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山车之星正式版 3dm:除了叛徒出卖,父亲无意中也“暴露”了共产党人特有的自律——

　　“志士不辞牺牲”

　　1927年7月2日，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国民党警探根据叛变的省委秘书长的供词，闯进了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那是我父母在上海的住所。当时我还孕育在母亲的腹中，父亲正巧外出，家里只有我母亲和外婆，狡猾的敌人便在屋里蹲守。

　　突然，外婆从窗口望见父亲向家里走来，她不顾一切挣脱了敌人，奋力将窗台上发信号用的花盆推了下去，可惜雨下得太大，父亲既没听见花盆落下的声音，也没看到花盆落下，依然走进了有敌人埋伏的家……

　　我偶尔会想，如果那天没有下雨，或许父亲就能见到我出生。

　　我听大人们说，父亲在狱中的17天，受尽严刑拷打，吃足了苦头，却始终坚贞不屈，让原本想从他嘴里打探信息的敌人大失所望。父亲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大义凛然地宣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他慷慨激昂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敌人对他下了毒手。面对死亡威胁，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高呼“工农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这就是我的父亲赵世炎。尽管我从没见过他，他牺牲时年仅26岁，他却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

　　对付叛徒不手软

　　父亲从莫斯科学成回国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斗争。在此期间，他在少数民族中积极发展党的力量，发展了包括乌兰夫同志在内的一大批优秀蒙古族青年党员。1924年到1926年间，父亲撰写了七十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时弊的文章，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还要讲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有一次，父亲去参加一个会议，发现被特务跟踪，怎么都甩不掉，而这时又到了开会时间，他正着急时，发现对面来了个和自己打扮得一模一样的青年。那青年靠近他悄悄说：“快躲进那边饭馆，我来对付特务！”他这才发现，原来是区委机关的夏之栩来掩护他了，总算逃过一劫。这个夏之栩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因为李大钊常表扬我父亲，我母亲早就对他心生好感，所以十分关心他的行踪，于是有了这次暗中保护的插曲。

　　1926年3月，党中央任命我父亲为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化名为“施英”，到上海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因他在莫斯科受过军训，此时就在秘密训练点亲自教授如何射击和组织战斗队形。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和组织下，从1926年6月到9月，上海各界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声势浩大。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不断有人牺牲，也有人脱党和叛变，父亲每次主持江苏省委的会议时见来人越来越少，就一再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念。有的同志报告说，路遇叛徒敲诈勒索，威胁不给钱就要去告密。父亲愤然表示：“绝不能给钱！以后遇到叛徒就要想法甩掉他，摆脱不了就找组织想法干掉他！”他提议建立工人秘密武装“红队”，以对付叛徒特务。他牺牲不久后，这一组织由周恩来负责，成为令叛徒敌特丧胆的“伍豪之剑”。

　　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7月2日，我父亲不幸被捕。刚开始，反动派对他只是怀疑，因为他自称是商人。但反动派看到我家有银行开出的相当于四万银元的银票（党的经费），而家人却在吃剩饭，就怀疑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大家都知道，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出这样严于律己的事来。后来又有叛徒指认，父亲最终被国民党当局确认了身份。   

　　周伯伯给我取名

　　父亲去世后，在党的安排下，母亲带着一岁多的我和哥哥一起辗转到达莫斯科。我俩与很多革命者的后代一起，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苏联政府在这里收养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生活环境。安顿好我们两个孩子，母亲就义无反顾地回国继续父亲的事业。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去苏联治病，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在此生活的中国孩子们，我们高兴得像放飞的鸽群，围绕在周伯伯和邓妈妈身边。这段幸福的时光被相机留下来——邓颖超周恩来俯身搂抱着我们一群孩子，亲密无间。当时，我和哥哥还没有中文名字，邓妈妈给哥哥取名赵令超，认作自己的儿子，周伯伯给我取名赵施格，希望我能够发扬父亲赵施英的革命风格。回忆这段往事，古稀之年的我依然难以忘怀，当邓妈妈的手环抱住我的肩头时，我突然觉得没有妈妈真是痛苦，那在遥远的中国的妈妈……就在那时，我从邓妈妈手中得到了来自母亲的一封信。第一次得到妈妈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妈妈还活着，这让我兴奋得夜不成寐。

　　母亲的第一封信打开了我关闭着的那扇亲情闸门，我开始热切盼望母亲的来信。母亲的来信是需要赶上某种机会的，而这种机会很少很少。多年以后，我才攒下妈妈的两三封来信。就是靠着这两三封信的慰藉，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异国他乡徘徊了整整23个春秋！其间，我年仅13岁的哥哥赵令超，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因患感冒转成肺炎而夭折。哥哥的死坚定了我要锻炼好身体的意志，我在零下20摄氏度的清晨穿着短裤长跑，跑完后再去洗冷水浴，然后做早操。洗冷水浴不仅有助于培养坚强的性格，还能让我暂时忘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六十多岁。

　　1951年，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钢铁学院。尽管那时苏联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但祖国在我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尽管我不会说中文，但我属于那片土地。用毕业生工作报到的路费，我平生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回北京，终于见到了离别二十年的母亲。

　　学习父亲敢担当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就安排我去鞍钢工作。母亲问我是否愿意，我说愿意，这样我们母子就又分开了。那年我24岁，开始负责筹建并担任第二炼钢厂的副厂长，和一名普通的工人一样，哪里活重去哪里，哪里有危险去哪里。

　　在第二炼钢厂全厂管道送瓦斯时，有关负责人虽有经验却不愿承担风险，我决定自己干。厂里有个老工人以前做过这种工作。我请他干，他说他负不起责任。我果断地说：你干吧，我担责任，如果出事故我去坐牢。任务顺利完成后，我向那位老工人表示感谢。如果说我们当时真的一点都不怕是假的，说起来的确后怕。但我就是敢担责任，这一点可能像父亲。乐观，火热，敢挑重担，敢于担当，这就是赵世炎的性格。

　　由于国家的需要，我从炼钢专业转到新的工作领域，调入北京，在钢铁研究院工作。在这里，我从事的都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新型材料研制工作。我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研制的一系列某种特殊材料，曾经多次获得“国家发明奖”，包括特等奖一次。完成这些工作，是全国众多科技工作者合作的心血，有人为此获得殊荣甚至成为院士。有同事为我鸣不平，但我想，与数不清的同事为了事业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相比，个人的名誉毫不重要。在无数次的实验中，有的老工人长期接触有害物质导致残疾，他们什么荣誉都没有，我还有什么可争的呢？我父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去争荣誉，没意思。

　　新材料研制成功准备转入大规模工业生产前，我又放弃了在北京科研单位的优裕工作条件，负责在三线地区筹建生产厂。我和筹建单位的同事一起，走遍了云贵川三省，最终在四川北部山区某处选定了厂址。这里地处深山，记得当时我们从成都先坐汽车，后来骑马，最后徒步走了很久才走到，前后好几天。来自东北和上海老工业基地的大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共同建成了新工厂。多年后看到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说那个厂址是某位部长同志在直升机上选中的，真是抹杀了众多同志的艰苦劳动啊！ 

　　受到折磨不背叛

　　“文革”开始后，我被定性为“苏修特务”。我被关押一年半，每天24小时有人监视。他们白天要我交代特务罪行，晚上睡觉时不许关灯。不管他们，我困了就睡，早上仍然坚持洗冷水浴。有一次，我顺手将草稿扔进厕所，高度警惕的看押人员挖开100多米长的管道，终于找到了那张纸，却发现与我上交的内容差不多。这些人实在太小看我了，我是赵世炎的儿子，背叛党和祖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回到北京工作，听到了组织部门老领导对我的评价：“赵施格这个人，就是太老实了。”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我实在是不懂人情世故。记得在我的婚礼上，母亲请来的都是共同战斗过多年、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姐妹，包括当时的中组部领导。有人说，凭着我母亲的关系和父亲的名望，加上我的专业技术背景，晋升职务并不困难。但我是赵世炎的儿子，不可能贪图这些。

　　回顾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我诚恳做人，认真做事，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自认为无愧于赵世炎儿子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