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名相萧何，因辅弼刘邦，便有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典故；而他的第二十五世孙萧衍，文韬武略，堪称翘楚，却因晚年迷信佛教，政务松弛，以致国之沦亡，死于非命。可以说，梁武帝是中国第一个极端信佛的皇帝，也是因为佞佛而成为亡国之君的第一人。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是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庙号高祖。其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丹阳尹知事，母张尚柔。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登上帝位后，他在执政前期曾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他矫正前朝的诸种弊端，鼓励学术，减轻人民负担，勤政爱民，虚心倾听民间的呼声，使国家一度政局稳定，国库充足，文化繁荣。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在位颇有政绩，可惜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饿死于台城，享年八十六岁，葬于修陵。
梁武帝本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型皇帝。他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因此，达到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博学能文，精通音乐、书法，年轻时曾与谢眺、沈约等名士一起被誉为“竟陵八友”，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跻身于官场后，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尤其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以致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极为突出。
萧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夺取帝位后，曾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设立雅馆、士林馆等。据《梁书》记载，梁武帝萧衍为了广泛纳谏，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觉得自己的才能未尽其用，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萧衍还下令颁行新历《大明历》，此历由著名学者祖冲之于50年前刘宋大明年间制定，相当精密，直到此时才得以颁布发行。由于萧衍的励精图治，南梁初期社会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
在用人方面，他广泛纳谏，善用天下良才，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激励官吏清明治世，官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后人评说梁武帝，无论文治还是武功，皆无与伦比，在其之前，惟汉武可比，在其之后，有康乾过之。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饱读诗书、富有睿智的国君，由于创业有成、守业无成，开了开国之君就使得朝代更替的先河。这一切，都与他信佛、佞佛有着不可摆脱的千丝万缕干系。
翻开历史，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民族混战，天下分裂，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乞求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
其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梁武帝的所作所为，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他立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大建寺庙，广收僧人，唐朝诗人杜牧说，南朝四百八十寺，一点也不为过。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亲自受戒。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而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完全放下皇帝架子，以普通僧人姿态，带头遵守佛门清规戒律。
梁武帝干出的最为惊世骇俗之事，当属他不顾社稷安危、不顾朝臣反对，四次舍弃皇帝的权威和尊严，不当皇帝，舍弃自己的肉身，去庙里当起和尚。皇帝舍身为寺奴，而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四万亿。因此，梁武帝疏于朝政，致使国事荒废；又由于他的事佛之举，浪掷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力，造成国力衰退。
曾有人指出，梁武帝是假借出家当和尚而大肆敛财，笔者未见正史，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觉得，作为一名帝王，在封建帝制国度里，似乎没有必要去为了财富出家。毕竟，在当时环境里，可以说国家就是他个人的，国家财富也尽归其所有，犯不上为了金钱“委屈”自己。若说他对佛教极为痴迷，倒是可信度很高。
梁武帝痴迷佛教后，不由得会对那些奸佞之徒法外开恩，幻想施与佛心，能够改变现状，殊不知却事实上在姑息养奸，祸害国家和民众。梁武帝有个弟弟叫萧宏，奢侈无度，暴敛无厌，敛收钱物三亿万，梁武帝知道后，也不追究；即使萧宏和自己的女儿通奸，也不闻不问，还升了萧宏的官。如果说，梁武帝对弟弟萧宏是宽容，那对侄儿萧正德简直到了纵容的地步。就算萧正德叛变投靠了北魏，还是一再赦免他，最后，正是萧正德和侯景一起，成了他自己和帝国的掘墓人。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下“侯景之乱”。侯景之乱指的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当时正值梁朝政务松弛，防备松懈之际，侯景军队很快就包围了台城，次年二月，因兵尽粮绝，台城陷落。梁武帝被软禁后饿死，侯景又立太子萧纲为傀儡皇帝。公元552年，梁元帝萧绎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攻下建康，侯景兵败被杀。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五年，在此期间，各方势力连年混战不止，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千里之内罕见人烟，整个社会经济遭受到破坏性的打击。此后不久，南朝梁灭亡。
这是一般流传的萧衍饿死的说法，但有人认为他并非饿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了，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送去了几百粒鸡子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
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而且送去的鸡子有数百粒之多，就知道其他吃的东西一定都齐备。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八十六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梁武帝到底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恐怕今人已经很难明察，因为时隔久远，而且当时萧衍是被软禁，身边人员稀少，关于他的行踪不可能有很准确的记载。但无论他是饿死还是病死，自身都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从而对朝廷心生怨恨。据《梁书》、《资治通鉴》记载，侯景从采石渡过长江的时候，兵马总共只有八千多人，到攻破台城时却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了，也就是侯景在南朝是得到百姓的强烈拥护的。而百姓拥护侯景的原因，也正是侯景所宣扬的，萧梁沉溺佛法、僧尼泛滥，朝纲废弛、民生凋敝。虽然侯景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却在客观上迎合了百姓的要求，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所以迅速打败了南梁的三十万兵马，让梁武帝萧衍成为阶下囚。可见梁武帝崇信佛法，并四次舍身侍佛并没有获得佛祖的保佑，反而落了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对梁武帝死因，我们不再多探讨，已有太多的专家学者研究过。今天我们之所以谈及梁武帝，仅想就他何以会从一个颇具作为的君主，最后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这一历史典故，谈谈官场之人应当如何看待喜好、怎样处理爱好的问题。
现代人在物质生活渐渐富裕的情况下，精神追求也愈加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这本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但梁武帝的人生轨迹及其先盛后衰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万事皆有度，不可痴迷，不能沉湎。尤其是不能为了喜好或爱好而把职业当副业，用原则作交易，甚至于沉湎其中无法自拔。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有，在现代也屡见不鲜。现实中，不是有官员以爱运动为由，笑纳上百万一张的高尔夫会员资格吗？不是有干部以喜好收藏为名，收受名画古玩后被人美其名曰“押贿”吗？不是有领导以欣赏美色为好，把“孝敬”公关的、“上门”自荐的或“猎艳”收获的等途径得来的美女尽收“帐下”吗？
这些举动、这般行为，与梁武帝的一心信佛佞佛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本质上并无二致，其后果都是“殊途同归”。轻者败坏形象、损害道德，重者误国伤民、侵蚀事业。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神仙，更不是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软肋。长处自不必多说，而软肋不可不多加保护。软肋在医学上院指胸腔的肋骨，依靠软肋扩张可以帮助呼吸，但其特点是脆弱，容易断裂。如今多形容人或事的薄弱环节。一般人们都知道，护好软肋等要害部位，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
领导干部的软肋在哪里？赖昌星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不怕干部面子硬，就怕干部没爱好。”事实确实如此，正是由于抓住了干部们的种种爱好，赖昌星才把他们一个个拉下水：贪财的送金钱、小车，好色的进红楼、养情妇，贪权的帮着升官晋职，靠着钱、色、权这些“常规”手段，杨前线、赵克明、蔡海鹏、卢远征等人相继下水，最终滑入无法自拔的泥潭，葬送了政治生命和大好前途。
由此可见，梁武帝佞佛而亡国给我们的警示，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牢记两个“务必”，一是务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自觉抵制金钱、美色的诱惑，远离不健康的“爱好”；二是务必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本来健康的爱好，护好自己的“软肋”，防止“糖衣炮弹”从此攻入。
历史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关键是看我们怎样去领悟真谛、去辨别是非、去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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