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祖师面壁图:如何认识中国政治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2011年02月12日13:55腾讯公益[微博]景跃进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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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老师
主讲人：景跃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主持人：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评议人：赖海榕 蔡霞 刘明兴
时间：2010年09月17日
地点：北京海淀区万柳东路怡水园2号楼601室
主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毛寿龙：
我经常听一些很高的官说：“中国一定要搞民主，再不搞民主就完蛋。民主一定要搞党的民主，党的民主一定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一定要提拔好人，管好干部，落实民主集中制。”这等于什么都没说。中国的政治情况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可以搞民主呢？下面请景教授给我们讲讲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大家欢迎。
景跃进：
今天下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最近几年来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变化、困惑和大家交流一下。讲的题目是“如何认识中国政治？——改革开放与政治学重建30年的反思”。如何解答这个问题我也没把握，但它确实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要讲的内容有三块：第一，说明一下背景，为什么要选择谈这一话题；第二，归纳一下从经验层面看改革开放30年的一些发现；第三，讨论一下，这些发现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政治学这些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要恢复。80年中国政治学学会成立，到今年刚好三十周年。人们一般将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作为政治学学科恢复的起点，今年是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而立之年。为此，中国政治学会设计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六个分会场，来纪念这个时刻。因此，对政治学的反思，首先就是对历史的回望。我将政治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这样做时，我心中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学中的经验研究部分，亦即所谓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相对称）。
第一个阶段可称为“学科恢复和启蒙阶段”。学科恢复首先体现在专业建制方面，在全国高校中，北大是最早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那时候刚刚开始接触社会学，在学科的历史命运上社会学与政治学可谓同病相怜，在学科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两者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学科的恢复和重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写教科书，社会学的教科书先受港台的影响，后来外文水平好一点，又受西方教材的影响；政治学教材的写作必须考虑到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北大第一版的政治学教科书具有那个时期的深刻烙印。除教科书之外，学位制度、专业刊物、职称序列、科研教学等一系列的工作也构成了学术恢复和重建的重要内容。这一阶段的第二个特征是，政治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的恢复与我们对文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紧密连在一起。邓小平在1980年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在我看来，这个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超过。在这种背景下，所谓启蒙，是指政治学发挥了外部的社会功能。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政治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政治色彩大于学科色彩，或者说启蒙大于学术，对时代的改革呼唤大于学科本身的研究。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那时的作品，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事实上，不少人是在喊口号，而不是写学术文章。当然，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苛求之。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作出这一划分的标准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曾经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八九事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后续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学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此之前，执政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非常自信的，这一点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就改革方案的设计而言，13大报告是一个高峰，其系统化和逻辑化给人以深刻印象。八九事件以后，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后，执政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考虑的重心不再是如何进取改革，而是转为怎样维护政权，基本心态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学就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定位，如何避免1952年被取消的命运。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事例，因为政治学所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灾区。当时《政治学研究》杂志被停刊整顿，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外走后，所长职务由法学所领导兼任，所的建制面临了生存的危机。在高校系统也面临了类似的压力，各个学科要求对自由化观点或者是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