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日本恐怖片解析:中国将得分

　　
　　任何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序调整方案，都应同时包括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这两个要件。这种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
　　
　　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原因、调整必要性、如何调整，以及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对世界经济和相关国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讨论全球经济失衡可能的调整途径，以及这种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途径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途径，讨论较多的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对美元升值。然而在讨论中存在把它们割裂开来的倾向。许多学者，特别是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必须由美国削减其庞大的财政赤字来加以调整，人民币没有必要升值；而另外一些学者，如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则认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调整有赖于美元的进一步大幅度贬值，更明确地讲是东亚货币特别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
　　然而，单靠美国削减财政赤字来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使单靠美国削减财政赤字最终可以完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调整，幅度过大的财政紧缩也将使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将对原本需求不足的全球经济进一步施加紧缩影响，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单靠美元贬值(即其它国家货币升值)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同样是不现实的，它将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利率，将会推动美国和全球长期利率急剧上升，同样会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我们认为，任何旨在渐进和有序地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政策方案都应该同时包括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这两个要件。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要求美国目前的支出水平和结构做出调整(这同时意味着其它国家的支出水平和结构也必须做出调整)。支出水平的调整要求美国降低财政赤字，支出结构的调整则要求相对价格做出改变，即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因此如果在调整汇率行动上缺乏合作和协调，东亚货币升值将很难实现。东亚国家和地区需要在对美元汇率调整的问题上进行政策协调和合作，采取联合对美元升值的行动来促进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这种升值方式将不会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大的冲击：首先，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区域内贸易的比率如今已达到55%，由于货币联合升值并没有改变东亚经济体彼此之间的国际竞争力，区域内贸易不会受到影响。其次，东亚地区存在的生产分工网络和由此形成的世界性三角贸易结构使得货币升值对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量也不会产生很大影响，货币升值反而使作为“世界工厂”的东亚在与域外的贸易中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
　　对中国经济外部平衡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已成为令我国政府棘手的问题，它不仅使我国货币当局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目前的冲销操作也很难持续下去：一方面，随着中央银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货币当局除了面临票据到期带来的压力外还面临着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不断购入低息的中央银行票据，商业银行的收益性降低，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系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是冲销掉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要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问题必须改变目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这种极不合理的现状。出路只有两条：如果经常项目仍然要保持顺差，那么资本项目就必须保持逆差，为此需要大幅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如果要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经常项目就必须保持逆差。目前，我国政府寄希望于“走出去”战略(而不是调整人民币汇率)来解决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难题，相对于庞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和经常项目顺差，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仅如此，在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投资回报明显高于其它国家的情形下，大规模对外投资也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
　　通过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解决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问题是更为合理的选择。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中国资本/劳动比率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和美国的1/10，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不仅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而且带来技术外溢效应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所以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过，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需要改变，必须减少加工制造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重。实际上，也只是后者才会带来我们所说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根据跨时比较优势原理，中国现阶段保持(可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是符合中国的跨时比较利益的。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所需要的美国财政赤字减少和人民币升值都有助于中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实现，然而考虑到目前中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中国劳动成本极其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促进经常项目逆差的实现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升值了的人民币在促进中国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显然由于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而使中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会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低的加工贸易型企业、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血汗工厂”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中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中有些是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的，由于从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不能为我们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为我们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的话，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将不是坏事。何况，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动态经济，不断有企业倒闭，同时也不断有新的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诞生。新诞生的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的企业)将为因人民币升值而从那些低附加价值产品生产企业退出的劳动力提供重新就业机会。
　　对中国经济内部平衡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所需要的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在缩小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失业率上升？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来，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例如，2005年前3季度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由于多年来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剩和紧缩性宏观调控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通货紧缩压力，表现为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下跌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下降等。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更可能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按照经典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积极地扩大财政支出，将能够使中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达成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卫生医疗、教育、环境、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这将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的紧缩效应。
　　不仅如此，货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完全可能是扩张性的而不是紧缩性的。例如，货币升值具有实质货币余额效应：货币升值会降低国内价格水平导致居民的实质货币余额增加，它倾向于扩大居民支出。此外，货币升值还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货币升值使收入从高边际储蓄倾向群体向低边际储蓄倾向群体转移，它也倾向于扩大总支出。再者，在发展中国家，新增设备投资通常包含大量的进口资本品，货币升值降低了这些进口资本品的国内价格，因而倾向于增加新增投资从而扩大总支出。最后，货币升值将降低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如石油和矿石)的国内价格，因而降低所有最终产品(包括非贸易品)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相对于最终产品价格的下降将导致企业增加产出和雇佣。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完全有可能是扩张性的。如果确实如此，人民币升值本身不仅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有负面影响，反而对其有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
　　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也为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中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中国投资的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中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而另一方面，中国存在的看病难、乘车难，以及居民对教育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的不满和抱怨，无不反映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包括生产效率低下和产能不足。
　　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中国与欧美频繁爆发的贸易摩擦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热度不减的关注，种种现象均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中国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发展战略，所以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关系密切，中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国内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所必须的美国消费支出的减少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主动进行的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加中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内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本文全文预计将在《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3-4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