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21世纪GNH研究中心与海富通基金等机构在上海举行了今年首次GNH圆桌论坛，讨论了如何理解幸福、GNH及其调研等问题。这里先选登与会者对“幸福”的不同含义的讨论，其他主题的讨论将择期刊出。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一直关注怎样更合理和更科学地评估中国的发展成就，事实上人们很早就已经不止是用GDP，也用HDI（人类发展指数）和绿色GDP，促进中国改变增长至上的发展思路。

比如我和王绍光老师1990年代已经注意到HDI指数。后来我们的研究发现，从HDI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初中国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位置，HDI指数处于中下或者低的水平。但是到了2006年，最新的数据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HDI指数水平已经处于第二世界，也就是中上水平。

另一个线索是绿色GDP，这是对传统GDP的一个修正，也是一个超越。这次十二五规划有望正式接受绿色发展战略的理念，这会促进我们去研究中国的绿色GDP，并且促进各地方的绿色GDP的提高。绿色GDP最重要的特点是扣除了自然资产损失，同时也考虑到人力资本。

我认为，国民幸福总值（GNH）会是GDP和HDI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发明。中国的发展要进入良性循环，不仅发展是硬道理，幸福也是硬道理。从HDI的角度来看，虽然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比较低，但是HDI可以达到目前全球国家的平均数。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怎样理解发展，以及如何衡量国民幸福总值，就非常重要。

奚恺元（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持续性幸福。当物质进步了以后，人开始开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人就没感觉了，这其实是阻碍幸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那么怎样能够持续性幸福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所谓内在可评估的因素，二是抗适应的因素。

其一，我们最近在全国做调查，也做了一些专门的量表来测哪些社会的进步是内在可评估，哪些是内在不可评估，我们倡导要把资源花在内在可评估的方面，就是可以提高绝对的幸福感，而不是比较的幸福感。

其二，怎样能够发展所谓抗适应的消费类型。同样两样东西，价格一样，并且开始对你带来的幸福度一样，但是随着时间迁移降低率会不一样。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量表，测哪类事物带来的幸福感降低的速率比较高，哪些带来的幸福感降低的速率比较慢。我们发展经济，制造东西，要发展那些抗适应的类型。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我今天想做一个“魔鬼的代言人”，故意唱唱反调。现在大量有关幸福的讨论，是怎么度量幸福，测试指标是什么，怎样的权重，怎样做调研，怎样收集起来，各个地方怎么比较，这是媒体最关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解释什么东西使人幸福。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但是除了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外，我倒觉得还需要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哲学家介入，先问“究竟什么是幸福”。

三十年前，很多人感觉GDP是好东西，不需要讨论。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GDP指标问题不小。再过三十年，大家会发现GNH也有相当多的问题。所以我要提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研究的东西，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且更要问的是，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清楚。

大家虽然都用“幸福”这个词，但每个人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奚教授用的含义是开心，你问四川人是安逸，胡鞍钢老师刚才讲的则是主观的生活满意度，但是也有人把它讲成生活质量问题。到底我们偏重哪个东西，并不清楚。

在讨论技术性问题之前还有哲学问题需要讨论。我倒希望，如果这个项目要做下去的话，要请一点哲学家参与整个讨论，因为我们真正想解决的并不是幸福，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吴涛（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首席咨询顾问）：盖洛普调查中国的民生指数，已经有16年。从1994年开始，分了两个阶段。前十年还是以消费者为主，那个时候大家基本最关注衣食住行，买些什么产品，没怎么关注到幸福。从2006年开始有一个明显的转向，从一般的研究转到幸福指数的研究，更多关注家庭、就业、工作、社区、健康，以及和人性有关的方面。最开始我们也管它叫幸福指数，我们想跟一些高校的社会学系联合研究，但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心理学范畴的事；和经济学的人谈，也感觉没有关系。今年我们把这个词换成了“民生指数”，侧重从公共政策看这件事情，反而大家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现在中国对这些问题更热心的是媒体和政府，国外不是这样的情况。

王志成（民生银行我的问题是，幸福是否可以量化？如果可以量化则方便管理。

奚恺元：幸福是一个主观的体验，但是可以客观测量和研究的。其实研究幸福，最主要是要研究客观因素和主观感受的关系，而不是研究怎么去定义幸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同群体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态度，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客观研究的，可以找出规律。比如我们发现，爱面子和不爱面子的人相比较，一般来讲越是爱面子的人越不幸福。应该脚踏实地把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使得幸福研究真的是科学的。

吴涛：我们最开始做民意测验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是笑话，用1000人的民意调查可以反映出1亿、2亿人的投票行为吗？但正是通过一次一次的验证，这1000个抽样样本完全可以反映整体状况，所以就变成了科学的。

王绍光：同样是幸福，听起来是一回事，但角度不同，已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使用同一个关键词，但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比如城市混居的问题，收入低的人说不要跟富的人住在一起，不幸福；收入高的人则不要看到脏兮兮的低收入人群。但是国际上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一个混居的社会好得多。这里的“幸福”牵涉的层面要广一些。对社区、社会、国家更大层面的关心，和对个体的关心，讨论的时候可能要做必要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