样的经济高增长只是徒有虚名，不仅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会起反作用。老百姓和收入是有数的，花在这里的多了，花在那里的就少了，将主要的收入用来买房，日常生活的支出就会减少，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由此可见，掌握着农民和城市居民命脉的政府并没有真正为他们带来福利，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质量并未好多少，城市居民也必须面对高房价，普通打工者一生也挣不下买一套楼房的钱。市场经济用一只黑手将土地送给了少数政府官员，又用另一只黑手将老百姓推入了贫穷的苦海。

就房地产市场而言，房地产商是真正的“地王”，在“地王”旁边站着的是政府。即使人民斗得过房地产商，也斗不过政府。这才是造成高房价的根本原因。

梁季阳说，房价快速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土地、房产的投机。近年来房地产商大肆囤地、炒地，“地王”频现。由于房地产的暴利，许多与建筑业并不相干的企业蜂拥进入房地产市场。包括一些大型央企纷纷涉足房地产业，并获利颇丰。

他还说，过高的房价和房地产的暴利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公平，败坏了社会风气，威胁了社会稳定，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过高的房价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阻碍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政策的落实。由于房地产行业占有国民经济中过高的比重，挤压了其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的资源分配、金融支持和发展空间，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房产泡沫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一旦泡沫破灭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他的这些观点我是赞成的。中国有房地产泡沫，但这个巨大的泡沫何时破灭还很难说。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10年内不会破，因为有两只手托着，一只是房地产商的手，另一只是政府官员的手。还有一个支撑就是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中国人多，又大批进入城市，房产市场在今后几十年内将始终存在需求大于供给的现象，对此房地产商心知肚明，所以他们宁可让楼房空置，也决不降价出售。

要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实现住有所居、安居乐业，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必须改变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由国家投资建设中小户型的楼房，而且要低价卖给老百姓，将住房分配作为一项全民福利。对那些不买房的城市居民和农民要给予政策性住房补贴。这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对策。

中国希望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住房难，解放“房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口太多了，在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迅速转移的情况下，想光靠市场手段扳倒“新三座大山”，无疑是“马歇尔计划”。必须按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针，对现行的住房制度进行改革，有力地挥动国家宏观调控这只巨臂，才能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合理分配。现阶段，要做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是不现实的，但完全可以做到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差距内分配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想要实现社会公平吗？那就请先做到合理分配。

富人住在豪华的别墅里，让老百姓每户有一套简陋的一居室住，这还不行吗？

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住房制度，是只为少数富人建房，还是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有房住？这是划分富人住房制度与大众住房制度的“分水岭”。

如果政府管不住房地产商，或者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穿一条裤子，住房难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新三座大山”将可持续地屹立在老百姓的家门口。

谁是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第一人？谁来推倒“新三座大山”？

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北京明春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