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银集团股票代码:“大扫荡”下的战斗_长河晨刊_20090520_XPLUS喜阅网

今年4月29日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突破日伪军“铁壁合围”67周年。对这次日伪军“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德州市县的史、志、报刊虽已登载了多篇文章，但都只对武城合围圈做了比较翔实的记述，一点儿也没涉及另一个合围圈——邱县合围圈。为了使读者对“四·二九”反“铁壁合围”的历史了解得更全面些，笔者根据冀南军史办公室编辑的《陈再道回忆录》等资料，再做一点补充。

背 景

　　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迫切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他们为了满足上述需求提出了 “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 “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新方针，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罪恶计划与措施，妄想达到 “以战养战”的目的。为此，首先在军事上，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连续的、毁灭性的 “大扫荡”。

　　1942年1月上旬，敌两千多人合围冀南一分区，我军干部和战士伤亡、失踪200余人。一专署专员于光甫牺牲。

　　1月下旬，我新八旅部队在三分区遭敌2000多人合围。部队大部分顺利突出重围，二十二团等部多次转战冲杀，未能跳出合围圈，与敌激战终日，才终于胜利突出重围。团政治处主任、供给处处长、一连连长以及多名战士壮烈牺牲。

　　2月6日，二分区二十五团一部和巨鹿县大队240余人，遭敌1000余人合围。在突围战斗中，我军牺牲90多人。

　　3月25日，日伪军2400多人， “扫荡”邱县 （原属山东、当时归冀南，今属河北）、广平边界地区。我军两个连陷入敌人重围。激战五个小时，敌人死伤累累，我军伤亡也不少。战斗结束后，敌人将几个村的房屋全部烧光。

　　敌人对冀南的 “铁壁合围”“大扫荡”，是其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所谓 “肃正作战”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二月份，就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传达部署了作战计划，制定了实施计划的纲要。根据这一纲要，决定从四月末开始，由其十二军等部在冀南区执行 “十二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彻底消灭冀南地区的抗日力量，配合五月初开始的对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 （如冀中军区五一大扫荡）的 “大扫荡”。

　　敌人搞 “四·二九”铁壁合围出动了日军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的部分兵力计一万多人，调集各地的伪军两万多人，由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坐镇德州统一指挥，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到临清指挥。敌人搞了两个大包围圈，一个是以武城 （当时原山东的武城、恩县、夏津、高唐平原都划归冀南）的武官寨 （今属河北故城）一带为中心的包围圈；一个是以邱县东北部为中心的包围圈。

武城（老）城西北的突围战

　　关于游驻冀南六分区武城县域的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群团领导机关及其直团队与单位，和新七旅及其下属的十九、二十、二十一团，下放冀南的129师骑兵团，以及武城县的党政群机关与县大队、公安队等胜利突出重围的战况，德州地区（市）、武城县的党史、史志、报刊等都已做了翔实的记载或简介，在此不再详述，只对几个小问题简单谈一谈。

　　一是，有的文章中只提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没提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副司令员王宏坤；二是，有的文章说宋任穷、陈再道都到太行去开会；三是，有的文章讲，冈村宁茨亲临德州，指挥日军11000余人和伪军20000余人，分路从北起龙华，西起垂阳、曲周，南起馆陶，东至运河，对武城运河西进行 “铁壁合围”。关于第一、二个问题，事实是宋任穷到太行去开会，陈再道到冀南一分区去视察工作，指挥战斗，王宏坤也可能到其他分区视察工作、指挥对敌斗争。第三个问题，事实是从曲周向东、馆陶向北进犯的日伪军，合围的目标是邱县，不是武城；合围武城的日伪军不是其三万多人的全部。再者，十九团因驻在中心区的边缘，突出去的早，只有个别文章提到该团是有情可原的。不知何故，都没提到新七旅的旅长、政委和旅机关以及直属队。另外，六地委、六专署、六军分区的直属单位和武装，以及鲁西大队，也经常在武城一带活动，为什么在所有的文章中，也都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邱县城东北的突围战

　　在武城运西突围的同日，冀南新四旅和四分区的机关与部队，也在邱县东北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突围战斗。当时，新四旅旅长徐深吉率该旅机关和直属队，驻在邱县之大槐树、南辛店等村；副旅长杜义德率771团（老团）驻在邱县城北之聂楼村；政委文建武率领10团驻在邱县东北下堡寺北的杏园一带；11团驻在邱县东北之梁二庄。四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驻在西孝固村，四专署和四地委驻在东孝固村，分区基干团驻在香城固村。

　　4月29日晨，从临清、威县、平乡、曲周、馆陶等县出动之日伪军，向我新四旅和四分区机关、部队合围而来。我靠合围圈西边的771团，首先与从曲周东犯的敌人打响。随后，杜义德副旅长率团向西突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没有受损失。10团遇敌后，在文建武政委的指挥下，立即向北突击，冲出了合围圈。11团发现敌情后，开始向旅直靠拢。徐吉深旅长得知后，立即命令11团迅速向外突围。11团向南突围不成，遂向东北突围，边打边走，一直打到黄昏，才在下堡寺附近突出重围。

　　新四旅旅部和直属队转移到摇鞍镇村，和从东面、北面赶来的敌人相遇，于是向东南冲击。当冲到贺伍庄时，决定马上开始分散突围。旅长徐深吉、参谋长陈明义率领的两路，分别向南、向东南突围，经过反复激战拼杀，终于冲出重围，进入临清西部卫河附近。当晚，徐深吉指挥部队袭击了尖庄的日伪据点，藉以骚扰牵制敌人。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领部分骑兵向东突围。经奋勇冲杀，部队突出了重围，陈副主任英勇牺牲。

　　新四旅指战员在突围作战中毙伤日伪军二三百人，自己损失了300余人。

　　驻邱县北孝固村地区的四分区、四专署和四地委机关与直属队，受到西面之敌合围后，立即向东转移，进到东目寨地区。在由东目寨向梭庄方向突围时遇到敌人的强烈伏击，遂和敌人展开了激战。经反复冲杀，不能冲出敌人的合围圈。于是调头向北突击，终于从下堡寺冲出重围。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在指挥突围作战中不幸牺牲。

　　驻香城固一带的分区基干团和几个进行整训的县大队，与从威县南下的日伪军激战后，即向东北转移，突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在率部突围中，于香城固东务头村牺牲。

　　我军各路部队在突围作战中，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誓死如归和敌人浴血奋战。多名优秀的指挥员都是在和敌人拼搏中牺牲的。除上述殉国的几个旅里的干部外，还有一些团的干部、营的干部等，也在突破敌人的 “铁壁合围”的作战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此次，敌人的 “铁壁合围”式的 “大扫荡”，从4月29日开始，一直延续到5月7日才结束。在这些天里，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残无人道的暴行，不仅没有使冀南人民屈服，反而激起冀南人民对侵略者更深更大的仇恨，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四·二九”之后，冀南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大修、增修据点和公路，短时间内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在敌人的威副下，资敌 （给敌人送粮、送钱、出夫等）的村庄大量增加，不资敌的村庄减至很少。同时，我党政群机关和部队活动的地区也大大缩小。

其 他

　　敌人 “四·二九”没有达到目的，喘息之后，又纠集12000余人，于6月11日对驻枣强的我冀南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了合围 “扫荡”。我军由于接受了 “四·二九”突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在 “六·一一”反合围战斗中，虽然受了一点损失，但始终没被敌人围住。再次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冀南领导机关一网打尽的梦想。敌人并不甘心，经过三个月的策划与准备，又于 “九·一二”出动日伪军10000多人，乘汽车400辆，战马600余匹，飞机三架，重点合围活动在枣南的我冀南军区领导机关和六分区部队。由于我军有了反合围的经验教训，加强了敌情侦察，不仅适时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并在内线、外线积极袭扰打击敌人。我六分区部队 （新七旅已与六分区合并）歼敌10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40余支。

　　1942年，日伪军给冀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祸。伴随着人祸，空前的天灾也接踵而来。天灾人祸使冀南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扭转局势，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宋任穷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各级先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遵照上级有关指示，全区实施了精兵简政，整顿部队，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开展生产救灾等措施。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严重的局面逐渐好转，到年末冀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文/程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