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 二

作者:天涯路远 日期:2006-7-19 17:55:27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7）问： 杨说，1948年以来你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14] 这种说法是事实吗？您有什么看法？能否具体作一些分析？ 
　　 
　　（7）答： 杨振宁的说法完全不准确，完全不符合事实。这都是杨振宁单方面的自夸自赞，想用这种极端夸大的说法，恶意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从上面讲过的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1948年我和罗森布鲁斯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杨振宁喜欢到处夸张自己和随意轻视别人，可能已形成一种很深的不良习惯。举一个和我无关的例子吧。1946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他非常想做费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可是费米教授没有收他。在《杨振宁传》里有下面贬低费米的记载： 
　　 
　　"费米在三十年代也做过场论的工作，不过后来就转实验工作去了，所以四十年代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在场论方面的知识比费米还要深入。"[15]第一句话"也做过场论的工作"就不太恰当。费米教授是场论主要创始人之一，三十年代时他将场论应用在β衰变过程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贡献，后世称为"费米弱作用"。在同一时期，费米教授又建立了新的量子电磁场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处理法，其重要性至今如昔。 
　　 
　　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1946－1949年），费米一共有19篇物理文献发表，其中9篇是理论工作，包括他著名的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和《宇宙辐射的来源》（1949） 
　　[On the origin of the cosmic radiation (1949)]。 
　　 
　　其中1947年的两篇就是前面提过的，费米教授证明了宇宙线的μ介子没有强作用的理论分析文章，而第三篇也就是费米教授在他建立的，将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的庞大交叉领域中的一篇奠基性的理论论文。 
　　 
　　四十年代还在做学生的杨振宁怎么能够真正度量费米教授理论物理的知识深度呢？杨振宁自夸自捧的程度由此可见。 
　　 
前面已经说过，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合作文章的知识产权属于所有的合作者，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可以出于己欲，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而杨振宁在我和他合作已停止了四十多年的今天，毫无任何客观事实根据，用完全单方面的自夸自赞的方法，明目张胆地企图硬性夺取和吞没我和他1948－1962年十四年中物理研究合作中我的贡献，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二人合作做出的贡献，是全世界物理学家早已公认的，有其光辉的历史。 
　　 
杨振宁怎么能够以一己之贪欲，要强行抢夺属于我的那份知识产权呢？真是太岂有此理！杨振宁怎么能够自己独断地宣布，1948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是不对的，不通的，也是很不道德的。简直是一派狂言。 
　　 
　　我再重复一下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例子。上面已经清楚地说过，这是我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有客观的文献记载，也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在我做出那个思想突破后，1956年5月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合作，在我的突破的基础上，对宇称不守恒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1956年整个4月我们没有合作，这个突破的贡献明显地是和杨振宁毫无关系的。 
　　 
1948，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合作和署名的。罗森布鲁斯有亲笔签名的信说，"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有贡献。"杨振宁自夸性的叙述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他侮辱性的说法和黑心的手段也是物理学史上罕见和惊人的。 
　　 
　　1951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习惯的排名次序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1952年，《物理评论》上刊登了这两篇论文，其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I．杨振宁和李政道，《物理评论》87，404（1952）　[C. N. Yang and T. 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II．李政道和杨振宁，《物理评论》87，410（1952）[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局外人对这一情况，一定会感到奇怪。可是有谁知道，这正是由于杨振宁不合理的要求造成的呢。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合作，除非他向我重新提出要求，而我要经过考虑后才能决定。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虽然我和杨振宁都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我们并没有合作做任何项目。1953年我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3和54年，也没有和杨振宁合作。那时候我自己忙着做粒子物理和高能物理方面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1952年我们的合作停止，过了三年以后，才又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与1954年杨振宁和密尔斯 （R. L. Mills）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有密切关系。可是，在那时候，我对杨和密尔斯合写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抱有严重的怀疑。假如整体的同位旋是守恒的话，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必须相等。可是事实上中子比质子重，中子能衰变成质子加电子和中微子。（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β衰变。）因此我们知道整体的同位旋是不守恒的。因为整体是所有局部之和，所以局部的同位旋也一定不守恒，因而同位旋的规范一定可变。规范场的观念起源于电磁场。电子数（也就是电荷）的守恒产生了电子数规范不变性，而电子数的规范场就是大家熟悉的电磁场。那时候我的出发点是，既然同位旋一定不守恒，除了电子数，有没有其它粒子的粒子数是守恒的？由精确的实验证明，最稳定的粒子是质子，比电子的稳定度还要高得多。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 
　　 
　　1955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虽然1955年我们再度合作，可是我还是保持1952年自己的决定，除非杨振宁提出要求，并经过我考虑同意后，否则不与杨振宁合作。我们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合作，也是经过杨振宁要求后，我才接受的。因为我很不想重复1952年那次相当尴尬的经历。同时，我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警惕杨振宁对我提出的要求，提醒自己应该小心地对待他的要求。 
　　 
　　1956年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写出后，我们不仅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大陆，也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使他们去重新检查所有以前认为已经了解的物理，尤其是它们的对称性的理论基础。无数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更多的新的实验观察也需要我们分析。这一切像潮水似的一个浪、一个浪地冲击过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物理学的高速发展，使我疏忽了1952年我自己建立的那项警惕。我和杨振宁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就密切起来了。但是1952年我瞥见的阴影，终于在十年后的1962年显现，造成我和杨振宁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分手。当年的悲剧可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种子。 
　　 
　　1948－1956年，在合作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的八年中，我们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时期所有的论文之少数，仅占三分之一弱。 
　　 
　　在1956年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后， 1956－1962年六年中我们合作了二十多篇论文，占我在同时期所有论文的二分之一强。这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作三个大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各种现象的分析，是在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而新开拓的物理领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 
　　 
　　第三个领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从高能中微子领域推进至中间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高能中微子领域始于1959年。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这几个领域中，高能中微子、高能质子和高能电子，三者有平行的重要性。1962年莱德曼（L. Lederman）、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用高能中微子实验发现和证明了第二代中微子，即µ中微子的存在，因而共获1988年诺贝尔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众所皆知，从1959年开始以来，我是高能中微子理论界的领袖。高能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创建人史瓦兹在1972年发表了下面的回忆叙述 [16] : 
　　 
　　"哥伦比亚的中微子实验的开头,起源于在普平（Pupin）实验室八楼的一个日常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每天，在那儿，老师和研究生们快乐地相聚半小时，放松他们日常的工作。这正是新（和旧）观念讨论的地方，经常是由李政道（T. D. Lee）活跃地带头在黑板前讨论。 
　　 
　　"在1959年1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喝咖啡休息时，我恰好到得稍晚，我发现已有活跃的一群人围绕着T. D.（政道，这是我们通常对李政道的称呼）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去研究高能量下的弱作用。在黑板上写着很多不同种可能的反应，用了所有知道的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可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那天晚上，忽然我想到，这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用中微子。因为中微子的作用很弱，所以一切它们的作用是弱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奔到李政道的办公室…。" 
　　 
很清楚，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而与杨振宁无关。上面已经 

提到了1956-1962六年中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二十多篇论文，可分做三大领域。我现在再总结一下，第一个领域的开始是宇称不守恒，而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思想是我1956年4月独立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第二个领域是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而1952年我们合作的带头第一篇文章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第三个领域的开始是高能中微子领域，而这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又是与我有密切关系，与杨振宁无关。 
　　 
　　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可是今天杨振宁怎么能自称我们的合作工作，90%是他起的头，是他做的主要突破，是他执笔写的文章呢？ 
　　 
　　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有确实的事实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合作者。 
　　 
　　从1982年一直到今天，杨振宁置人证和已有的文献记录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于不顾，将当初他反对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想法变成为我反对，硬要将我的贡献化为他的贡献，用这样可笑的做法来贬低和抢夺我的贡献，实在太无聊了。 
　　 
　　（8）问： 杨说，你们成了名以后，您内心起了恐惧。是您自知对宇称不守恒工作的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您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您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您的人品。[17] 您认为杨的这种说法真实吗？对杨举出的一个例子，说在您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您受杨的影响超出了他们。对 
此您有什么看法？杨根据这一件事竟然能得出如此一个结论，您觉得奇怪吗？ 
　　 
　　（8）答： 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了。 
　　 
　　在1956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我已经在物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天体物理，我1950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5.6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倍太阳质量。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很推崇我的贡献，并在1986年和他夫人一起专程来纽约给我祝寿、致贺词。1950、51年我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证明二度空间不存在湍流（turbulence）。这个结论对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就吸引了数学大师和计算机创始者冯•诺埃曼（J. Von Neumann）的注意和推崇。另一篇是三度空间的湍流能量分布理论，为此贡献，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海森伯格（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两封信给我，和我进行专题讨论。1952年我和杨振宁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基础，证明了三个定理。其中，在带头的第一篇文章里有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个定理，主要是杨振宁证明的。爱因斯坦很推崇这两篇文章，专门约我们去讨论，并向我们表示祝福。同年，半导体和超导体理论的创建人巴丁（W.Bardeen）（1956年和1972年 
　　两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遇到一个固体物理的棘手问题，特邀我去伊里诺大学设法解决。为此，1953、54年我和派恩斯（D. Pines）发表了两篇论文，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极化子"（Polaron）领域。1953年我解了场论中很重要的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方程式。盖尔曼（M. Gell-Mann）是在1969年获诺贝尔奖的。1953、54年我又创建了"李模型"。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海森伯格（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他们二位均亲自在"李模型"领域内工作了好几年。 
　　 
　　1953年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到该系任教，1956年初就被聘为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我的这些成就，在1956年做出宇称不守恒工作以前，就都已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论文，只有统计力学的两篇是和杨振宁合作的。 
　　 
　　从四十年代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我的才能、我对物理学多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公认的。我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对此感到自豪。 
　　 
　　而且，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这是有实验文献和其他科学家的专门文章可以证明的。我和杨振宁在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基础上对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做出了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系统性的分析。我们合作的论文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怎么会引起我内心的恐惧呢？杨振宁凭什么要来乱说和瞎编我的心理呢？至于杨振宁说，在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杨振宁他对我的影响超过了吴大猷和费米，这更是荒唐。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自传，而仅是约一百字的履历和一张相片。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凡获奖者，必需在瑞典的一所大学或学院，给一个约一小时的学术演讲，称诺贝尔演讲（Nobel Lecture）。这履历，或简单地称为自我介绍就放在诺贝尔演讲的讲稿前，作为向读者和听众的一个短短的介绍，其中需有出生地、生日、得奖时的国籍、父母亲姓名和自己的简单学历等。这样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杨振宁也要大做文章，向我攻击，并且还要自我吹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明眼人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杨振宁将这些写在他给吴大猷老师的那封信里，明显的是在挑拨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他在吴大猷老师过世后，又将他这封已寄出的私人信件，硬性地拿回来，发表在他的传记里，其用心不良，是明显的。 
　　 
说到这里，我想，杨振宁倒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倒是他自己感到了不安？是不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我做出的，而怕舆论对他不利，从而想用不断攻击我、重写历史的办法，迷惑外界，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自从开始与我合作，就斤斤计较于名次的排列，这在他的传记里也有叙述。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是不是也是与他的恐惧心理有关？是不是也是出于"强烈的竞争心"呢？ 
　　 
　　（9）问： 李杨之争的另一个方面，是谁先将争论公布于世的。据杨的说法，是您"四处乱讲"引起的。[18] 书里还提到了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说许多人都认为，你们两人也没有否认，正是这篇文章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19]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9）答： 1962年我和杨的分裂，完全是杨的高度贪欲造成的，与伯恩斯坦的文章无关。 
　　 
　　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在这之后，我又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全部精力放在物理研究上，放在培养人才和帮助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可是杨振宁还是继续不断地重编历史。最近他又借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不顾一切地、全面地侮辱和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再次花时间进行申辩以伸张正义。因此，用杨振宁所说的"四处乱讲"四字，来描写他自己1982年至今日的行为倒是相当恰当的。 
　　 
　　为了反驳他的许多指责，让大家判断是非，我会在稍后把杨振宁提到的有关的英文文章都翻译成中文，聚为一册出版，其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文章，供大家阅读鉴别。 
　　 
　　（10）问：杨认为，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您有不真实的揄扬。可是我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到他所谓的揄扬。您能否猜想，他指的是那些段落？ 
　　 
　　（10）答： 我也看不出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我有什么不真实的揄扬。我认为，他写的事是真实的。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他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所以，我无法猜测杨振宁的想法，也不理解杨振宁举出伯恩斯坦的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目的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11）问： 杨还说，[20] 他之所以在他的出版于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是由于看到了您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21] 这些文章，一般人很难看到。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文章在李杨之争中的作用的。 
　　 
　　（11）答：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和杨振宁1962年的分裂是由于他过度的贪欲。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假借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前面已经说过了，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 
　　 
　　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已经准备好将这些已发表过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收集成一本文集出版，供大家鉴别。 

　　（12）问：后来（1986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12）答： 我1986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年与杨振宁分裂的经过。 

　　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年杨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3）问：那么，1986年您写的《往事回忆》又谈了些什么事情？ 
　　 
　　（13）答： 1982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也是1946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几个月。《杨振宁传》上写道："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终于看到了费米，那一年费米教了一门核物理，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22] 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妥当。因为在一般研究生院里，习惯上说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是指该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学生一起听一堂课就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了。《杨振宁传》里又说，他也去找费米教授，想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因为费米教授的实验工作是在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因为"进行国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所以"不能到阿冈国家实验室去工作"，因而没有成功。[23] 其实，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段时期，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理学院Ryerson楼有一相当大的实验室，没有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 

　　费米教授的主要几位实验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工作，并不像杨振宁说的，必须去离芝加哥有相当距离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做研究。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用的是两所相连也相通的楼房：Ryerson和Eckert（部分Ryerson 也用于化学系）。费 
　　米教授的Ryerson实验室进出自由，没有任何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年写的《往事回忆》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长的专用大计算尺，就是当年费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做的。所以阿冈实验室并不是费米教授不收杨振宁的原因。那时，我也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可是费米却愿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可见护照也不是费米不收他的原因。 
　　 
　　杨振宁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论物理研究生。他随泰勒教授"换了两三个题目以后，杨振宁就知道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泰勒做下去的"。[24] 于是他又去找费米教授，可是"费米就建议杨振宁到艾立逊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杨振宁在艾立逊实验室二十个月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25] 之后，杨振宁又再次去找泰勒，于是泰勒教授最后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米教授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教导学生的老师。杨振宁在他1982年和以后的回忆里总是吹嘘说，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可是他事实上是我的老师。[26] 
　　 
　　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1946－1949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费米教授开创了一个极庞大、极重要的交叉领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我在费米教授的引导和教育下在这几个不同而相关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1946年我到芝加哥后才与杨振宁初次认识。我入芝校与杨振宁毫无关系，我的一切入校手续，都是自己办理的。而杨振宁亦要编故事、拉关系给自己带高帽子。《杨振宁传》上说杨"特别照顾他（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像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27]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杨振宁还是要造假。 
　　 
　　杨振宁还到处自称他是我长兄，又是我"不折不扣的兄长"。[28] 其实，只要看他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恶毒地攻击我，他能算得上什么样的"长兄"呢？简直是对中国"长兄"和"兄长"两个名词的极大侮辱。
　（14）问：杨振宁为什么在听到您要斯坦伯格把"李和杨"改为"杨和李"后就大发雷霆，写了那封大骂您的信。[29] "杨和李"的排列次序，是杨一直主张的，您要他们这样做，他为什么又发怒呢？ 
　　 
　　（14）答： 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怪不得奥本海默早在60年代初就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30] 因为杨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便借口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多次恳求我能否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1951年发生过一次，1957年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举行前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虽然这两次，我都勉强答应了，但我告诉他，以年龄大小来排名不是科学合作的常规。可是，他1962年4月又提出了几次，虽然我都没有答应，但杨振宁这些不合理的要求，终于成为我们合作分裂的一个主因。同时，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会被同行们觉得这是不合常规而耻笑他。于是这两种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和精神上的严重不安。 
　　 
　　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们各自（或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工作的时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杨。他们三人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和他们讨论过，或向他们打过招呼，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在《杨振宁传》里，关于1962年他大怒的记载是很奇怪的："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说， "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并且坚持要斯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31] 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那时候杨振宁的心态和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杨振宁当时却凭信谣言给我写信，大加鞭笞，实际上宣布了我们二人合作关系的终结。这实在不可理解。而时隔几十年后他又在《杨振宁传》里把这封充满神经质的怪信登载了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稀奇的是《杨振宁传》里的下述记载：1962年我和他合用一间办公室，杨振宁将这封不可理喻、充满恶毒攻击的信放在我桌上，刚好我不在。可是后来我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来了。传记上是这样叙述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32] 
　　 
　　可是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丢掉的"黑信"怎么又会在四十多年后复活，全部出现在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里呢？真是不可思议。 
　　 
　　在《杨振宁传》里还登载了另一封怪信，又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33] 传里说，是1968年 2月18日杨振宁写给我，可是"没有寄给李"的。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以前我只在侦探小说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毒信的描述。可是为什么会在《杨振宁传》里竟也出现了这种毒信呢？这个问题只有传记主人和传记作者能够回答了。 
　　　　 
　　（15）问：杨在给吴大猷先生的信里总结说，他做过的大错事之一，就是没有把得诺贝尔奖的论文的名次写成"杨和李"，并认为如果当时写成"杨和李"，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34] 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简单，他怎么会拿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他的老师呢？ 
　　 
　　（15）答： 前面已说过，在我和杨振宁合作时，他不断地为排名次序感到烦恼、忧虑。他相信，利用排名次序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从这本传记里登载的杨振宁给吴老师的信来看，他至今还是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恳求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 
　　 
　　其实杨振宁这种严重的贪欲心理，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了。关于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以李政道、杨振宁次序署名，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一文的排名的事，在1998年《杨振宁文集》中有下面的记载： 
　　 
　　"简单地说，我曾想过要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做。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我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二则我要在事业上扶持李政道。"[35] 
　　 
　　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物理文献的署名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也许可以将1951年他向我首次提出排名要求的事情，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想法放在一起作一整体的分析。在1951年时，我和他合作统计力学的研究，带头第一篇文章的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写完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 
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 

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不按习惯地被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才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和杨振宁的第二篇统计力学论文的名字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是依照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以李政道、杨振宁的次序署名。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合作，除非是我自己已经在做的研究，他知道后，想参加，并向我提出要求，然后，由我加以考虑后才能决定。所以1952年我们初次合作分手后，隔了三年，至1955年才又有合作，而在这再度合作的时期中，从1955-1962年初，杨振宁没有再向我提出过他的反常要求。在我们的合作文章署名上，他不再恳求，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前面。当然他很清楚，这我也是不会答应的。可是就像您问题中所问，从他在给吴大猷老师的信里所总结的[34]，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35]，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的内心中还是极端矛盾的，对排名这个问题还是无法放下的。虽然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反常贪欲是不对的，但是不能控制，内心中还是非常想要贪。虽然他知道不应该，内心中还是想要千方百计地企图吞夺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 
　　 
　　杨振宁在文章排名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学术上的成就，不是文章排名次序可以决定的。（不然，也许更会有人改名，想做鲁迅笔下的阿Q-即AaQ了。）由杨振宁制造并公开化了的李杨之争更不是简单地把名次排列改变一下就能解决的。从他的这种后悔，他的所谓大错事，我们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他那种不现实、不道德的贪欲，这已经与事实无关了。而且他竟然还要把这种既可笑又可耻的说法写信告诉吴大猷老师，是不是他自以为吴老师会同意他这种幼稚的说法呢？杨振宁的痴迷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16）问：看来，关于李杨之争，要说的话你们二位都已说过，或许说，都已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了。那么，为什么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杨振宁却又同意在他的传记里公开几乎全部的争论细节，公开发表从未寄出的信，公开发表他给吴大猷先生的信和吴先生的回信？而且，据知情人士透露，吴大猷先生生前曾明确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准许发表这些信，而杨则借口恐怕保管人会透露而把信件索要回来并且发表了。是这样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听说吴大猷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多次与人谈及您的为人和人格，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是这样的吗？ 
　　 
　　（16）答： 杨振宁为了满足他一己的贪婪，毫无道义和情感地将我已过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强行卷入他和我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合作分裂之争。杨振宁的行为使我感到十分震惊。他完全不考虑吴老师生平富有正义感的为人和一代大宗师的声誉。我为此感到非常悲痛。 

杨振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什么目的呢？ 
　　 
　　在吴老师逝世后，杨振宁借传记之便发表这样一封他单方面给吴老师的私人信件，他当然知道这封信不能对客观事实给以任何证明。可是他企图用这封私人信件，将他的名字和吴老师的崇高声誉在表面上拉得近一些，企望能够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吴老师是支持他的，好像吴老师是反对我的。事实上，杨振宁的信纯粹是他的一面之辞，谎话连篇，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支持他的假话，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吴老师是同情他的。 
　　 
　　《杨振宁传》里刊载出来的吴老师****年7月14日给杨振宁的回信，在其开始部分里，吴老师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36] 
　　 
　　杨振宁完全违背了吴老师回信上的希望！"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是所有正直和有正义感者都有的愿望。为了纪念吴老师，为了让真相展现出来，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提供出来，供大家分辨。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所知道的这封****年杨振宁写给吴老师的信所以得以发表的故事。据保管人向我的友人透露，吴老师在世时曾有明确交代，任何时候都不能发表这封信。但，杨振宁为了发表他写给吴老师的这封信，在吴老师逝世后曾多次向保管人索要，甚至谎说，他是为了保管这封信以防止别人将它透露出去，才要回这封信的。可是，结果却是为了他拿来发表！对这种做法，我还能说什么呢？！ 
　　 
　　吴大猷老师和吴夫人冠世女士在世的时候，都和我亲如家人，这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您说，吴老师在世的时候，曾多次与人谈及对我的为人和人格的赞扬，我也偶有所闻。不过我认为，这是吴老师对我的一种间接鼓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17）问：江才健的书里描述了大量人际之间的故事，借别人之口，透露了不少暗喻、攻击、中伤。您对此有何评论？ 
　　 
　　（17）答： 四十年来杨振宁千方百计地想占据和夺取我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是物理学家的每个成就和名誉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考验才得以肯定的。杨振宁没有客观事实和任何严格文献的证明，他无法在学术上成功地攻击我。因而他转变方向，用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来重写历史。他欺骗的对象从物理学界扩大到一般善良的读者。他以为用暗示、中伤、造谣和各种似是而非的手段来攻击我，这样就可以完全达到他否定历史的目的。 
　　 
　　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完全不用客观的事实和严格学术界的标准分别真假。凡杨振宁单方面的宣称，凡杨振宁单方面写给已过世的不同学者的私人信件，连他已经撕掉和扔掉的信，甚至他没有寄出的私人信件，只要能攻击我，都可以突然出现，都可以发表，都可以充作所谓的"事实"，以假乱真。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侮辱，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也是极可笑的。 
　　 
　　我相信，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公正的读者们是会看出真假来的。 
　　 
　　 
　　（18）问：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18）答：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惠 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惠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而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惠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37] 和《往事回忆》[38]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8-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注： 
　　 
　　[1] 《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 - 1980, With Commentary, W. H. Freeman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3 , p. 26. 
　　 
　　[2] 1.3 BeV π- 介子产生的不稳定重粒子的特性 
　　R. 布德， M. 克瑞蒂安， J. 雷特奈尔， N. P. 塞缪斯， M. 史瓦兹，和 J. 斯坦伯格，物理系，奈维斯回旋加速器实验室，哥伦比亚大学，Irvington-on-Husson，纽约,(1956年6月15日收到)《物理评论》103卷，No.6, 1956年9月15日，第1827-1836页。Properties of Heavy Unstable Particles Produced by 1.3-Bev π- Mesons,R. Budde, M. Chretien, J. Leitner, N.P. Samios, M. Schwartz and J. Steinberger，Physics Department, Nevis Cyclotron Labora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Received June 15, 1956)Physical Review, volume 103, number 6, September 15, 1956，pp. 1827-1836. 
　　 
　　[3] 注 [2] 引文中之注11。 
　　 
　　[4] 哥伦比亚大学五十年代重子衰变中早期宇称实验和其它回忆 M. 史瓦兹《宇称不守恒发现三十年》，R.诺维克编，Birkhauser，Boston Inc., 第11-14页。Early Parity Experiments in Hyperon Decay and other Recollections of Columbiain the Fifties, M. Schwartz,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edited by R. Novick,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pp. 11-14. 
　　 
　　[5] β衰变和宇称不守恒 吴健雄录自《实验物理探索》（Adventures In Experimental Physics）（γ卷），B.马格丽赫编（普林斯顿，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s, 1972），第101页。C. S. Wu, Adventures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Vol. Gamma), ed. B. Maglich，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Princeton，1972, p. 101. 
　　 
　　[6] 《杨振宁文集》第55页。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3, p. 26. 
　　 
　　[7]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与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共同出版，2002年, 507页。 
　　 
　　[8] 弱相互作用的历史，李政道，《高能基本过程》，学院出版社，纽约，1971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 T. D. Lee, 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Academic Press Inc., New York, 1971 . 
　　 
　　[9]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6－507页。 
　　 
　　[10]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56－257页。 
　　 
　　[11]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7页。 
　　 
　　[12]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01、506页。 
　　 
　　[13]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6页。 
　　 
　　[14]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6页。 
　　 
　　[15]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04页。 
　　 
　　[16] 高能中微子实验的诞生M. 史瓦兹录自《实验物理探索》（Adventures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 卷），B.马格丽赫编，(普林斯顿，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s,1972)，第82页。M. Schwartz, Adventures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Vol. Alpha), ed. B. Maglich(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inceton , 1972) p. 82 
　　 
　　[17]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8页。 
　　 
　　[18]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5页。 
　　 
　　[19]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17页。 
　　 
　　[20] 《杨振宁文集》第62页；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1945 -1980, With Commentary, W. H. Freeman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3，p. 30. 
　　 
　　[21]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和未发现A.富兰克林《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第十卷（1979）No. 3, pp. 201-257. Pergamon Press, Ltd. 。The Discovery and Nondiscovery of Parity NonconservationAllen Franklin, Stud. Hist. Phil. Sci., Vol. 10 (1979) No. 3,pp. 201-257 
　　 
　　[22]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95页。 
　　 
　　[23]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06页。 
　　 
　　[24]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0页。 
　　 
　　[25]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1页。 
　　 
　　[26] 《杨振宁文集》第8页。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W. 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3, p. 7。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8页。 
　　 
　　[27]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8页。 
　　 
　　[28]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01页。 
　　 
　　[29]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2－224页。 
　　 
　　[30]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6页。 
　　 
　　[31]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2页。 
　　 
　　[32]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5页。 
　　 
　　[33]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32页。 
　　 
　　[34]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9页。 
　　 
　　[35] 《杨振宁文集》上册第59页。 
　　 
　　[36]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11页。 
　　 
　　[37] 破缺的宇称 李政道（1986年）《李政道论文选》，G. 费因博格编, Birkhauser, Boston Inc.，第三卷，1986年,第487－509页。 
　　Broken Parity， 
　　T. D. Lee, 
　　T. 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 3, Edited by G. Feinberg,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pp. 487-509. 
　　 
　　[38] 往事回忆 
　　李政道（1986年） 
　　《宇称不守恒发现三十年》，R. 诺维克编，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年出版，第 
　　153-165页。 
　　Reminiscences， 
　　T.D. Lee，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edited by Robert 
　　Novick,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pp. 15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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