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设计师是否机考:作曲家傅庚辰的将军之路

他1948年参加革命,曾任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他曾经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音乐组组长,为新中国创作了几百首歌曲。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和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培养出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他现在担任的职务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可以这么说,凡是60年代出生的人,都唱过他的歌,其中最被广为传唱的就是《雷锋我们的战友》。然而,与同龄人相比我更幸运的是,当我们创作的歌词《琼花》被转到他的手上时,他亲自为之谱了曲,之后这首歌被列入中宣部等七部委推荐的“百年百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之中,为此,我对他一直心怀感激。但是对于他的经历我并不了解,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我借机采访了他。
从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深深地被伟人们的风采所感染。
1958年,正在朝鲜战场上的傅庚辰年龄还不满23岁,作为志愿军文工团的创作员,他接受了为歌舞剧《志愿军战歌》序幕诗作曲的任务,而这首诗正是出于郭沫若先生之笔。就是这样开始的,傅庚辰无意之中迈出了为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谱曲的第一步。“鸭绿江的流水长流不尽,长白山上的松树万古长青????”值得一提的是,令傅庚辰备受鼓舞的是当年的首场演出,郭沫若先生竟然走上舞台,伴随着由傅庚辰谱就的乐曲高声朗诵了这首诗作,那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当时您在现场吗,当时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我问。“当然在现场,我一个刚刚开始作曲的人,就能为那么有名的大作家谱曲,心里当然是非常兴奋的。”就在前不久,傅庚辰专程去了郭沫若同志的故居,把自己当年为郭老谱过的序幕曲总谱复印给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令他遗憾的是,当年没有条件留下郭老朗诵时的影像资料。
从那以后,1968年,傅庚辰曾为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等诗词谱了曲,之后,他先后为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谱曲达40首之多。“其实大量的为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谱曲,应该是从1977年开始,那时候我进入了而立之年,创作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先是接到为描写陈毅老总的话剧《东进东进》作曲的任务,后来又为描写陈老总的电影《梅岭星火》作曲,先后一共谱了《青松》、《大军西去》、《记遗言》和《梅岭三章》等七首诗词”。紧接着又为叶帅的诗词《远望》、《八十书怀》谱曲。傅庚辰深深地被老一辈革命家书写的壮丽诗篇,以及蕴涵在诗词中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境界所吸引。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团员,傅庚辰有机会领略到了伟人们的风采。“那是在回国前夕,1958年的2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朝鲜,我们文工团组织了一场晚会,前半场是歌舞,后半场是京剧。当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舞蹈《高地相逢》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和同团来的陈毅、张闻天、粟裕还有乔晓光同志一起上台接见演员”。说到这儿的时候,傅庚辰显出了兴奋:“大家都没想到,周总理上台之后,顺手拿起了演出用的那面胜利的红旗左一下,右一下地舞动起来,这时候,舞蹈演员竟随着周总理舞动的红旗配合着他翻起跟头来,这下好了,全场上下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为眼前的这一幕精彩的场面鼓起掌来。演员们也更加高兴了,当时大家的年龄都不大,高兴之余竟然把周总理和扮演朝方的领导人分别抬了起来,被抬起来的周恩来依然挥舞着红旗,那个场面真是太精彩热烈了。我那天就站在乐池里,因为工作需要,我担任小提琴手,所以这一幕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周总理,陈毅等同志身居高位,和我们志愿军战士联欢同乐,真是太难忘了”。这是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第二次就是志愿军回国的时候,1958年的10月底,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嘿,特别壮观,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大将中将少将直到列兵列队在火车站站台上迎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然后一路上沿途欢迎的群众有25万人,当晚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那一天,周总理也是非常的高兴。紧接着,我们又被通知,到中南海和毛主席开联欢会。真的是难以忘怀啊,这些其实都和我以后的创作是潜移默化地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无形中的一种积累吧。伟人们的风采,历历在目。”
为每首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谱曲,傅庚辰都要做认真的背景了解和学习分析。
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之情,傅庚辰私下里寻找着周总理生前留下的诗词。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历史博物馆正在筹备组织纪念周恩来总理生平展的消息传到了傅庚辰的耳朵里,当时他还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音乐组工作,听到消息便托朋友找了张票,骑上自行车赶到位于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里,他终于看到了由周恩来同志早年创作并亲笔提赠友人的诗词《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原件,于是他立刻抄录了下来。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傅庚辰在《光明日报》上无意间发现了一篇署名张鸿鹄的文章，回忆的就是周恩来当年是如何赠诗予他的，而这个人是周恩来早年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见此，傅庚辰高兴极了，通过《光明日报》等单位终于找到了这位作者的住址。那时正好中央电视台沈力导演准备为傅庚辰拍摄专题片，毕竟电影《雷锋》、《闪闪的红星》之后的傅庚辰早已很有名气了,听说他要去采访张鸿鹄先生，沈力和歌曲的演唱者黎信昌都要求同去，于是三个人找了一辆吉普车来到位于清河的水电部电网研究所,见到了83岁高龄的张老先生,通过这次采访,傅庚辰从中了解到了《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创作背景。张老先生回忆说“早在南开中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周恩来是一个品德高尚、才华横溢,有着远大报负的人。作诗、绘画、演讲、演文明戏、写文章、参加进步社团等多种活动。我当时就感到,他日后必将能成大事。从日本回国后,在东北,他开车送周恩来去火车站,但是在距离车站还很远的时候，周恩来坚决地让他停车，告诉他说,‘我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了，车站附近很危险，你不要跟我受牵连。’说完坚决地下了车。从此，他们再次见面已经是1949年了。同学聚会，有同学提议说政务院应该修建一个办公大楼，周恩来回答说,只要我当总理一天，绝不修建政务院办公大楼。又有同学说，你院里的这个亭子油漆都剥落了，应该重新粉刷一下,周恩来说,这已经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没必要粉刷。这时张老先生说:“你那时给我提赠的那幅字我还保留着呐,我要把他送到博物馆去。”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很不够,我很不够。”所有这些对于傅庚辰日后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原本为只有4句诗词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谱就的是反复一遍一分多钟长度的男声独唱,经过采访,傅庚辰对这首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谈到这段创作,傅庚辰按捺不住激动,时而站起来,时而坐下,沉浸于当年的创作状态之中。“一个形象,站在巨浪汹涌的江边……”他竟然开始哼唱出了前奏,并且还伴随着自己的配器。
《大江歌罢掉头东》最后终于成为了一首长达5分钟的融领唱、合唱、朗诵于一体的脍炙人口的交响音乐作品。据说还有人根据傅庚辰的这首音乐作品创作出了大型组画。
除此之外,例如为陈毅元帅的诗词《梅岭三章》谱曲时,傅庚辰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在他深刻地体会到陈毅同志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大无畏的思想境界时,音乐已经悄悄地形成于胸了。
再比如对于叶帅的《八十书怀》的理解,傅庚辰反复地思考反复地设想,一位历经过五个朝代的老者,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当祝寿的战友和亲朋好友们都离去之后,孩子们也都各回各家了的时候,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但是,他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思绪起伏,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傅庚辰就是这样一首接一首地,执著地为革命家诗词谱曲,充满激情地勤奋工作着,“我认为创作是不能一挥而蹴的,要不断地有所追求,直到满意。”他的格言是:“诚挚于人生,执著于事业。”
又是一个偶然,他与胡乔木成了“忘年交”。并且与他有过三次合作,胡乔木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001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和胡乔木同志的交往》的文章,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傅庚辰。
1974年秋天,朋友肖卓能找到傅庚辰,说乔木同志想找文化界的同志了解一些情况。由此,傅庚辰第一次走进胡乔木的家。“那次谈话长达两个小时,乔木很少说话,但他听得很认真,我说话很直言不讳,谈了我对当时文化界一些不正常现象的看法,例如不执行‘双百方针’,只搞八个样板戏,在用人上不搞‘五湖四海’搞派性,例如像吕骥、贺渌汀、马可等有成就的音乐家都不使用,只使用小圈子里的人。听后他希望我提供一些具体的文字材料。”回去之后,傅庚辰就用自己参加过的无标题音乐座谈会的标有自己会议编号和姓名的文件袋装了些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和样板团的节目单送给了胡乔木。但是没过多久,傅庚辰接到了胡石英的电话约他第二天晚上8点到军博后面的小花园见面。此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已经出现,胡乔木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他怕傅受到牵连,故把材料退还给了傅庚辰。
“四人帮”被粉碎之初,“乔木同志在家赋闲,我经常去看望他,在经历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相互之间都觉得更亲近更信任了。”
1978年,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团中央宣传部组织了征集中国少先队队歌的活动,傅庚辰作为团中央邀请的作曲家之一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应征歌词簿里,他看到了胡乔木先生创作的歌词《少年先锋之歌》,傅庚辰为它谱了曲。他曾两次找到胡乔木与他商量研究。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第二次合作是在1982年春节,傅庚辰去看望胡乔木时,他拿出了6首新的诗作,给傅庚辰看,其中一首名为《希望》的诗,强烈地吸引了傅庚辰,他边看边念:“贞洁的月亮,吸引着海洋。热烈的希望,吸引着心房。月下了又上,潮消了又涨。我的心一样,收缩又舒张。啊我的生命,它多么仓促。搏动的心脏,着魔地忙碌。心和心相连,敲起了腰鼓。烧起了篝火,跳起了圈舞。波浪在奔跃,海没有倦时。生命在代谢,舞没有断时。纵然海知道,天会有暗时。希望告诉心,云必有散时。”作为忘年交,傅庚辰对于这首诗的理解自会有别于一般的读者,在读诗的同时,在他的心里已经萌动着乐思。当傅庚辰念到“点起了篝火,打起了腰鼓”时。胡石英说:“爸爸你还打腰鼓呐,人家现在都在跳迪斯科啦!”在场的人听了都笑了,胡乔木说:“腰鼓是我心中永远的舞蹈形象。”
在为《希望》作曲和胡乔木的交流中,傅庚辰印象最深的当属这样一句话:“傅庚辰,我是为我的理想而奋斗的!”至此,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8年了。傅庚辰当然知道,这首诗实际上就是他本人的写照,是他发自内心的倾诉,是诗人的心声,是革命者的理想之歌。曲子谱好后,6月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傅庚辰带着录有《希望》的盒带来到胡乔木家,请他听。当他听到“贞洁的月亮,吸引着海洋”的时候,夺眶的泪水已从老人的眼里涌流出来。
1992年,胡乔木80寿辰后,傅庚辰接到了由胡乔木先生处的来信,信里一是扬州中学致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先生请求用胡乔木先生1990年为扬州中学的题词谱写校歌;二是吕骥先生建议胡乔木先生改邀傅庚辰为校歌作曲的信。傅庚辰看过信后给胡乔木先生的秘书徐永军打去电话,认为自己不是扬州中学的校友,为之作校歌不合适,另外原有的题词也不适合做校歌。但隔了几天又接到徐秘书的电话,说胡乔木仍希望由傅庚辰谱曲,并寄来了新写的校歌歌词。
当曲子谱好后,傅庚辰把由陈小涛演唱、张慧琴钢琴伴奏的录音带送给胡乔木后,不久,他再次接到了徐秘书的来信,胡乔木又重写了歌词,从8句改为了16句。由此,傅庚辰深切地感到,已经是疾病缠身的胡乔木先生对于这首校歌有多么的重视。
当傅庚辰把重新谱好的歌曲录音带送给胡乔木先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医院里。走进病房,傅庚辰被惊呆了,他明显地意识到,“他的病情非常严重。”这一次,傅庚辰决定亲自把《扬州中学校歌》唱给他听。“扬州中学,你是扬州的骄傲……愿你放射的光辉永远照耀人间。”于是,他再次看到了老人眼眶中闪烁的泪光。歌声结束后,胡乔木缓慢地握住傅庚辰的手:“谢谢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样的一段忘年之交,整整持续了18年。
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傅庚辰步入了将军的行列。
1983年3月,傅庚辰从八一电影制片厂音乐组组长的位置直接调到总政歌舞团担任团长,那一年他47岁。
在给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谱曲时,为了避免‘攀附’之嫌,傅庚辰竟然没有去看望过叶帅,尽管叶帅听了《八十书怀》感到非常满意,但事后直到今天,傅庚辰一直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在今年7月9日上演的由中国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演出:《革命诗篇??傅庚辰作品音乐会》,还有一首歌是根据傅钟将军的诗作《长相思——致台湾故旧》创作的。傅钟将军早年曾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蒋经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他还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一位资格很老的革命前辈。1986年,傅庚辰为之谱了曲,傅钟将军接到歌曲的录音带后,非常珍惜,一直放在枕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傅庚辰曾为此检讨说:“是我做得不好啊,我怎么就没去看望过一下老人家呐!”
1980年,傅庚辰为张爱萍将军的诗《诉衷情——赠远洋船队》谱曲之后,老将军也非常的喜欢。当1985年,张爱萍再次请傅庚辰为他的诗作谱曲的时候,傅庚辰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您不是字写得好吗,我给你谱曲你给我写字好吗?”张爱萍听后开怀大笑操着四川话回答说:“没问题,写多大的都可以。”
1990年春节,傅庚辰带着写好了的张爱萍诗词歌曲《腾飞吧!中华》录音带去看望他并放给他听时,他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时,傅庚辰忽然想起了五年前说的那句话:“张副总理,我欠你的债已经还了,你欠我的债呢?”张爱萍不解地问,我欠你什么债?”傅庚辰说:“你忘了那个时候,我说,我给你谱曲你给我写字。”张爱萍哈哈大笑:“你看写句什么话呢?”傅庚辰说:“就用你歌词里的那句话,‘中华腾飞势更遒’吧!”半个月后,傅庚辰收到了张爱萍潇洒遒劲的题词,直到今天,一直挂在傅庚辰家的客厅里。
1989年以后,傅庚辰先后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1990年晋升为少将,从此步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行列。回想自己的从军经历,就像不久前他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文章那样:“伟大的历史铸造了我的人生”。在我手里有一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啊!红星》的傅庚辰歌曲集,其中收录的是他自1956年到1995年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他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著作人要想掩饰他对生活、时代、信仰的情感是不可能的。他的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对人民有益还是有损都将受到人民和生活的检验。”翻阅着厚重的傅庚辰歌曲集,透过一首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特别是那首由傅庚辰作词作曲的《小松树快长大》,我分明地感受到了这样两个字——“纯粹!”
（作者系本刊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