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反思录：一个公务员的非正常死亡

　　对于洛阳市新区太康路26号的勤政苑小区居民而言，2011年4月28日不是一个平静的日子。这天下午15时10分，时任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的张广生从小区33层高的楼顶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洛阳市公安局在4月29日发布的公告中说：“据调查，张广生同志夜间经常失眠，近期情况加重并呈现抑郁症状，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自感工作压力过大……”

　　这已不是第一起选择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者的数量则高达200万人。

　　据万方数据库国内精神病医学学者阮玖琼等人研究资料，抑郁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它也是21世纪人类的主要杀手，在中国，超过2600万的抑郁症病人中，有10%～15%最终可能死于自杀。

　　在张广生纵身一跃决然作别这个世界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了解，不同职业人群对抑郁症有着不同程度的抵抗力，在公务员群体中，因工作性质特殊，公检法系统公务员最易受抑郁症干扰。

　　张广生其人其事

　　对于张广生的死，洛阳市公安局公告中说：“近日，张广生同志感觉身体不适，向市局主要领导提出请假，市局领导批准其休息并劝其休养一段时间，但张广生同志坚持每天工作半天、针灸治疗半天。4月28日14时30分许，张广生同志在其自购住房顶楼跳下，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而在这纸无奈的公告背后，却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张广生。

　　资料显示，在家中排行老三，1957年出生于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的张广生，曾经是一名军人。他的妻子则在洛阳市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女儿正在读大学，他的两个哥哥，一个至今在农村务农，另一个则在学校教书。

　　1990年张广生复员转业，旋即任职于洛阳市纪委；2009年3月，张广生由市纪委科室主任调至洛阳市公安局，担任纪委书记。

　　张广生在同事中颇有口碑。此前，张广生的一位同事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张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不乐意陪吃陪喝，也不参加工作应酬，大部分时间都回家吃饭。

　　“他很敬业，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喜欢应酬。是一个大家认可的不收礼的清官。”一位洛阳民警如此说。

　　而在天涯论坛上，一位网名叫做“bfmp”的网友留言说：“张广生书记为人正派，待人和善，处事原则性强。”

　　财新网报道称，张广生跳楼前，亦给洛阳市公安局相关领导，以及妻子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对不起，我走了”。

　　关于张广生为何轻生，至今仍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除了洛阳市公安局从抑郁症的角度进行解释，另有观点认为，可能是与洛阳市政府推行的各政府部门“行风评议”中，洛阳市公安局在第一季度评议中排名较靠后有关。

　　1/4统计数据背后

　　据公开报道，这也是洛阳市公安系统四年来第二个自杀的副处级官员。此前的2007年8月3日，洛阳市宜阳县公安局局长白山在旅游途中举枪自杀，当地政府给出同样结论说：“因工作压力大，今年以来，精神忧郁。”

　　另据本报记者对2008年至今公务员自杀数据统计，在37名选择自杀的公务员中，包括张广生在内，共有9名公务员属公检法系统。

　　这也意味着，在最近4年的公务员自杀案例中，仅公检法系统的公务员就占据了其中近1/4份额，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对于此，一位在纪委工作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与掌握审批大权的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相比，纪委乃至公检法系统，做的都是得罪人的工作。

　　这位纪委人士，虽然未到四十不惑之年，可两鬓却已斑白。

　　据上述人士透露，在区域较小的行政区，纪检部门更难转身，这亦与最近几年纪检部门选择自杀官员的实际情况相对应。

　　无论是张广生，或者2010年2月5日同样选择跳楼的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都为市一级官员，纵观张广生仕途历程，皆在洛阳市范围。

　　结合公检法的具体工作，上述人士表示，在市、县一级，往往公检法公务员接到举报材料就必须去调查，并须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纪委工作则更难，社会关系更为狭小，案子办或者不办，反复纠结而不得其果，而调查深入程度，也与上级的支持程度相关。

　　“办案成绩是衡量纪委工作好坏的标准。这样的工作做不好，来自于内部的业绩考核压力大；做好了，则要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和阻力。”上述人士说。

　　抑郁症与自杀高危行业

　　对于抑郁乃至自杀高危行业而言，公检法系统公务员易受压力困扰并非孤例，因行业的不同特点，自杀概率也不同。

　　数据显示，因压力过大自杀已是困扰全球的一大顽疾，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病。每年选择自杀的人数，也呈递增趋势。

　　同是在4月28日下午，申银万国证券自营部投资经理赵立臣在上海常熟路171号总部大楼外楼梯安全出口处跳楼自杀，时年仅33岁。

　　赵立臣和张广生纵身一跃的时间，恰恰都在中国A股下午15时收盘后，4月28日上证指数下跌38.37点，跌幅1.31%，这也是大盘在4月最后一个星期跌幅最大的一天。

　　而据美国滥用药物和精神卫生管理局2010年对21类行业所做的“药品使用与健康全国调查”报告，赵立臣所处的“金融顾问和财务人员”行业，排名易抑郁行业第九名。

　　在这份跟踪调查对象长达3年的报告中，排名第一的行业为“护士或者家庭护理人员”。数据显示，这一行业中有11%的被调查人士表示出现过抑郁症。

　　此外，这份报告显示，“餐饮服务人员”“社会工作者”“医护工作者”“艺术家”“教师”“后勤保障人员”“推销人员”等，都位列抑郁症高危行业前十名。

　　相比于如上高危行业，患抑郁症比例最低的行业为“工程师”、“建筑师”、“调查员”等，为4.3%。

　　早在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心理健康机构主管格杰恩·马格纳森便在英国《卫报》上透露，全世界年平均自杀人数87.3万人，自杀未遂者是自杀人数的10～15倍，这亦与前文所提到的卫生部所发布的数据相契合。

　　中国抑郁症现状

　　就在张广生结束自己生命之前的2011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时表示，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

　　更早之前的2005年6月，中央组织部便已经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综观这份文件，中央组织部不仅已高度重视干部的心理健康，同时，也将“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了解”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然而，这仍不能阻止张广生轻生的选择，在此背后，更是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逐年升高的残酷现实。

　　在上海，2010年《中国部分城市抑郁症状调查报告》显示，上海抑郁症年患病率约为1.7%，其中年轻的工作人群由于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等原因患抑郁症比例逐年上升。

　　这份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季建林教授所负责的课题报告，对网上普通人群，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和南京5个城市的工作人群做了调查，并收回了6000多份有效问卷。

　　调查表明，超过1/3的受访者有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其中女性、31岁～40岁人群、企业职工这三类工作人群的抑郁情绪比例相对更高。而患抑郁症的被调查者减轻抑郁症的主要方式，则包括运动、饮食转移注意力、向亲友和心理医生求助、自我调节和希望减轻工作压力以调整身心。

　　尽管2005年，时任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在出席亚太精神科学高峰会上已表示，卫生部疾病控制司2002年制定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明确要求，到2010年，地市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的抑郁症识别率要达到60%，县级综合医院达到50%。

　　但是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仍不足五成。

　　另据2006年3月2日国家新药筛选中心新闻发布会资料，在中国城市人口超过2600万的抑郁症患者中，有62.9%的人至今从未就医，只有10%的人接受了常规药物治疗。

　　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的调查报告显示，仅仅在2005年，抑郁症在中国便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1亿元，间接经济损失481亿元。

　　随着抑郁症患者比例的逐年上升，这也意味着，6年之后的今天，抑郁症所引发的经济损失数额仍在进一步扩大。

　　自杀背后的反思

　　除了对公务员非正常死亡所处不同部门的统计和归类，另据本报记者调查，张广生和赵立臣之外，从农民到工厂工人，乃至演艺圈人士，皆有因压力过大而导致自杀发生，而它的范围，遍布世界各国。

　　据美联社报道，2007年5月28日，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在寓所内上吊自杀。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9年日本共有32845人自杀，自杀人数连续12年突破3万人，这其中又有约8000人自杀原因为经济、生活问题。

　　日本一家致力于减少自杀的国际慈善机构“Befrienders Worldwide”东京服务中心创始人西原幸子曾对此表示，日本大多数自杀者属于工作认真勤奋的人。由于他们非常刻苦，超负荷工作，以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萎靡不振。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欧洲，失业率每上升1%便会导致65岁以下人口自杀率上升0.79%，而2008年金融危机致使欧洲国家自杀率呈上升趋势。

　　根据这项研究结果，如果政府为帮助就业而提供的经济支持达到人均每年190美元以上，金融危机就不会对自杀率有这么大的影响。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总督导徐凯文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人去自杀，有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他的行为，它们分别为“家庭”、“同伴和社会的支持”与“信仰和理想”。

　　徐凯文表示，如果一个人家庭很幸福，心理抗压度也肯定高；同伴和社会的支持，则会让你更坚强一些；信仰和理想，则关于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

　　“如果这三个因素都没有，或者至少缺少了其中2个，那就有可能走上绝路。”

　　“说到一个个体，压力越大，遇到受挫的事情，就更容易冲动。这中间有时代背景的因素。从整个国家良性发展角度来讲，可能我们不应该那么着急赶超美国和日本，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幸福感。”徐凯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