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避难所居民等级:得罪林彪江青大将罗瑞卿被逼跳楼

得罪林彪江青大将罗瑞卿被逼跳楼

罗瑞卿是林彪篡夺权力威胁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为军中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拼命地网罗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爪牙，而对反对他们的人，则设法迫害，不惜置于死地，为其夺权扫除障碍。为了抓住军权，林彪在军队中采用拉拢引诱和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拢、威胁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顶天立地的铁骨汉子罗瑞卿失效时，他便180度转弯，把罗瑞卿作为在军中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师生都亲切地称他“罗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毛泽东非常器重和喜欢罗瑞卿，也许这也是林彪嫉恨罗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始于长征时期。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动，因此，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了保卫局长罗瑞卿的重要职责。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罗瑞卿总是形影不离地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期间，也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总是亲自过问。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并亲自布置检查保卫工作。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就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到那里去游泳。1959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毛泽东在湘江边要游湘江，马上赶去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毛泽东的警卫，陪毛泽东游韶山，直到妥善安排毛泽东上了庐山。在节日期间，罗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后。许多领导人在节日里都能携带妻室去天安门观看焰火，他却没有享受过这种天伦之乐。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可谓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保卫者。他还为了能在毛泽东游泳时紧随左右，在年近五旬时，还刻苦地学会了游泳。罗瑞卿那高大的身躯，那诚实、憨实的面容，使毛泽东对他非常放心，以至罗瑞卿遭受陷害时，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罗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对他游长江外，还没有反对过他。

　　1964年，罗瑞卿开展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军队素质。并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当即表扬了罗瑞卿，并建议罗瑞卿在全军普及北京、济南军区的经验。

　　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权力宝座的林彪，把罗瑞卿看成他在军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林彪长期以来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对此持反对意见。1960年，林彪抛出“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等极左口号，罗瑞卿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自己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死背硬记，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在战略方针上，林彪主张消极防御，说：“不要看地形，看地图就行了。”而罗瑞卿反驳说：“地图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为此，罗瑞卿还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当林彪喊出“革命化”、“骡马化”的愚昧口号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针对林彪空喊政治，在军队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林彪诬蔑1964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罗瑞卿反驳说：“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也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为罗瑞卿总是反对林彪，林彪对此感到十分恼怒，但由于毛泽东对罗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对罗瑞卿过分发作。于是他和叶群就利用请罗瑞卿一起看电影等手段和罗瑞卿套近乎，妄图把罗瑞卿拉上他的贼船，但都被耿直的罗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绝了。特别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这位怕风怕光的部长的身体原因，许多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罗瑞卿来具体抓。刘少奇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不为他的威逼利诱所动，只好找机会来除掉罗瑞卿。因此，在罗瑞卿被诬陷和关押期间，林彪把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分歧，都当成罗瑞卿“反革命的罪证”，像一磅磅重型炮弹一样轰向罗瑞卿。

江青要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但不给领章、帽徽

　　导致罗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个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当时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1965年11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后，江青想以文艺为缺口在中国大地上大显威风，从而为实现她更大的野心铺平道路。她想到了军队，想到了与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罗瑞卿。她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罗瑞卿参加。谁知罗瑞卿“不识抬举”，对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实罗瑞卿对江青本来就很反感，江青曾经要罗瑞卿发给她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一套，但不给领章、帽徽，因为她没有军籍。江青感到她的话对这位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的耿直的罗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风头的路也被罗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对罗瑞卿怀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设法置罗瑞卿于死地。

　　江青在罗瑞卿这儿碰壁后，并没有动摇她以文艺界为突破口而大出风头的野心，这时，她又选中了林彪。在对待罗瑞卿问题上，二人狼狈为奸，可谓是不谋而合。从此二人勾结起来，终于把罗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渊。

　　1965年秋冬之际，林彪开始行动了。他叫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林彪的老婆叶群则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要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材料。接着又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前空军司令员)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这是明显的示意、出题目。接着叶群又说：“林总讲，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

　　听到这里，吴法宪完全明白叶群的示意。他马上表忠心：“我当然跟林总。跟罗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

　　叶群很高兴，就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由六级调升至五级。”就这样，吴法宪心甘情愿地上了贼船，不惜踩着罗瑞卿的身体往上爬。叶群和吴法宪捏造了所谓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一、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后林彪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罗瑞卿真的讲了这四条，那就确有伸手要军权的嫌疑。吴法宪按叶群授意，从1965年底到1966年3月，发了两次言，写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罗瑞卿讲了这“四条”，因此，“充分证明罗瑞卿确实有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这是死无对证的指控，因为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

　　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林彪对罗瑞卿采取了突然袭击。当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落实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他正忙于工作时，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上海去开会，却没有透露会议的内容。罗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准时到达上海机场。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负责人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罗瑞卿已感到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吴法宪一反往日的“热情”，紧板着面孔。进市后，罗瑞卿也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去上海暂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他们还委婉而坚决阻拦了罗瑞卿与秘书通电话。这里警卫森严，在一间房间里他见到了几位熟悉而又深为敬重的老战友，但他们谈话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最后，他终于知道了，正在开的会议是对罗瑞卿的突然袭击，并且这是中央的决定。罗瑞卿急于知道会议情况，却自始至终被拒之门外。

　　这次会议是林彪策划诬陷罗瑞卿的一次紧急会议。从1965年12月8日开始，到15日结束，由林彪主持。毛泽东11月末在杭州听取叶群利用海军的材料对罗瑞卿问题的汇报后，他不能容忍有人竟违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针，于是不顾和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忍痛割爱，于12月2日在一份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了如下批语：“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这个批示，如获至宝，肆意地歪曲事实对罗瑞卿进行陷害。会议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的所谓的“反党篡军的罪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却能够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最有分量”的发言。叶群这个被誉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实对罗瑞卿是怀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队评职称时，叶群向罗瑞卿伸手要大校军衔，而罗瑞卿却按规定给她评为上校，没有满足叶群的权欲。1965年春，林彪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到部队前，罗瑞卿建议改掉文件中提到叶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叶群十分恼火。这次能在中央会议上对罗瑞卿开火，叶群当然火上浇油。她说：“罗瑞卿掌握了军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后又会要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对她的一派胡言，邓小平在会上公道地为罗瑞卿申辩，但在那种情况下，显然无济于事。因为叶群她们为了加强“罪证”的分量，曾逼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处于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翟云英表示没有听说所谓“四条”，只承认她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他们抓住这一根稻草，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证明。同时，叶群还授意李作鹏也凭空诬告罗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阴谋活动，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的人已无法为罗瑞卿辩解，于是林彪在会议上宣布了撤销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对罗瑞卿的迫害开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参与下，林彪加快了对罗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连续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罗瑞卿在会上做检查。如果罗瑞卿不承认林彪罗列给他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因此，会议开得很特别，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时，他们就宣布休会，这其实是在逼供，他们根本就不想给罗瑞卿申辩的机会。罗瑞卿当时的处境正如他的女儿点点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叙述的那样：看见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闭口不语，或违心附和，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顺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人。他好像被推进茫茫黑夜中，黎明没有盼头，他好像被推上悬崖绝壁，却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无法解，他意识到有人在逼他，逼他离开这个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瑞卿感到孤寂、郁闷、悲愤，觉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决心以死来抗争。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的一张字条：“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之后便从他住房的楼顶纵身跳了下来。然而，历史也许知道有那么一天他会沉冤得昭，他没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当他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看见旁边流泪的妻子时，一再嘱咐她：“要把孩子养大，不要让他们斩草除根。总有一天，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党，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

　　但是，他面临的，却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说他是个“身败名裂”的敌人，以自杀这种形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国”的“罪行”。罗瑞卿被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张硬板床、一张小方桌，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小窗户，严密的看守。这位没有坐进敌人监狱的大将却坐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断肢的疼痛使他昼夜难眠，更严重的是心里的绞痛。而林彪则幸灾乐祸，并要一步一步地把罗瑞卿逼到绝路。

　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罗瑞卿放在大箩筐里抬了出来。因怕他再站立起来，一个多月做两次残忍的大手术

　　罗瑞卿开始了他被囚禁的生活，但他这时就是想过着“囚徒式”宁静的生活也不可能了。此时，狂热的“红卫兵”也踏上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批斗风像着了魔似地狂吹乱卷。周恩来总理预感到罗瑞卿可能要受到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又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妥加保护。吴法宪密报叶群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待？”吴法宪于是寻找种种借口，一会说空军医院没有合适房子，一会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总理，拖延时间。康生和谢富治也四处煽风点火，公开宣称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还是“假党员”。

　　1966年12月24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的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亲自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示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捆绑到会，一同批斗的还有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以及肖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而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19看台的“红卫兵”中，为林彪计谋得逞而奸笑着。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3.6万人参加了大会。

　　1月4日上午9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和朗诵着语录进场。大会还教唱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分别挂着写着名字、并在名字上画“×”的一米见方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罗瑞卿因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有幸坐在凳子上。罗瑞卿拖着残腿，被两个“红卫兵”扭曲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起彼伏。每一个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人便被押着绕场一周。罗瑞卿拖着伤腿，面色灰白，痛苦不堪。不但是腿上的伤在折磨着他，人们误解他的口号声也刺激着他的神经。但他的目光是坚定的，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有人故意要借狂热的红卫兵的手除掉他，他不再想死了。他知道，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和他们斗争。他深信中国的那句古话：“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已经很流行了，罗瑞卿不断地被批斗。他的腿伤未愈，却一面接受所谓的治疗，一面接受群众的“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一种身体不能好好休息，腿伤不能很好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彪一伙的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活动中，罗瑞卿被称为军内“第二号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等罪名。8月16日，在报刊上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行的宣传中，罗瑞卿又被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被一再点名。8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8月28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的文章。从此，罗瑞卿一天24小时，几乎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身体日渐虚弱，腿伤也日益严重。

　　1967年9月14日，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骨折。就在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11月中旬，新伤旧疾再次恶化，成了威胁他生命的大敌。罗瑞卿再次住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手术。被林彪控制的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就成了审讯室，专案人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着罗瑞卿回答，只要他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期间，对罗瑞卿的病体是一种折磨，对他的意志也是一种磨炼。两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1968年5月底，罗瑞卿几经“治疗”的腿不但没有好，反而恶化了。6月1日，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锯掉……”

　　7月13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7月25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叶群得知这事之后，8月4日打电话给吴法宪说：“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他们关心的是搞出罪证，彻底搞垮罗瑞卿，而对罗瑞卿的身体则根本不在乎。

　　在林彪的亲自策划下，罗瑞卿的手术延期了。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罗瑞卿听到这个决定之后沉默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对光明的渴望，顽强地活着。对他们的逼供仍以沉默来作为回答。因此手术秋凉并未进行，而是拖到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作了临时更换，以致这些医生在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小腿的下1/3部分。五周以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能安装假肢，但他们怕罗瑞卿再站起来，便做了如此残忍的手术。

　　在罗瑞卿身心遭受残害的同时，他的家人也遭到了林彪一伙残酷的摧残。妻子郝治平，这位16岁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于1966年下半年被关进监狱，在狱整整六年。儿子罗宁，在1967年大年三十夜被投进监狱，一坐就是五个春秋。其他的五个孩子，也受尽了各种折磨、侮辱和艰辛。

　　历史是公正的，以残害别人来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林彪摔死后，罗瑞卿于1973年底初步获得了人身自由。他对子女说：“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这些年，我几乎不会笑了……”

　　也许在1973年初步获得自由时，罗瑞卿终于会笑了，但一定笑得很勉强。因为林彪摔死了，但是“四人帮”还在猖狂地活动，江青不会允许这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再站起来。将军虽然人身初步获得了自由，但他仍然不能恢复工作，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共产党人，多年不能为了党而工作，内心太痛苦了”。他的案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定了性，而且还有毛泽东的批语，因此他仍然蒙受在冤屈之中。

　　1976年，历史终于把“四人帮”推上了审判台。又经过一年多的曲折，罗瑞卿复出担任军委秘书长等职务。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初期，百废待兴，因此坐在轮椅上工作的罗瑞卿感到很不方便。他曾对沈图说：“坐在轮椅上真不方便，生活不能自理，工作更不方便。”1978年夏，党中央安排罗瑞卿去西德治病，安装假肢。罗瑞卿将军心里很过意不去，说：“这次党中央安排为我去西德治病，作了十分慎重的安排，国家为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心里真过意不去……”这位历尽沧桑和折磨的将军对党的忠贞依然不改，对革命工作的痴心依然不改。

　　人们都期望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能站着回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但是生活竟是那么残酷。罗瑞卿将军竟在西德手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于1978年8月3日与世长辞。他活过了那场浩劫，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在浩劫后为祖国做点事情，然而残酷的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毛泽东曾评价罗瑞卿，说他“原则性太强”、“水至清则无鱼”，正因为他这种性格，在奸臣当道的日子里，他才最早成为军内迫害的对象。将军的铁骨，将军的忠魂，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将军，如果您九泉下有知，您一定会笑得很欣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昭雪了您的冤狱，恢复了您的一切名誉。您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您的铁骨忠魂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