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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析在我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 吴宣恭 2011年04月19日16:06 阶级分析在我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新闻 
内容提要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出现了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离开阶级分析，许多经济问题就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 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和谐社会
要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学，首要的是必须具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方法。
一、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结成一定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但是，生产必须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前提，不同的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生产和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就不相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方式和份额也不同，因而有些人就能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进而无偿占有另一些人的部分劳动成果。马克思主义把存在这些差别的不同人群或集团称为阶级。
对阶级关系的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理论以及所有制理论的自然延伸和运用，也是正确认识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方法。在研究资本主义和以前社会的生产关系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始终贯彻和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阐明这些社会中人们形成一定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亦即阶级产生的基础，深刻地揭示了在这些基础上人们相互关系的实质，精辟地论述这些关系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从不隐讳他的学说的阶级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充分的显示。只要是存在阶级的地方，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仍然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有效方法。虽然有人主张经济发达国家的阶级界线已经日益淡化，但在这些国家里，剥削、贫困仍然没有消失，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大大加快了，例如美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升至4.68。肇源于美国震撼全球的大危机就是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迅速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即使依靠庞大的信贷消费也无法解决的一次总爆发。而且在美国尚未完全走出危机之际，2010年第3季度，全美企业居然获得1, 659亿美元的利润，创出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数字。这种阶级状况，使得美国虽然花费巨大的投资企图振兴经济，但收效甚微；徘徊于9%以上的严重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约有200万户居民因无法还贷而被收回房屋；23%的美国家庭背负的抵押贷款金额高于其房产的价值，穷人面对满身的债务走投无路，为生计而不得不忍受更加繁重的压榨，群众的焦虑和怨恨不断聚集。 [1]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美国政府想方设法转移群众对社会矛盾的视线。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正义和有识人士如何说明真相，美国政府仍然不顾事实，坚持把失业和危机归咎于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汇率。可见，无论从经济关系或者政治关系看，阶级分析仍然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
问题是，在劳动人民夺取了政权并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政治经济学是否还要使用阶级分析方法？
对于这些问题，似乎无须太多的理论探讨，实践和客观现实可以容易地、清楚地给出答案。
二、现阶段我国还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劳动人民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在政治上成为社会的主人。但是，旧的经济关系并没有立即改变。后来，经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农村土改，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工人、农民、个体生产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尽快恢复因长期战乱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增强国力，抵御外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实现共同的任务，各个劳动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结成巩固的联盟，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也存在团结协作的一面。但是，当时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经济极端困难，加上抗美援朝的沉重负担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等，国内外形势非常严峻，一些资本家乘此时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秩序，为攫取最大利润而大肆活动。劳动人民与力量还相当强大的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有的还十分激烈，谁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关系，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我国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消除阶级对立的根源。
到了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公有制不断扩大，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私有制几乎被全部消灭了。从此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里，在中国大地上剥削制度被铲除，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了。虽然有些时期还在讲阶级斗争，但它只能从国外敌对势力的活动以及思想政治的分歧和对立去解释，在经济领域里讲的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矛盾，除了一些穿凿附会（如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基本上不再使用阶级差别去分析经济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为了实现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国家先是在原有体制外发展个体和私有经济，引进外资；接着又在体制内将很大部分的公有企业改造为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国内的私营经济加上外资企业在就业人数和产值上逐步占居首位。雇佣劳动制度重新恢复并且大规模发展了，在这一大片经济领域里又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数以亿计的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一边是靠剥削工人无偿劳动积累起巨额资产的私营企业主，他们及其家属（按照外国记者的说法）“享受疯狂消费”。2009年，中国家财千万元的富豪已达82.5万人，家产亿万的有5.1万人。2010年，荣登胡润富人榜家产十亿的富豪就有1,363人，其中百亿富豪97人；家产亿元以上的达5.5万人。根据胡润富人榜，中国仅仅前200名富豪的财富总额就达26,022亿元,相当于国有中央企业总资产（21万亿元）的7%，占2009年全国GDP（335,353亿元）的7.76%。而2009年美国前400名富豪的总资产为1.1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GDP（14.8万亿美元）的7.63%。这就是说，中国前200名富豪的总资产占全国GDP的份额大于美国前400名富豪所占的份额，表明我国财富集中的程度已经超过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更是远远超过我国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状况。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发展到如此显著的地步，如果再说我国不存在阶级和剥削，就是逃避或者抹煞现实，就是自欺欺人。我国有些人天天口不离“与时俱进”，但是，他们却固守我国三大改造后一段时期的说法，对现实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掩饰，说明他们只是想利用“与时俱进”去反对所谓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
既然存在阶级，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领域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就必然受到影响，就会有矛盾和对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就离不开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
三、离开阶级分析许多经济问题就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先举内需不足问题为例。严格地说，所谓“内需不足”，指的是居民生活消费不足。因为内需应该包括国内的投资需求，它已是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并非不足。居民消费不足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许多产品生产过剩，过度依靠出口，经济受制于他人，限制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造成现状的原因何在，如何解决呢？有人说它是信息阻隔造成的，理由是，有供给就必然会有需求，只要信息准确，供需会自然平衡，内需不足的问题就能解决。这种搬用西方经济学的可笑说法在环球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了，连大部分的外国人都不相信，还能解决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吗？
有人说消费不足是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把这一阶级培育大了，消费需求就会提高。持这种说法的人没有正确认识我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即由于庞大的劳动后备军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私人资本的地位，有力地压制了包括智力和体力劳动在内的劳动者的工资的增长，促使中国私人资本以超过世界的速度迅速积累，加剧了财富占有的悬殊，同时也将只是相对概念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中产”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依靠这个收入仍然很低的“中产阶级”能使我国居民消费普遍提高吗？而在我国财富悬殊、分配严重不公的条件下，劳动者仅仅依靠个人才能致富的几率越来越小了。这些人期盼的真有实力消费国内产品的“中产阶级”何年何月才会形成？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局面还得拖延多久？
有人将内需不足怪罪于税收太高。这一是不符合实际，二是缺少阶级分析。2009年，我国宽口径的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0%，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占GDP的35.5%）更是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占GDP的45.3%）。从所得税来看，我国几年前就取消了全部的农业税；城镇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而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荷兰为26%，英国为28%，德国为30%，美国为39%，日本为42％，都超过或大大超过我国的水平。至于个人所得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税率为9 % ~12 %，美国为10 % ~15 % ,英国为20 % ~21 % ,瑞典为31.5%，我国的税率也是最低的。目前我国在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是私营企业平均税负的5倍多；实际征税中存在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富人纳税相对少的税收“逆调节”；许多以富有者为纳税对象的应征税项如遗产税、暴利税等没有开征；很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偷税漏税行为严重。所以，说我国税收过高既不是事实，也不是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笼统地一般地减税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途径，正确的办法是分别不同阶层，调整税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少普通工薪人员的税负，增大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严格税收制度，消除私营企业主能够轻易偷税漏税的常见弊病；禁止地方官员任意给某些大户减税免税优惠；与此同时，还要合理使用财政收入，增加公共品供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劳动者在教育、保健方面的负担，减少和解除他们进行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还有一位海外归来的学者提出：“中国未来10年主要靠内需，而内需主要靠民营企业。”[2]暂不论这位先生想把私营经济抬上主要地位的是非，他显然忽略了我国所欠缺的是居民消费需求而不是原来就很高的企业投资需求。从私营企业主的生活消费看，虽然他们拥有巨大的支付能力，但所追求的是高档汽车、高价洋酒、高级衣着和化妆品，他们为中国创造的是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的进口奢侈品市场，是在境外高端消费领域令外国游客惊羡的一掷万金的“豪爽”形象，而不是本土产品的消费能力。他们对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解决国产产品的市场出路作用是很有限的，哪里谈得上是“主要”依靠呢。
其实，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反映的是生产的迅速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农村公有经济和合作经济得不到扶持，分散细小的农户经营难以使广大农民走向富裕；城市资本介入农村资源的经营时，造成大量的劳动收入远低于城市工人的雇佣农民；在鼓励、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时失去监督和引导，致使广大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过多地落入少数剥削者囊中而自己所得过少。必须充分重视由所有制结构引起的这些问题，采取正确的方法，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增加城乡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才能真正扩大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再以公众最关心的分配不公、财富悬殊为例，有人认为行业垄断是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这是缺乏事实根据、故意混淆视听的。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只有2~3倍，而非垄断产业中的不同行业（如证券业、IT行业与纺织业、木材加工业）差距却为4~5倍。这些人歪曲事实的目的是想利用公众不满分配不公的情绪，反对国有经济对重要产业进行控制，进一步推行私有化。[3]
根据今年10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10年我国前1,000名富豪的财富平均增长了10亿元，比起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17,175元和农村居民年均收入的5,153元，[4]差距达到5.8万倍和19.4万倍以上。如对比前10名富豪增长的财富（平均98.2亿元），则差距高达57万倍和190万倍以上。这个差距远远不是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所能比拟的。
如果有人认为以上资料只是反映我国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特殊情况，那么可以看看多数的私营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收入差别。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的课题组发布的《2009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提供如下与分配有关的信息：
（1）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由1993年底的681亿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35,305亿元，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48.41%。远远超过雇工工资的增长幅度。
（2）2009年我国企业主个人年收入平均值为20.2万元，雇工全年平均工资加奖金加部分分红总数是8,033元，企业主的平均收入为雇工收入的25.15倍；如与工资最低的行业相比，收入差距为33.66倍。
（3）资本千万元级的私营企业，雇工平均工资甚至低于全部被访问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6,817元，按此计算，企业主与雇工的收入相差251.87倍。
（4）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4,577元，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678元。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只等于国有单位的55％（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平均工资只为国企平均工资的51.9%）。
可见，我国分配和财富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工资差别，也不是城乡之间收入的差别，而是私营企业主惊人的收入和巨大财富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财产的巨大差距。造成这个巨大差别以及差距快速扩大的原因只能从私有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的资本急剧积累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去说明。因此，我国分配不公和财富差别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说，是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有人认为，官吏和企业高管腐败是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和首要原因。这些人的确看到存在于官场职场中严重危害我国经济政治的重大弊害。痛恨它，谴责它，要求铲除它完全符合社会正义原则。但是，仅仅看到腐败现象而没有探究它产生的所有制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私人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逐才引发勾结官府、进行权钱交易的动机，得到巨大利益的私人资本才能满足腐败官吏的贪欲。愈是暴利的行业，权钱交易就愈是严重。有位分析家说：“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件背后都离不开资本的影子。”如实道出私人资本才是政治上滋生腐败的真正根源。政治腐败无非是私人资本攫取最大利润的重要工具，正是借助于腐败，一些私人企业主才得以暴发致富。如果没有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拉拢腐蚀，中国的官场腐败就不会蔓延到今日的地步。因此，反腐、惩腐不光是政府监察纪检部门的事，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规范它们的活动，注意从思想上引导其守法经营，并利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揭露、制止私人业主的不良、违法行为。
最后，以农产品价格飞涨为例。关于这个引起广大群众和政府焦虑的民生问题怎样发生，如何抑制，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是因供给不足引起的，主张采取优惠措施，奖掖生产以平抑物价。这种意见看似符合经济学原理，却不够全面。我国虽然自然灾害频仍，但粮食连续7年丰收，2010年总产量达54,641万吨，比上年增产2.9%；蔬菜种植面积没有减少，主产区的生产正常，某些价格猛烈上涨的农副产品产量并没有剧烈波动。因此，在全国或较大地区物价飞涨不见得是供应不足造成的。有人主张物价猛涨是由成本提高拉动的，于是建议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对经营者给予优惠贷款，对某些食品的运输者豁免过路费，等等。这也是浮于表面的意见。其实，我国日用必需品和粮食、蔬菜、副食品的生产条件还是比较稳定和有所改善的，成本提高的幅度有限，产地的收购价涨幅也不大，不足以掀起价格的巨额攀升，补贴生产者对抑制价格涨势虽然不无用处，却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能生效，无法应对当前如此凶猛的涨价浪潮。此外，这次农产品的最大涨幅产生在流通阶段，给经营者和运输者的种种优惠只会增大他们的获利，不是平抑价格的必要措施。有人认为这股涨风是流动性过高的结果，于是就套用西方经济界的惯用方法，采取货币调控、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等手段。虽然这些做法也有些道理，但是，仅在“没有味道”的货币上打主意而不问它们掌握在“什么人”手中、用来干什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截至目前，我国经过两度加息，准备金也提高到最高水平的18.5%，物价涨风仍然没有压住，却同时在另一方面造成信贷紧缩，令人担心经济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使“防涨价”和“保增长”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足可证明单纯的货币调控的局限性。现在看来，导致这次农产品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并非前面所提的那些，而是境内外的一些私人资本互相串通勾结，利用手中的巨额游资（这是国家紧缩银根管不到的），囤积某些产品或操纵期货市场，控制生产者和货源，采用造谣、虚假交易和其他欺诈手段，制造市场恐慌情绪，形成“供应方囤积，需求方抢购”的现象，反复联动炒作，大力哄抬物价。其他厂商则不管生产、流通条件有无变化，成本是否受到影响，也借着这股涨风纷纷提价。这是私人资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劳动人民多次较量的故伎重演，是它的消极面的一次明显暴露。现在，有关领导部门终于看到并且公开证实了这种损害大众利益牟取巨额利润的肮脏行为。正是认准这一重要祸根，政府配合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价格监管制度，严肃查缉各种违法违规的价格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坚决打击和制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和操纵物价，并逐级派出督查组检查措施落实和物价变动情况。政府的这个重招一出，农产品价格终于开始回落，表明破除市场自由主义观念，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不过，只是一时对某类物品实施这种行政手段还不足以树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境内外巨额的游资必然按其本性追逐最大利润，四出寻找可图高利的机会，其破坏市场稳定秩序的力量不容小视。为此，国家首先要吸取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击不法资本家哄抬物价、维持正常市场秩序的经验，重视流通环节的重要作用，在流通领域保持必要的力量，控制重要部门，掌握足够的物资，适时地吸纳或抛售，对付不正当的投机炒作行为。（当然，这种方法无疑地会遭到反对。）甚至还可拨出足够雄厚的资金或给予必要的信贷额度，设立以平抑物价为基本任务的专门经济组织，以经济手段与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商贾展开斗争。同时，必须根据行之有效的方法制定管理法规和法律，如“反投机法”、“反暴利法”等，由有关管理机构和司法部门严格实施。银行也要对现金的提存和贷款的流向实行严格的管理并协同有关国家机构进行监控。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相关机构共同配合，加强经济管理和监控，并以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为支撑，才能持之以恒，保证市场的持续健康运行。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不是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正视现实，贯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脑臆想的产物，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承认它，必然按其本性发挥影响和作用。有差别就有矛盾或对立，就会产生摩擦或者斗争。阶级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于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的理论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今天，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的时候，也需要以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为重要前提。
有位资深评论家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扬弃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因为这一方法的应用把13亿人分成三流九等，贴上各种各样的阶级标签，给予各种不同的待遇和机会，制造各种矛盾，撕裂人民的团结，使社会谈不上平等、公正和法治，导致了一系列不和谐、不公平、不公正和非正义现象的产生与长期存在。
显然，这位评论家根本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的说法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讲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5](P332)本文在第二节已经根据无可否认的现实资料，证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剥削，接着又指出由于阶级和剥削的存在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病，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阶级的存在是由私有制决定的客观事实，是一系列不和谐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不公平、不公正、非正义并不是哪种思想和方法制造出来的，而是阶级和剥削存在的必然表现和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是因为我国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协调、不和谐因素，还有许多社会矛盾。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清楚地了解社会存在的矛盾，分析哪个是主要矛盾、重要矛盾，矛盾各方的关系如何，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矛盾的变化及其趋势如何。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正确疏导、缓和或者化解矛盾，减少或者祛除妨碍和谐的因素，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是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中重要的方面，其他矛盾也多数与阶级矛盾有关。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消除不协调、不和谐的因素，就要进行阶级分析，有针对性地疏导、化解阶级矛盾，改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相反的，如果对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视而不见或故意掩盖，任其发展，矛盾和对立的因素就可能积累和激化，最后以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的。
总之，以上这些意见只是想说明，必须如实地认识现阶段的阶级关系，恢复阶级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讳言阶级关系的经济学的艰难的突破。如果否定这一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谈不上发展和创新了。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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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出现了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离开阶级分析，许多经济问题就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 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和谐社会
要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学，首要的是必须具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方法。
一、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结成一定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但是，生产必须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前提，不同的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生产和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就不相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方式和份额也不同，因而有些人就能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进而无偿占有另一些人的部分劳动成果。马克思主义把存在这些差别的不同人群或集团称为阶级。
对阶级关系的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理论以及所有制理论的自然延伸和运用，也是正确认识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方法。在研究资本主义和以前社会的生产关系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始终贯彻和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阐明这些社会中人们形成一定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亦即阶级产生的基础，深刻地揭示了在这些基础上人们相互关系的实质，精辟地论述这些关系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从不隐讳他的学说的阶级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充分的显示。只要是存在阶级的地方，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仍然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有效方法。虽然有人主张经济发达国家的阶级界线已经日益淡化，但在这些国家里，剥削、贫困仍然没有消失，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大大加快了，例如美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升至4.68。肇源于美国震撼全球的大危机就是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迅速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即使依靠庞大的信贷消费也无法解决的一次总爆发。而且在美国尚未完全走出危机之际，2010年第3季度，全美企业居然获得1, 659亿美元的利润，创出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数字。这种阶级状况，使得美国虽然花费巨大的投资企图振兴经济，但收效甚微；徘徊于9%以上的严重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约有200万户居民因无法还贷而被收回房屋；23%的美国家庭背负的抵押贷款金额高于其房产的价值，穷人面对满身的债务走投无路，为生计而不得不忍受更加繁重的压榨，群众的焦虑和怨恨不断聚集。 [1]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美国政府想方设法转移群众对社会矛盾的视线。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正义和有识人士如何说明真相，美国政府仍然不顾事实，坚持把失业和危机归咎于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汇率。可见，无论从经济关系或者政治关系看，阶级分析仍然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
问题是，在劳动人民夺取了政权并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政治经济学是否还要使用阶级分析方法？
对于这些问题，似乎无须太多的理论探讨，实践和客观现实可以容易地、清楚地给出答案。
二、现阶段我国还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劳动人民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在政治上成为社会的主人。但是，旧的经济关系并没有立即改变。后来，经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农村土改，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工人、农民、个体生产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尽快恢复因长期战乱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增强国力，抵御外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实现共同的任务，各个劳动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结成巩固的联盟，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也存在团结协作的一面。但是，当时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经济极端困难，加上抗美援朝的沉重负担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等，国内外形势非常严峻，一些资本家乘此时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秩序，为攫取最大利润而大肆活动。劳动人民与力量还相当强大的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有的还十分激烈，谁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关系，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我国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消除阶级对立的根源。
到了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公有制不断扩大，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私有制几乎被全部消灭了。从此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里，在中国大地上剥削制度被铲除，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了。虽然有些时期还在讲阶级斗争，但它只能从国外敌对势力的活动以及思想政治的分歧和对立去解释，在经济领域里讲的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矛盾，除了一些穿凿附会（如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基本上不再使用阶级差别去分析经济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为了实现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国家先是在原有体制外发展个体和私有经济，引进外资；接着又在体制内将很大部分的公有企业改造为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国内的私营经济加上外资企业在就业人数和产值上逐步占居首位。雇佣劳动制度重新恢复并且大规模发展了，在这一大片经济领域里又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数以亿计的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一边是靠剥削工人无偿劳动积累起巨额资产的私营企业主，他们及其家属（按照外国记者的说法）“享受疯狂消费”。2009年，中国家财千万元的富豪已达82.5万人，家产亿万的有5.1万人。2010年，荣登胡润富人榜家产十亿的富豪就有1,363人，其中百亿富豪97人；家产亿元以上的达5.5万人。根据胡润富人榜，中国仅仅前200名富豪的财富总额就达26,022亿元,相当于国有中央企业总资产（21万亿元）的7%，占2009年全国GDP（335,353亿元）的7.76%。而2009年美国前400名富豪的总资产为1.1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GDP（14.8万亿美元）的7.63%。这就是说，中国前200名富豪的总资产占全国GDP的份额大于美国前400名富豪所占的份额，表明我国财富集中的程度已经超过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更是远远超过我国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状况。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发展到如此显著的地步，如果再说我国不存在阶级和剥削，就是逃避或者抹煞现实，就是自欺欺人。我国有些人天天口不离“与时俱进”，但是，他们却固守我国三大改造后一段时期的说法，对现实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掩饰，说明他们只是想利用“与时俱进”去反对所谓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
既然存在阶级，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领域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就必然受到影响，就会有矛盾和对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就离不开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
三、离开阶级分析许多经济问题就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先举内需不足问题为例。严格地说，所谓“内需不足”，指的是居民生活消费不足。因为内需应该包括国内的投资需求，它已是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并非不足。居民消费不足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许多产品生产过剩，过度依靠出口，经济受制于他人，限制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造成现状的原因何在，如何解决呢？有人说它是信息阻隔造成的，理由是，有供给就必然会有需求，只要信息准确，供需会自然平衡，内需不足的问题就能解决。这种搬用西方经济学的可笑说法在环球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了，连大部分的外国人都不相信，还能解决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吗？
有人说消费不足是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把这一阶级培育大了，消费需求就会提高。持这种说法的人没有正确认识我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即由于庞大的劳动后备军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私人资本的地位，有力地压制了包括智力和体力劳动在内的劳动者的工资的增长，促使中国私人资本以超过世界的速度迅速积累，加剧了财富占有的悬殊，同时也将只是相对概念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中产”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依靠这个收入仍然很低的“中产阶级”能使我国居民消费普遍提高吗？而在我国财富悬殊、分配严重不公的条件下，劳动者仅仅依靠个人才能致富的几率越来越小了。这些人期盼的真有实力消费国内产品的“中产阶级”何年何月才会形成？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局面还得拖延多久？
有人将内需不足怪罪于税收太高。这一是不符合实际，二是缺少阶级分析。2009年，我国宽口径的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0%，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占GDP的35.5%）更是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占GDP的45.3%）。从所得税来看，我国几年前就取消了全部的农业税；城镇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而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荷兰为26%，英国为28%，德国为30%，美国为39%，日本为42％，都超过或大大超过我国的水平。至于个人所得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税率为9 % ~12 %，美国为10 % ~15 % ,英国为20 % ~21 % ,瑞典为31.5%，我国的税率也是最低的。目前我国在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是私营企业平均税负的5倍多；实际征税中存在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富人纳税相对少的税收“逆调节”；许多以富有者为纳税对象的应征税项如遗产税、暴利税等没有开征；很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偷税漏税行为严重。所以，说我国税收过高既不是事实，也不是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笼统地一般地减税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途径，正确的办法是分别不同阶层，调整税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少普通工薪人员的税负，增大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严格税收制度，消除私营企业主能够轻易偷税漏税的常见弊病；禁止地方官员任意给某些大户减税免税优惠；与此同时，还要合理使用财政收入，增加公共品供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劳动者在教育、保健方面的负担，减少和解除他们进行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还有一位海外归来的学者提出：“中国未来10年主要靠内需，而内需主要靠民营企业。”[2]暂不论这位先生想把私营经济抬上主要地位的是非，他显然忽略了我国所欠缺的是居民消费需求而不是原来就很高的企业投资需求。从私营企业主的生活消费看，虽然他们拥有巨大的支付能力，但所追求的是高档汽车、高价洋酒、高级衣着和化妆品，他们为中国创造的是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的进口奢侈品市场，是在境外高端消费领域令外国游客惊羡的一掷万金的“豪爽”形象，而不是本土产品的消费能力。他们对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解决国产产品的市场出路作用是很有限的，哪里谈得上是“主要”依靠呢。
其实，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反映的是生产的迅速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农村公有经济和合作经济得不到扶持，分散细小的农户经营难以使广大农民走向富裕；城市资本介入农村资源的经营时，造成大量的劳动收入远低于城市工人的雇佣农民；在鼓励、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时失去监督和引导，致使广大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过多地落入少数剥削者囊中而自己所得过少。必须充分重视由所有制结构引起的这些问题，采取正确的方法，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增加城乡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才能真正扩大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再以公众最关心的分配不公、财富悬殊为例，有人认为行业垄断是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这是缺乏事实根据、故意混淆视听的。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只有2~3倍，而非垄断产业中的不同行业（如证券业、IT行业与纺织业、木材加工业）差距却为4~5倍。这些人歪曲事实的目的是想利用公众不满分配不公的情绪，反对国有经济对重要产业进行控制，进一步推行私有化。[3]
根据今年10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10年我国前1,000名富豪的财富平均增长了10亿元，比起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17,175元和农村居民年均收入的5,153元，[4]差距达到5.8万倍和19.4万倍以上。如对比前10名富豪增长的财富（平均98.2亿元），则差距高达57万倍和190万倍以上。这个差距远远不是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所能比拟的。
如果有人认为以上资料只是反映我国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特殊情况，那么可以看看多数的私营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收入差别。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的课题组发布的《2009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提供如下与分配有关的信息：
（1）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由1993年底的681亿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35,305亿元，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48.41%。远远超过雇工工资的增长幅度。
（2）2009年我国企业主个人年收入平均值为20.2万元，雇工全年平均工资加奖金加部分分红总数是8,033元，企业主的平均收入为雇工收入的25.15倍；如与工资最低的行业相比，收入差距为33.66倍。
（3）资本千万元级的私营企业，雇工平均工资甚至低于全部被访问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6,817元，按此计算，企业主与雇工的收入相差251.87倍。
（4）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4,577元，集体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678元。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只等于国有单位的55％（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平均工资只为国企平均工资的51.9%）。
可见，我国分配和财富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工资差别，也不是城乡之间收入的差别，而是私营企业主惊人的收入和巨大财富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财产的巨大差距。造成这个巨大差别以及差距快速扩大的原因只能从私有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的资本急剧积累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去说明。因此，我国分配不公和财富差别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说，是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有人认为，官吏和企业高管腐败是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和首要原因。这些人的确看到存在于官场职场中严重危害我国经济政治的重大弊害。痛恨它，谴责它，要求铲除它完全符合社会正义原则。但是，仅仅看到腐败现象而没有探究它产生的所有制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私人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逐才引发勾结官府、进行权钱交易的动机，得到巨大利益的私人资本才能满足腐败官吏的贪欲。愈是暴利的行业，权钱交易就愈是严重。有位分析家说：“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件背后都离不开资本的影子。”如实道出私人资本才是政治上滋生腐败的真正根源。政治腐败无非是私人资本攫取最大利润的重要工具，正是借助于腐败，一些私人企业主才得以暴发致富。如果没有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拉拢腐蚀，中国的官场腐败就不会蔓延到今日的地步。因此，反腐、惩腐不光是政府监察纪检部门的事，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规范它们的活动，注意从思想上引导其守法经营，并利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揭露、制止私人业主的不良、违法行为。
最后，以农产品价格飞涨为例。关于这个引起广大群众和政府焦虑的民生问题怎样发生，如何抑制，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是因供给不足引起的，主张采取优惠措施，奖掖生产以平抑物价。这种意见看似符合经济学原理，却不够全面。我国虽然自然灾害频仍，但粮食连续7年丰收，2010年总产量达54,641万吨，比上年增产2.9%；蔬菜种植面积没有减少，主产区的生产正常，某些价格猛烈上涨的农副产品产量并没有剧烈波动。因此，在全国或较大地区物价飞涨不见得是供应不足造成的。有人主张物价猛涨是由成本提高拉动的，于是建议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对经营者给予优惠贷款，对某些食品的运输者豁免过路费，等等。这也是浮于表面的意见。其实，我国日用必需品和粮食、蔬菜、副食品的生产条件还是比较稳定和有所改善的，成本提高的幅度有限，产地的收购价涨幅也不大，不足以掀起价格的巨额攀升，补贴生产者对抑制价格涨势虽然不无用处，却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能生效，无法应对当前如此凶猛的涨价浪潮。此外，这次农产品的最大涨幅产生在流通阶段，给经营者和运输者的种种优惠只会增大他们的获利，不是平抑价格的必要措施。有人认为这股涨风是流动性过高的结果，于是就套用西方经济界的惯用方法，采取货币调控、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等手段。虽然这些做法也有些道理，但是，仅在“没有味道”的货币上打主意而不问它们掌握在“什么人”手中、用来干什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截至目前，我国经过两度加息，准备金也提高到最高水平的18.5%，物价涨风仍然没有压住，却同时在另一方面造成信贷紧缩，令人担心经济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使“防涨价”和“保增长”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足可证明单纯的货币调控的局限性。现在看来，导致这次农产品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并非前面所提的那些，而是境内外的一些私人资本互相串通勾结，利用手中的巨额游资（这是国家紧缩银根管不到的），囤积某些产品或操纵期货市场，控制生产者和货源，采用造谣、虚假交易和其他欺诈手段，制造市场恐慌情绪，形成“供应方囤积，需求方抢购”的现象，反复联动炒作，大力哄抬物价。其他厂商则不管生产、流通条件有无变化，成本是否受到影响，也借着这股涨风纷纷提价。这是私人资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劳动人民多次较量的故伎重演，是它的消极面的一次明显暴露。现在，有关领导部门终于看到并且公开证实了这种损害大众利益牟取巨额利润的肮脏行为。正是认准这一重要祸根，政府配合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价格监管制度，严肃查缉各种违法违规的价格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坚决打击和制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和操纵物价，并逐级派出督查组检查措施落实和物价变动情况。政府的这个重招一出，农产品价格终于开始回落，表明破除市场自由主义观念，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不过，只是一时对某类物品实施这种行政手段还不足以树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境内外巨额的游资必然按其本性追逐最大利润，四出寻找可图高利的机会，其破坏市场稳定秩序的力量不容小视。为此，国家首先要吸取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击不法资本家哄抬物价、维持正常市场秩序的经验，重视流通环节的重要作用，在流通领域保持必要的力量，控制重要部门，掌握足够的物资，适时地吸纳或抛售，对付不正当的投机炒作行为。（当然，这种方法无疑地会遭到反对。）甚至还可拨出足够雄厚的资金或给予必要的信贷额度，设立以平抑物价为基本任务的专门经济组织，以经济手段与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商贾展开斗争。同时，必须根据行之有效的方法制定管理法规和法律，如“反投机法”、“反暴利法”等，由有关管理机构和司法部门严格实施。银行也要对现金的提存和贷款的流向实行严格的管理并协同有关国家机构进行监控。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相关机构共同配合，加强经济管理和监控，并以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为支撑，才能持之以恒，保证市场的持续健康运行。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不是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正视现实，贯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脑臆想的产物，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承认它，必然按其本性发挥影响和作用。有差别就有矛盾或对立，就会产生摩擦或者斗争。阶级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于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的理论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今天，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的时候，也需要以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为重要前提。
有位资深评论家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扬弃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因为这一方法的应用把13亿人分成三流九等，贴上各种各样的阶级标签，给予各种不同的待遇和机会，制造各种矛盾，撕裂人民的团结，使社会谈不上平等、公正和法治，导致了一系列不和谐、不公平、不公正和非正义现象的产生与长期存在。
显然，这位评论家根本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的说法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讲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5](P332)本文在第二节已经根据无可否认的现实资料，证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剥削，接着又指出由于阶级和剥削的存在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病，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阶级的存在是由私有制决定的客观事实，是一系列不和谐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不公平、不公正、非正义并不是哪种思想和方法制造出来的，而是阶级和剥削存在的必然表现和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是因为我国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协调、不和谐因素，还有许多社会矛盾。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清楚地了解社会存在的矛盾，分析哪个是主要矛盾、重要矛盾，矛盾各方的关系如何，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矛盾的变化及其趋势如何。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正确疏导、缓和或者化解矛盾，减少或者祛除妨碍和谐的因素，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是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中重要的方面，其他矛盾也多数与阶级矛盾有关。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消除不协调、不和谐的因素，就要进行阶级分析，有针对性地疏导、化解阶级矛盾，改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相反的，如果对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视而不见或故意掩盖，任其发展，矛盾和对立的因素就可能积累和激化，最后以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的。
总之，以上这些意见只是想说明，必须如实地认识现阶段的阶级关系，恢复阶级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讳言阶级关系的经济学的艰难的突破。如果否定这一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谈不上发展和创新了。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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