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巴德是什么梗:张鸣:官场膨胀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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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上说,四川四个贫困县,共有44个正副县长,平均每个县11个。当然,县长只能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副县长或者副县长级的县长助理。再加上书记副书记,以及人大政协的正副首脑,每个县的县级领导,差不多应该有一个排,甚至可能是加强排。按照现在官场的习惯,即使是副县长,也一律称为县长,而真正的县长,则呼之为“大县长”。这样阵仗的县长队伍,真是够浩荡的。


  但凡官场,官员队伍的趋势,就是趋向于毛,官越来越多。虽然说,历朝历代,官员都有限额,但架不住往里挤的人太多。官员就意味着好处,不仅富贵,而且威风,光宗耀祖。官越大,好处就越多。大家拼命挤,限制的门槛就会破掉,即使不破,也会有人从窗户跳进来。不走正规渠道的“斜封官”,“白版官”越来越多。到最后,封官封不过来,材料不敷用,就只好钓不足狗尾续了。


  但是,那个时候,官虽然多,但官员的位置却一般不加增,所谓官与缺分离。官只是一个资格,而具体的职位,就是缺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或者知县。多出来的官,就放在后面候补,排队等着机会。清末时节,地方每个官职都排很长一溜人候着,几年都轮不上。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势力,可以通过关系,排队加塞,争取早一点补上缺。如果肯花钱,也可以越级候补。这样的好处是,虽然官很多,但并不进入实际的“干部队伍”,补不上缺,就只有空有一个官衔,屁都不顶,即使到了地方候补,老百姓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没有人把候补知县当青天大老爷看。


  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没有了候补这一说,只有相对的轻重分别。比如同为正处级官员,书记县长和人大政协的主任,级别一样,但官的含金量大不一样。后者,实际上等于闲职。同样级别的官员,放在闲的位置上,就等于不加重用,照顾性的。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给某些做了好些年副处级的官员,解决一个正处的级别。不仅县级如此,市级和省级也有同样的问题。


  官员队伍过于拥挤,在帝制时代,是因为整个社会官本位,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荣华富贵,耀祖光宗,全凭做官之一途。做了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全社会的最正当的出息,只有做官这华山一条路。做其他行业,即使富埒王侯,也没有地位。这在官本位的中世纪,本不稀奇,但奇怪的是在看起来已经相当现代化的中国,居然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大家一窝蜂往官员队伍里挤,挤得官员不好安排,每个地方副职都排上一大堆。在四川这四个县的新闻之前,好多地方也出现过这样的事,一个市,多少个副市长,多少的秘书长,副秘书长,长长一大溜,超编固然超编,但却不能不这样安排,副职不排多点,好些等着排队的人,就既没有位置,也解决不了级别。


  龙多旱,官多乱,这是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又不能不这样乱。十羊九牧,管事的多了,不仅事管不好,反而给办事的百姓,增加了麻烦,给官场增加了纷乱和内耗。大家都往官场挤,都往高级别上挤,原因只有一个,现在我们的社会,跟过去的年月一样,唯官是贵,唯官是从,唯有官员,才能大富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在中国,官员是唯一有尊严和稳定的职业。没想到的是,过去的中国如此,现在的中国还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开放的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不乐意做官的现象,但是,十几年过去,这种现象又没了,无论走到哪里,报考公务员的队伍都那么长,官场都那么拥挤,而且没有多少人肯从里面出来——回想起当年干部下海经商的热潮,真是恍若隔世。


  官本位的回潮,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年官场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获利者,所有的资源,都被集中到了这里。只要沾上点官气,就可以分润到真金白银。权力正在成为资源调配的唯一杠杆,谁掌握了杠杆,什么都不用做,好处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但是,官场人头太多,绝对非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