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头:1959-1961年的低标准，新中国最大的经济危机

文章来源: 原创

1959-1961年的低标准，新中国最大的经济危机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凄惨的一个时期，人们对1959-1961年的低标准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局限于政治层面上的东西，或者如官方曾经所言，归结为前苏联撤退援华专家和讨要国债，归结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从政治层面上看，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贪大求快，涸泽而渔，以权力强制推行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应是其主要原因。至于后二者，只是一个文过饰非的托词。因为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何况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用政治影响和渗透，经济制约和控制，是一向被尊称为老大哥的社会帝国主义要你倒向他的怀抱，俯仰听命的紧箍咒，你要独立，不再受其制约，于是祭起相关法宝，要挟干扰你，就在所难免。自己请的瘟神就得自己打发超度，怨不得别人。至于自然灾害，个别地区，部分水旱当是事实，但不足以影响到整个中国，连富庶的珠江三角洲，江浙地区都不能幸免。诚如刘少奇所言，真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七分人祸”表现在政治经济上，就是虚报产量，横征暴敛。在上层，陶醉在自己鼓吹的三面红旗，“东风劲吹，凯歌频传”的伟大英明，不断胜利中，真的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中下层，是“急敛暴征求考课”。诸如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赵某，作者博客《县委书记，你为什么被枪毙》提到的前宁夏中宁县委书记祁俖文等等，不是一两个，而是保官体制下的一大串。这种因浮夸而使征购计划整个地膨胀了几倍的聚敛，搜尽了农民的仓储，剥夺了他们的口粮，直接造成了农民饿殍遍野的现实，当然以那位省委书记治下的河南为甚。第一个发起人民公社，第一个虚吹冒撂高产卫星，第一个横征暴敛的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当然饿死的人最多。那位因放卫星而成为1959年全国群英会代表，被政府奖励一辆别克小轿车，拟将提拔地委书记的县委书记因杀妻案难逃法网，否则真就升了官。而那位省委书记，虽然当了几年走资派，但始终未因草菅人命受审，临终仍然荣誉加身，忠诚战士，好干部。何因？因为文过饰非，连真正的坏人——酷吏都成了功臣，不过是汉武帝用张汤，武则天用来俊臣，周兴的伎俩罢了。要的是利益，官威，而不是真正关注民生。

       虽然，当时的政治教科书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衍生物。但是，违背经济规律，造成工农业生产的整个衰退，造成经济的几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这本身就是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何以背着牛头不认赃呢？大话说惯了，不宜改口，何况要扮演一贯正确的伟大角色。于是可以把脸抹下来，换成另一幅面孔，另一个声音说话了。于是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内部的真实声音都听不得。于是就有了庐山会议，有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有了全国干部中忠直。正派的那部分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集团。于是，高层就成了一言堂，就大树特树个人崇拜的偶像，人造的神祗。

    实际是大炼钢铁，耗尽了国力，破坏了环境，损害了有限的资源，满足了数字的需要。同时荒芜了农事，造成了农业的大面积减产。人民公社彻底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沦为没有任何资本的赤贫阶层和廉价的劳动力，从此中国的农业一蹶不振，直至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大跃进整个地是一场违背经济规律，杀鸡取蛋，轰轰烈烈造声势的虚假经济飞跃。其危害比大炼钢铁更甚。所以，从五十年代基本饱和的市场，到这三年，急剧转化为买方市场，物资严重匮乏的市场。因为资源，商品稀缺，要得到它，正经路走不通，只有诉诸旁门左道，这就导致了占有资源者的权利腐败。当今社会的行贿，倒卖，走后门，拉关系之风即始自此时。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通货膨胀，民众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水准下降的话，类似1959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则表现为经济的疲软，民生资源的缺失，整个国民，除了特权者外，全体处于嗷嗷待哺的饥谨状态，以至生存的需求掩盖了其他需求和社会矛盾。

    其实，谁都明白，中央集权的专制的统一国家，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因为，集权操控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可以以一个意志，一个声音说话，随意控制舆论，掩盖事实真相；集权能够保证政府和领袖的意志，决心，得到贯彻执行而不会存在否决与歧义。集权也使他们拥有全部的权利可以自由支配，而不必担心掣肘和制约。集权还使它拥有最庞大的武库和金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维护强势。集权也保证了他们用专制的力量分散压力，转嫁困难于方方面面，直至广大民众。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正是依靠这些方面，当政化解了尖锐的矛盾和危机，掩盖了许多事实真相（比如层层瞒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留下历史真实的记载。今天，学者们只能根据几年间人口锐减的实际，和各个方面当事者的见闻，记述，推算出一个大致的死亡数字，永远难以求得准确的原因。这也成了一些粉饰太平，难见阳光的人物，否认低标准饿殍遍野事实的所谓依据）。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民主国家，政府得集体辞职，总统得提前下台，向民请罪。发生在强权国家，铁幕政治封了舆论的口，剥夺了民众的发言权和维权权，又以低标准配给的政策，整个地以平均主义降低了社会的需求和消费。所以看起来就象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危机一样。

       然而，建国后最大的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事实在在发生过，以死亡三千万人为代价，等同于一个抗日战争。但，面广，分散，舆论封锁，所以影响力被降到最低点。

       今天，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已影响到中国。虽然时代不同，综合国力不同，政府和民众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人们的欲望，要求，承受能力也不同。再也不会有建国之初，同仇敌忾，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的忍耐力了。也淡化了当时对光明未来的预期，以及上下一致，同心同德，风雨同舟，鱼水相得的社会氛围。因而对贪污腐败和社会风气颓靡的不满，对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的现实环境的疑虑和失望，使怨诽日增，对社会不平的呼声甚嚣尘上。我们不能及时化解危机，解决就业，收入稳定和增加的实际问题，随着失业，无业人群的扩大，中产阶级以下的国民收入的持续降低，真正的社会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动荡和溃乱也就会成为现实。所以，要紧的不是维持强势增长的数字，而是解决民生实际，以人为本。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金融危机带来的麻烦都可应刃而解。如果只满足于数字和表象，社会问题迟早会大面积爆发。那这个经济危机，就不是用1959年专政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