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轩辕剑游戏有几部:除官霸 淳民风 振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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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13日 09:33:21 来源： 新华网
许博渊
早晨和一位从铁路局退下来的老人闲聊，他问我是否知道铁道部长的事情。他指的是刘志军。我说知道。他接着问我是否知道刘志军有个弟弟。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哥儿俩都霸道，他弟弟更厉害，在武汉是一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弄出人命，结果被判了个死缓。无独有偶，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山西有一个被媒体称作“官霸”的人。他是山西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贪污受贿2293万余元，而且横行当地多年，居然能逼走3任正局长。
在我原来的脑海中，贪官为了掩盖其贪污受贿的丑事，应该都比较低调谦逊。没有想到，在现实中，贪和霸居然连在一起了，既贪又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霸而贪的官儿们一定认为，谁的屁股上没有屎呢，我怕什么，无需特别掩饰。
共产党内出了这样的干部，对党的形象，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在任何社会，官员都是一种表率。孟夫子的说法，官是风，民是草，风过草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要想淳民风、振民气，宣传教育只能起一部分作用，官员的德行表现也非常重要。如果贪官像叫花子身上的虱子，抓不胜抓，还霸气十足，老百姓即使天天学文件唱红歌也没用，好不容易鼓起来那点劲儿，经不起身边一个贪官坏榜样的负面刺激。
对此，人们可能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比如报道忻州“官霸”的那篇文字里提到，“忻州市委书记辛旭光指出，基层‘官霸’之所以为祸多年，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乏力是重要原因。”纪检、监察部门有责任，可是任命官霸的部门和上级领导有没有责任呢？他能如此嚣张，有什么人撑腰？难道上级任命了一个干部，就可以任其学坏，为非作歹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说法。中国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的冲击，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的确了不起，的确令人鼓舞。但是，离模式还有一段距离。经济、政治和社会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经济要成为一种成功的模式，仅看GDP还不够，还要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社会能否和谐，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我国历史上不乏惨痛教训。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的精心治理，乾隆朝达到了顶峰，经济繁荣，国富民强。乾隆在前期也还做了不少事情，但后期不行了。他穷奢极欲，六下江南，游山玩水，挥金如土，闹得国库空虚，民生艰难。他纵容佞臣和珅盘剥地方官，买官卖官，贪污腐化，吏治和社会风气一塌糊涂。但乾隆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太好了，总以为国家繁荣昌盛，他自己功劳巨大，自称十全老人，听不得任何批评。针对劳民伤财的下江南，纪晓岚委婉地劝谏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之。”谁知乾隆大发雷霆，叱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娼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继位的嘉庆也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妄人。嘉庆朝的吏治保持着走下坡路的姿态，官场乌七八糟。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洪亮吉上书要求整顿吏治，指出吏治太坏，苟且的，钻营的，遇事模棱两可不表态的，胆小怕事不敢负责任的比比皆是，而此辈“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他要求嘉庆：“士气必待上振作之，风节必待上奖成之。举一廉朴，则贪败者悔；进一退恬，则奔竞者改；拔一特立独行敦庄励节之士，则依附比周之风渐革。”这一建议被嘉庆斥之为狂妄，要杀他的头。幸有一位亲王说情，洪亮吉才免于一死，但仍被嘉庆“发往伊犁，交与将军宝宁严行管束”。结果是大清王朝“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嘉庆刚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灾变就接踵而至，大清王朝像一棵里头早就朽烂了的大树，轰然倒下了。
由此可见，吏治是否清明，是关系国运的事。我在上月的一个帖子里说过：“一段不算短的时期以来，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急于出成绩，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有重才轻德的倾向。很有一些缺德的人掌握了权力，他们虽然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做人方面却很糟糕，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生活腐败、作风邪门，有个别的甚至集古今中国外一切腐朽文化于一身，与黑社会头子区别不大。他们起到了孟子所说的‘播其恶于众’的作用，其破坏性不可低估。”如今，听到刘志军和他弟弟的事，再加上山西官霸，我更体会到：用人之道，能不慎乎？
忧急之中，忽然听到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习近平同志日前在贵州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针对性极强的一个提法，如果能得到切实执行，必将大有利于淳民风，振民气。
许博渊
早晨和一位从铁路局退下来的老人闲聊，他问我是否知道铁道部长的事情。他指的是刘志军。我说知道。他接着问我是否知道刘志军有个弟弟。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哥儿俩都霸道，他弟弟更厉害，在武汉是一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弄出人命，结果被判了个死缓。无独有偶，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山西有一个被媒体称作“官霸”的人。他是山西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贪污受贿2293万余元，而且横行当地多年，居然能逼走3任正局长。
在我原来的脑海中，贪官为了掩盖其贪污受贿的丑事，应该都比较低调谦逊。没有想到，在现实中，贪和霸居然连在一起了，既贪又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霸而贪的官儿们一定认为，谁的屁股上没有屎呢，我怕什么，无需特别掩饰。
共产党内出了这样的干部，对党的形象，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在任何社会，官员都是一种表率。孟夫子的说法，官是风，民是草，风过草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要想淳民风、振民气，宣传教育只能起一部分作用，官员的德行表现也非常重要。如果贪官像叫花子身上的虱子，抓不胜抓，还霸气十足，老百姓即使天天学文件唱红歌也没用，好不容易鼓起来那点劲儿，经不起身边一个贪官坏榜样的负面刺激。
对此，人们可能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比如报道忻州“官霸”的那篇文字里提到，“忻州市委书记辛旭光指出，基层‘官霸’之所以为祸多年，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乏力是重要原因。”纪检、监察部门有责任，可是任命官霸的部门和上级领导有没有责任呢？他能如此嚣张，有什么人撑腰？难道上级任命了一个干部，就可以任其学坏，为非作歹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说法。中国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的冲击，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的确了不起，的确令人鼓舞。但是，离模式还有一段距离。经济、政治和社会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经济要成为一种成功的模式，仅看GDP还不够，还要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社会能否和谐，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我国历史上不乏惨痛教训。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的精心治理，乾隆朝达到了顶峰，经济繁荣，国富民强。乾隆在前期也还做了不少事情，但后期不行了。他穷奢极欲，六下江南，游山玩水，挥金如土，闹得国库空虚，民生艰难。他纵容佞臣和珅盘剥地方官，买官卖官，贪污腐化，吏治和社会风气一塌糊涂。但乾隆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太好了，总以为国家繁荣昌盛，他自己功劳巨大，自称十全老人，听不得任何批评。针对劳民伤财的下江南，纪晓岚委婉地劝谏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之。”谁知乾隆大发雷霆，叱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娼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继位的嘉庆也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妄人。嘉庆朝的吏治保持着走下坡路的姿态，官场乌七八糟。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洪亮吉上书要求整顿吏治，指出吏治太坏，苟且的，钻营的，遇事模棱两可不表态的，胆小怕事不敢负责任的比比皆是，而此辈“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他要求嘉庆：“士气必待上振作之，风节必待上奖成之。举一廉朴，则贪败者悔；进一退恬，则奔竞者改；拔一特立独行敦庄励节之士，则依附比周之风渐革。”这一建议被嘉庆斥之为狂妄，要杀他的头。幸有一位亲王说情，洪亮吉才免于一死，但仍被嘉庆“发往伊犁，交与将军宝宁严行管束”。结果是大清王朝“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嘉庆刚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灾变就接踵而至，大清王朝像一棵里头早就朽烂了的大树，轰然倒下了。
由此可见，吏治是否清明，是关系国运的事。我在上月的一个帖子里说过：“一段不算短的时期以来，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急于出成绩，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有重才轻德的倾向。很有一些缺德的人掌握了权力，他们虽然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做人方面却很糟糕，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生活腐败、作风邪门，有个别的甚至集古今中国外一切腐朽文化于一身，与黑社会头子区别不大。他们起到了孟子所说的‘播其恶于众’的作用，其破坏性不可低估。”如今，听到刘志军和他弟弟的事，再加上山西官霸，我更体会到：用人之道，能不慎乎？
忧急之中，忽然听到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习近平同志日前在贵州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针对性极强的一个提法，如果能得到切实执行，必将大有利于淳民风，振民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