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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手相让出轨的女人大吃一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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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的日子

昨天收到不知是谁发来的短信，告知青年诗人李晃在深圳编辑出版《湖南青年诗选》（1980——2010），嘱咐我立即选五首诗发到指定的邮箱。

我平时淡忘了自己是什么诗人或是作家，只是信手拈来每天在网络上玩玩文字休闲而已。突然收到这样一个通知，一股潜藏的热血又悄然涌动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我写诗的日子，若是翻阅那时的主要诗歌杂志，会经常看到我的诗作与现在很有名气的一些人的作品排列一起的。那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生活简单，只有黑板、粉笔、学生。那几年，我每天早早地和衣而卧，用生物钟控制自己在半夜醒来，在台灯下，在备课本上，创作诗歌。几乎每天都写，没有诗就觉得那一天没有完成什么。通过诗创作，我的世界从校园延伸到全国，收发室的王姐说，全校教职工的邮件一半是我的。黄昏前到收发室去收邮件，也便成了每天的生活内容。

那时的公开刊物很少，要搜寻到一些杂志的地址都得托四面八方的朋友，哪怕是一家小报，只要变成铅字便无比快乐。因为发表不容易，所以备加珍惜。每当将八分钱的邮票贴上，就放飞了一种期待。那时不兴走关系，不认识一位编辑，编辑对有潜质的作者的退稿信，文学青年都奉若珍宝的。

每到暑假，一脸络腮胡的我便独自出行，几十元钱可以走几个省，露天广场睡过，地下旅馆睡过，各地诗友的长沙发上睡过。没有感觉到那是一种苦，反而觉得特别的快乐，从未见过面的诗友，只要报上名，对方知道你的名字，便如老友了，一碟花生米，几瓶啤酒，海侃诗歌到半夜，当地的诗歌爱好者会越聚越多，那时除了诗，没有别的，纯。因此我庆幸我写诗的时候是中国当代诗歌最繁荣的时候，那时拥有中国最大的诗歌创作群体，各种民办诗刊层出不穷，诗作者以作品能上《诗歌报》和《诗神》为荣，因为最具探索性、先锋性。而《诗刊》尽管是国家级刊物，因为正统古板而并不被青年诗人们追捧。

1992年的夏天，无疑是我写诗“岁月”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7月初，我赴四川泸州去领诗歌奖，在《星星诗刊》举办的全国“泸州老窖杯”诗赛中，我以一首《祥林嫂》夺得一等奖，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参赛的人上万，从后来获奖名单来看，全国当时最走红的青年诗人基本上参赛了。

去泸州真不容易，我先是从桃源县城坐车到了漆河镇，然后转车到了慈利县，百多里地，要花上一天时间。在慈利坐火车去怀化，因为火车趟次少，候车时我在长条椅上睡下，草帽盖着脸。突然，小偷扯了我的背包就跑，我翻身而下，怒吼着追出车站外，拾起一块砖头砸向那小偷后背，小偷扔下我的背包，负痛逃去。到了怀化，又要买从上海开往重庆的火车票，又花了将近一天才上车，到重庆时，已是出发后的第三天的晚上十点，我就近在一小巷内的旅馆投宿，那时陌生人都可睡同一间房的，我进去时，一个中年男人向我投来警惕的目光，因为我那一身打扮，像个游侠。谁知第二天早上我起不来了，浑身发烧，头疼难忍。我向打扫房间的小女孩求助，希望她帮我买药。那小女孩子十六七岁吧，说是刚进城，不熟悉街道。但不久，她还是满头大汗地帮我买来了药，还不要我的钱。我很感动，十年后特地写了篇散文追忆这个不知名的女孩子。两天后的凌晨四点，我坐上了去泸州的汽车，天亮时抵达泸州，才发现街上的公交车顶上都背着黑色的大包，第一次知道这是天然气。

这次大赛的出资方泸州酒厂十分热情地欢迎来自全国的获奖诗人，当地文联还特地请了一些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全程陪同。可惜那时我不喝酒，美酒任由诗人们喝，一些诗人在宴席上没喝好，还带上酒回宾馆房间里与女青年们划拳喝酒，我第一次知道了“棒子棒子虫”“棒子棒子虎”的酒令。

颁奖典礼在那时应是最豪华的了，主持人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我第一次看见礼仪小姐，穿着红色旗袍的礼仪小姐站成两排，高挑的身材，丰满的胸脯，我们获奖者踩着红地毯上台领奖时，就从两排礼仪小姐的胸墙前经过。那种幸福的感觉，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超越这次的感觉。

在泸州期间，我有幸参观了泥土都已绿阴阴的酒窖，那酒窖现已列为国家文物了。随后几天去了据称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竹海，《星星诗刊》社的著名诗人叶延滨、白航、鄢家发带领我们在竹海里穿行了两天。我那时可能因为职业的缘故，不苟言笑，假装正经，和那些女青年少有接触。一路上只与广东青年诗人赵红尘（现已是儒商）结伴，同房睡的陕西诗人耿翔（现在陕西报业集团）因与赵红尘诗歌观点不同常发生争执，我就只好充当调停者。离开泸州是在一个有雾的凌晨，我们到达车站时，没想到那几个女孩子早已等候在车站，有的还拉着某位诗兄的手轻轻啜泣，我站在一边也便感动得不得了。那几个女孩子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的名字，叫曾敏儿，因为后来她也成了作家。

离开泸州后，我和赵红尘、还有福建诗人杜星相约去重庆，因为那里的诗人挽留我们玩几天。在重庆，李元胜等诗人用火热的方式接待我们：在街头吃重庆火锅。那又辣又麻的滋味，那个个赤着背的场景，至今难忘。

                               诗歌年代的我

   杜星乘船下长江，我与赵红尘结伴去贵阳，拜访女诗人西篱（现为广东专业作家），那时西篱刚离婚不久，住着单人房。贵阳的诗人闻讯，也高兴地陪了两天。我记得和赵红尘等待西篱下班的时候，躺在贵阳民族师范学院的草坪上晒了几个小时的太阳，头枕手臂望着蓝天，心无一丝杂念。

回到家只休整一周，我又要去陕西西安领奖，在《女友》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爱情诗歌大赛中我获得一个二等奖。也是转了好几次车，才抵达西安。因为先前在泸州与耿翔有约，到西安后将行李寄存，便坐车到了咸阳。耿翔夫妇用当地最有特色的小吃接待我——吃羊肉泡馍，我第一次见识，用手一点一点地掰面团，然后撒在碗里。我吃不出什么味，但见馆子里的人吃得津津有味，据说，那时的咸阳，能在那家最大的馆子里吃羊肉泡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告别耿翔，我去寻找《女友》杂志社，这家当时全国最时尚的杂志，我以为很气派，很容易找到，谁知问了很多人都不知晓其地址。我正在省政府大门附近探头探脑时，哨兵见我这模样，主动上前盘问。那哨兵听了便问：你是湖南人？我说是。他的脸色便开了，说噢是老乡，《女友》杂志转过这条街再转一条街到省妇联去问就是。我觉得好生奇怪，方言竟还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我终于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找到了《女友》编辑部，几个土得掉渣的中年男编辑，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为何编辑出了最时尚的杂志！

这次领奖的十多个诗人的一切开销是免费的，另有两百多文学爱好者参加笔会，是要交钱的，那时的《女友》杂志就有很强的经营意识了，狠狠地赚了一把。我刚到宾馆住下，便听到一个人在走廊里大叫我的名字，来人自报姓名，原来是在西安《当代青年》供职的邓皓（现定居香港），他当时与汪国真、赵冬、洪烛写些青春随笔出了名，并称“四大白马王子”。笔会期间，当时在诗坛并不太出名的伊沙很会惹女性喜欢，参加笔会的女青年们大都围绕在他身边。有一天，一个湖北的女人主动找我搭讪，我随口说了一句，我会看手相。她便伸出白胖胖的手。我煞有介事地研判了一下，便说你经历了三个男人。她的手像被火烫了似地猛地缩回，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要是现在，一个女性婚前婚后经历了三个男人也许不足为怪，而在那时绝对是非凡之辈才会有的事。她坦诚地告诉我，她男人当兵，她先后有两个相好。于是，我会看相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请我看相的女孩子成堆地拥向我住的房间，因为人多，一些女孩子便买来西瓜作为报酬。我们房间一共住四人，那三位兄弟沾了我的光，直到笔会结束，床底下的西瓜还没吃完。我记得笔名叫芦芙红的，他与我分手时说，他要从此去研究看脚相，以后要握着女人的脚反复研摩。不知现在这位仁兄研究脚相成功了么，我只知道他后来成了陕西的小说作家。

那个夏天，我便这样与诗和与诗有关的事物泡在一起，本来还有一个奖，是甘肃《飞天》杂志“剑南春杯”的一个诗歌奖，但实在没有时间去就放弃了，所以后来散文作家李世俊先生戏称我为“获奖专业户”。这年年底，我考入报社当了记者，从此告别了狂热创作诗歌的生活，一直写些垃圾文字到如今。今天奉令搜集旧作，我在书房里满头大汗地翻出已经泛黄的杂志，《诗刊》《诗歌报》《星星诗刊》《诗神》《青年文学》《绿风》《大河诗刊》……抚摸着当年用热血浸出的文字，感慨万千。国民以诗歌构建精神家园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国家最有希望的时候。真正写诗的日子，生活很清贫，但那时是何等地快乐！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却不知快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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