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溪实验中学文艺晚会:中国官员新加坡求学记

   2011年3月9日，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开学典礼。南都记者 李思磐 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厅，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在向演讲者提问：“选前给新加坡人发‘红包’(财政盈余分享)，会不会有贿选嫌疑？……您认为新加坡长期下去是一党执政好呢，还是两党执政好呢？”

    演讲者是新加坡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曽士生，他正在跟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班(MPA)和经济管理硕士班(MEM)的学员分享过去参加国会大选的心得，并解释正在进行的国会大选的各种规定、程序和人民行动党的应对方式。提问者，就是这两个被俗称为“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之一。

    在这场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交流中，曽士生数次不紧不慢地提到：“若是中国有类似的选举，这些方面你们可以留意和借鉴。”

    《南华早报》一篇报道如此开头：“美国的政客似乎总在为失业率伤脑筋，韩国的官员见面寒暄泡菜的价格，那么当两名并不熟识的中国官员会面时，相互之间稳妥的问候语应该是什么呢？或许能够攀交情的绝佳问候语就是‘你在新加坡受训过吗？’”

    南都记者李思磐 实习生 嵇雅静 发自新加坡

    学习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简称南大或NTU)位于新加坡的西南部，在2010年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174名，在亚洲排名23。NTU的前身南洋大学，是全东南亚华人社会倾资兴学办起的唯一的海外华文大学，因为这一层历史渊源，学校与中国联络紧密，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成为中国政府派员“学习新加坡”的首选地点。

    新加坡的中国官员培训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其时，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而新加坡却与中国建交，并开始第一个大型的合作项目——— 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

    从苏州工业园区的成立开始，新加坡开始接收中国官员进行短期培训。“那时候双方对彼此的行政程序都不了解，需要磨合。”新加坡唯一负责政府公务员培训的法定机构———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国际司助理司长黄慧贞说。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发表谈话，谈到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同时社会稳定的经验，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这一年，中央派出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为团长的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访问，掀开了中国全面总结和吸收新加坡经验的序幕。同一年，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拉开序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最初多去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为何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有中西文化合璧的优势，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执政，从政治生态上更接近中国。”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如此解释。他还认为，可以用汉语教学，注重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也是新加坡大学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在美国培训过的官员向南都记者表示，虽有翻译协助，语言障碍确实相当影响学习效果。

    “市长班”

    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事实上，1995年就开始有来自河北省的8名厅级官员在这个班学习，只是1998年之后才授予学位。“现在基本上都是省级官员了。”南大负责中国官员项目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及中国事务处主任吴伟说。这些人中间有现任山东省副省长才利民等，之后的几期学员，也多来自河北。

    2001年4月，两国政府代表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选派学员，最初学员多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被称做“中国市长班”。

    2004年，南大又推出了面向中国官员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截至目前，南大硕士课程已经累计有1006名学员，其中20%-30%是厅级官员，而今年这一届108人，则40%是厅级或以上级别官员。

    此外，公共服务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都接待各式各样的短期班。这些为期1周到1个月不等的短期班，南洋理工大学已经培训了约1万人次。

    迄今为止，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一直是以短训班的方式，履行中组部和新加坡外交部的合作协议，每年接收四期为期两周的短训班，每期25人，其中一期来自中央党校。学院2003年建立国际司之后，与中国各地的行政学院、党校的合作更加密切，每年为各省市区的行政学院培训1000多名干部，占国际司国际学员的1/4。

    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或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则是中国官员培训的后来者，2010年，该学院与国大管理学院合作，联手推出以中文授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 )。MPAM项目虽然刚刚培养出一届学生，但这个学院的财力和声誉却不容小觑。在这间学院办公楼的大堂里，赫然是李光耀的警语：“若你想达成目标与梦想，不经规训不可能做到。(If you want to reach your goals and dreams，you cannot do without discipline)”。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项目主任陈抗教授表示，他们对学生的级别和工作经验有严格的要求：处级以上、工作经验10年。“我们一开始定位就要丰富经验的、级别比较高的。我的理念是这个项目应该做精，学新加坡的经验应该学到点子上，特别是高层次的人才。”也因为这个原因，课程坚持小班教学，“一班35人，两个班刚刚好；这一期80人，我都觉得多。”学院只接受国民教育系统取得本科学位的学生，党校学历不考虑。

    每次开学的时候，都有商人要求入学。陈抗对南都记者表示，“像我们这样的班，有很多的企业家都想来这里读一年，跟这些官员打好交道，回去好办事；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民营企业家、私人部门是不接受的，因为我们是公共管理。”

    跟其他官员培训课程不一样的是，李光耀学院招生并不限于中国内地，而是面向整个中文世界，目前班上也有来自台湾的学员。

    “实践者教实践者”

    黄慧贞介绍，他们课程的核心是“实践者教实践者”，老师都是在职或者退休高级公务员，内容是政策的制定和操作。

    这也基本是南大和国大“市长班”的特点。教理论课程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国，求学欧美；其他与新加坡制度有关的课程，由一些退休部长级官员和媒体掌门人担纲。课程安排还包括到新加坡政府部门参观访问，通常是高层接待。

    在李光耀学院，同学们曾被安排与新加坡总统纳丹喝下午茶。学习的后期，可以进入新加坡政府部门见习1周左右，“一个河南高院的副院长要到高级法院去，一位上海的刑警队副队长说要看新加坡的警察局……去年的学员就去了18个政府部门。虽然实习时间不长，但各个部门都会安排能讲中文的官员来跟大家交流，之后就成了朋友，这些学员碰到什么问题，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找到答案。有的官员周末还可以来辆车，把他们接出去吃东西，聊聊天。”

    “潜移默化”，是吴伟和陈抗都强调的东西。陈抗对南都记者表示：“像我们这里，学员来了不久，就有两个前首相到这里访问，一个是布莱尔，一个是荷兰的巴尔克嫩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大使陪着，走的时候就一辆车走了。我们同学看到首相就这样来和走，好像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之间，观察到事情有很多做法，思路打开……包括这次的大选，学员也应该会学到很多东西。”

    每一届硕士班都有海外考察行程。已经毕业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第一期学生，选择了去美国东部考察。这个被命名为“浸濡之旅”的行程，也有院方自己的考虑。“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一级政府；跟中国大陆型国家，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国家，有多级政府的国家，让大家在这方面有所体验。去年到美国的东岸，到华盛顿、费城、纽约，在华盛顿主要是看国会，它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观察，我们也请世界银行的官员给我们作报告；然后去费城，就揪美国宪法制定的地方、最后到纽约，请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给他们上了6堂课。如替代性能源，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再有美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美国的联邦制是怎样的制度，在这些方面补充新加坡经验的不足。”陈抗说。

    “我认为你们应该鼓励官员往外走。”一位曾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的台湾学员告诉南都记者，“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有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接下来能否继续给民众创造幸福生活，很大部分决定于公共服务；官员的素质和视野，是国家强大的重要前提。”他举例说，一位大陆的镇长，对于新加坡机场相关的产业非常有兴趣，希望借鉴经验，为自己那个机场附近的镇做产业转型规划。“他真的学到东西了，他还对台湾的农业发展有兴趣，我也分享了一些资料给他。”

    误解新加坡

    接待中国的访问团多年，陈抗对一种类型的访问者的观点颇为保留。

    “很多中国来的访问团都要学习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强权的或者铁腕的政府，新加坡高薪养廉，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实际上却存在着种种误解，“我跟学员们都不断在谈。”

    陈抗逐一分析，“有选举和没有选举是有区别的，有这个制度，就有它的不确定因素存在，所以民主制度其实是引进一种不确定的机制，把不确定体制化。有了这个以后，(执政党)就会担心结果。这些不确定性就会逼着这些议员毕恭毕敬地为选民服务。你议员不能当选，部长也当不了。有了这个危机感，不管一党如何长期执政，官员的行为就不一样了。”

    关于新加坡的“国企”，陈抗说新加坡的政联公司(G IC )“跟国内的国企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是前副总理吴庆瑞提出的，他说我们这边不是国有企业，我们这边是政联公司，它是按新加坡公司法建立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私人有限公司’，法人、产权非常明晰，在成立的那天，就允许它破产，没有给它任何的保护。这也很容易理解，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不能用财政一直去补贴国有企业。另外这些企业按照私人企业的方法进行管理，有明确的激励机制。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信息相当透明。作为一个小国的企业，必须接受国际市场竞争，没有垄断和保护，虽然也有他们的问题。”

    对于那些对高薪养廉津津乐道的访问者，陈抗的答案是，“新加坡部长的高薪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是在1994年之前，新加坡的反腐败已经闻名于世了。”他表示，事实上，新加坡政府也多次强调，给予顶级高官以高薪，首要目的并非为了养廉，而是吸引私营部门的人才“弃商从政”。陈抗印象颇深的是2010年，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老副总理吴庆瑞去世时，他亲耳听到吴庆瑞夫人跟前来吊唁的外交部长杨荣文说，吴一个月的养老金每天4元多，一个月就是120多新币(人民币600元出头)。“这是第一代新加坡领导人的报酬。高薪无法养廉，反贪要靠制度。”

    “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

    播完一段中国形象片，再对照一段美国国家形象片。老师并没有作过多的评论，幻灯片上出现一行字：“软实力：一国在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吸引力，以及设定议程、主导国际舆论的能力。”数名学员迅速掏出相机和手机拍摄。这是常见的课堂一景。

    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书籍来自整个中文出版界，而不仅仅中国大陆；通知栏里贴着配备中文翻译的讲座通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讲“非营利组织的世界历史及其未来趋势”或者“中国的政府创新”。

    对于学员们，这确实是一个新的环境，与他们工作的氛围截然不同。他们居住4人一套的公寓，不管行政级别，抽签决定房号；外出活动经常穿着统一的班服：T恤衫和运动防水外套。以硕士课程为例，10个月份3个短学期，10到12门必修课，每一门都要考试，上午上课的时间是9点到下午1点，每周安排1天参观和讲座。

    连云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宋波说，老师们很多从中国大陆出国求学，现在“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我们还是很有收获。无论是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还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不过，这也是课堂上经常发生争论的原因。吴伟表示，“争论是提倡的。他们是有相当工作经历的官员，不应该填鸭式教学，他们是带着问题来学习的；而政策性的东西一定是争议性的。”

    不少教师有共同的烦恼：“你说中国不好，他跟你吵；你说中国好，他说你忽悠他……”

    在中国官员培训项目上工作了十几年之后，陈抗对课堂上的争论颇有经验。“很多人跟我讲，中国的学员是批评不得的，你跟他讲一点中国的坏，他们就要跟你辩论。我没有这样觉得，大概你必须先赢得你说话的权力。”

    “如果你把他当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中国跟美国的对抗，东方体系跟西方体系对抗……如果拔到这个高度看，这个不是讲道理的，是划线站队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是在讨论公共管理的问题，然后你从各个角度来阐述这些问题的必要性，譬如说民主法制的必要性，这时候大概大家都可以接受。”

    南大的学员们住在南大湖畔南洋谷，这是一个脱离了日常环境的地方，在他们的内部刊物《南大湖畔》上，一位学员细细地描述了自己跟一只鸟儿互动的过程，很多人都说起众多的鸟雀、昆虫和湖里的小乌龟，甚至离开之后还念念不忘。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侨务外事处的杨守德在随笔里坦率地分析从工作环境里抽离，当一回“局外人”的意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面对什么样的人民，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处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些问题，在国内得到的答案，与从国外角度往回看而得到的答案，则大不相同。会不断发现，平时的行为习惯，还有很多不符合礼仪规范；自认为干得不错的工作，甚至采用的手段比较落后，缺乏远景分析和时时的检讨，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新加坡的官员面对的百姓质疑更多，国内工作的环境还相当不错；今天全球化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即便在偏远的县城，制定的政策也要有世界的眼光。”

    理解新加坡

    “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有将近一年时间放下手头的事不做，潜心学习，认真思考改革、创新的大事。我们有幸向他们介绍公共管理的模式、善治(goodgovernance)的理论与实践……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愿景是：激励领导者，改善人民生活。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提高一批中国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并且通过他们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我们就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陈抗向南都记者表示。

    一位匿名的教师称，他从中国官员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认为，这些学员“有公共服务的意志和热情，也很有才华，字写得很漂亮，能歌善舞；写个人体会谈认识写得很好；只是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局限，逻辑训练不够。”他希望在教学中，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

    对于这些官员，他总是提醒新加坡政府的相对开放透明、对社会诉求相当有回应性。而吴伟则总是提醒学员关注新加坡政府将儒家文明和西方制度如何结合。

    教师们的理念对学生影响颇大。很多学员已经把新加坡的学习经历写成各种文章，结集出版。他们总结的新加坡经验的要点是：精英治国；拥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崇尚法律，遵守秩序；务实灵活；以民生为本；长期预先规划；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保障体系……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系统，这些课程安排了更细致了解和观察的机会。不管是硕士班还是短期班，很多中国官员的行程都包括对基层社区的参访。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室外，贴着一张参访说明———参观油池民众俱乐部以及人民行动党油池分部：“人民行动党分部的主要活动之一是‘议员接待日’，是人民行动党践行‘为人民谋福利’基本理念的具体措施之一。”

    “他们看到议员接见选民，更感动是看到一些志愿者帮忙党支部做社区的活动；他们很多都非常敬佩，说在中国这是少见的。”黄慧贞说。

    来自四川省监狱局人力资源处的王国民告诉南都记者，他最想见识的是新加坡的监狱管理，因为中国现在开始建设开放式监狱。对于新加坡经验，王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他们的党政关系处理得很好，党善于根据形势、人民的需要更新自己，从社会吸纳人才，党部很小，但政府执政能力很强；还有高层的廉洁。”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王振平的著作《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也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两个同学参观国会的时候，讨论“人民行动党是如何一直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他们留意到社区居民都能申请旁听国会辩论。市长班的重庆江北区委党校副校长郎平写道：“人民行动党这个执政近5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不仅坐落在远离市区的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高的偏僻小楼，而且是租借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名工作人员。”

    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人事工委主任刘精策发现新加坡制度的独特之处是：先当选议员才能当官员；议员是选区市政委员会和社区发展理事会的领导，前者负责这一区域物业的管理、修缮维护工作，后者则是为居民提供文体活动、社区照顾、就业服务、终身学习和慈善的组织。刘认为，应借鉴议员每周接见选民的制度，完善代表联系选民联系群众的制度。

    万卫东，这位湖北省农业厅官员参观完农粮兽医局之后的感受是：“我希望我们的国民能早日像新加坡人一样不再为吃什么放心而发愁。”他在著作《南洋求学偶得》中，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作了一个总结：“人民行动党通过法律程序，把党的思想路线化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贯彻执行……”

    而关于新加坡的反腐，官员们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如重庆渝中区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赵祺注意到，“以法治腐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根本保障”。他分析了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与中国反贪立法的不同之处，如犯罪主体包括私人机构、私人和半官方机构、以权谋私的“报酬”的涵盖范围广，贪污贿赂范围宽，连只是企图获取非法报酬也算犯罪；而贪污犯罪构成并无数量底线，价值2新元的小费也可被指控贪污。而其他的配套法令也非常严苛，如《贪污(利益充公)法令》，非法报酬和不明来源财产一律充公，如拒绝执行，将被增加监禁刑期；而其《公务员指导手册》里规定，一个官员的债务超过3个月工资总和，就被视为陷入债务麻烦，必须向本部门最高公务员首领报告……由此，赵得出的启示是：健全法制、发挥党政领导表率作用，并推行政务公开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审核制度。

    从招商引资到和谐社会

    最早，无论是硕士班还是短期班，大多数中国官员的兴趣，都在“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上。如南大最早一班的学员才利民，当时是河北邯郸市委副书记，学成回国后又多次到新加坡访问，为河北省招商。在他河北省副省长任上，新加坡是河北省的第五大投资国。

    凌展辉博士是新加坡专门从事社区服务的N G O“飞跃家庭服务中心”的创始人，也是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经常请来为中国官员讲授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教师。在新加坡，社区服务工作大多由政府招标，外包给民间团体执行。“飞跃家庭服务中心”从20年前的3人小团体，通过承包政府的社会照顾标案，发展到现在180人的综合社区服务团体。

    凌展辉的感觉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对这一制度有兴趣，而不再只是“招商”；他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优秀，是想要做东西”，兴趣重点转向了和谐社会———城镇建设和社区管理。

    “如何建立一个不是由政府完全承担的社会安全网，让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进来，对他们来讲是个新东西。以前建设项目，要规划幼儿园、建学校，现在他们有了老人照顾和扶贫的概念，会把这些设施考虑进去。”而且，来新加坡考察的干部，“在(社会服务政府外包)这一块常常是动真格的”，通常回国之后还会主动索取资料，如广州的越秀区政府。“他们对一张表格怎么填，如何制定服务考核指标，如何监管社会工作团体，每个部门之间如何合作……都问得很具体。”于是，凌展辉的教学工作常常要延长，譬如，佛山市的居委会进行培训转型，他还要时不时通过网络协助他们培训人员。

    鉴于中国水环境议题日渐严峻，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特别突出官员在环境方面的研究和政策能力。如与一个水环境基金会合办的“连环挑战赛”，为官员们进行国内的水环境考察提供资助资助数额不菲，研究四川震后岷江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一个课题组，获得金奖，奖金约为250万元人民币。

    应用新加坡

    “中国官员实际所想的跟他们说出来的非常不同，他们脑子里想的东西基本是跟国际接轨的，但现实的体制条件让他们很少有机会讲出来。”南大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副院长张志斌说。

    对于官员们回国后对新加坡所学知识和经验的运用，陈抗表示乐观。“比如到了一个县党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市长或者县长的时候，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比较多。虽然制度有约束，但地方一把手的约束还是比较少的。”他举例说，他课上讲到“反公地悲剧”，就启发了一些学生进行地方性的政府创新：“目前五套人马———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有可能出现‘反公地悲剧’，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该负责的时候谁也不负，该享用利益的时候每个人伸手。这个他们学了以后，有的地方就把五套人马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环……一旦他们到了(有决策权的)位置上，就会想到以前新加坡是怎么做的，去试一试。”

    “(新加坡经验)学得不够是肯定的。”历任新加坡建屋局局长、城市重建局局长和总规划师的刘太格坦率地对南都记者表示。作为“市长班”最主要的客座教授之一，他所讲述的新加坡城市规划和发展历程，是官员们学习的重头戏之一。在中国主持了大量城市规划案的刘太格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意见，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对专业的干预“非常大”。“首先，中国人自尊心很强的，做什么事都要争取世界第一，我觉得这是个好事。现在主要是主观意识太强，方法论没有考虑好，我担心这个代价会很大。这几十年来，他们意识也有改善，不过意识的改善比开发的慢。我们从规划角度来看，必须保持它的科学化、系统化、长期化。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就是‘赶’这个字的灾害，应该是‘快’而不‘赶’，这个是新加坡经验。”

    此外，刘太格认为没有被中国官员注意的，是“其实我们的拆迁学问很有参考价值”。刘在任上拆除了28万套房子，没有争议和暴力事件。他的经验是，要把居民迁出去，必须要给他们大规模提供组屋、商店和新工业区，其次，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生活圈，同时，手续绝对透明。先拍照，再公布拆迁，赔偿率定得很细致，且比市场价格高一点，就不会有争议。而法律规定不可以抗议拆迁，而只能抗议赔偿率，抗议的途径是上法庭。

    作为在中国最有经验的“市长班”教授，刘太格如此总结他所感觉的中国问题：“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应当高度重视胡主席的一句话，就是‘科学发展观’。针对中国目前的问题，这句话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