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时庆案背后：两栖证监人 资本市场的政商谱系

　　编者按

　　近日判决的肖时庆案，再次将多年来的证监系统的政商通道展现聚光灯下。肖时庆辗转任职于证监会包括发行部、上市公司部、股改办等多个实权部门；下海之后长袖善舞，游刃于多个寻租通道，敛聚家财数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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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进出政商通道的证监会系统官员数十人，他们分布于基金、券商、上市公司等多个行业，多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所幸的是，这些前官员大多能够找准定位，履行职责，为各自服务机构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肖时庆案，只是个案而已，犯案者自己领罪，并没有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和危害。

　　一般而言，证监系统官员降尊纡贵，投身商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由于他们曾经作为市场监管者的经历，从而在对制度的把握、政策的理解、规则的运用方面，显然高于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运用得当，必会成为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动力。

　　但资本市场是个巨大的利益角逐场，如果没有制度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上述“动力”或将滑向反面，成为寻租的资本，肖时庆案即是鲜活的案例。

　　市场注意到，面对政商通道可能引发的寻租现象，监管层已开始加以规范，未来有效的防火墙可望建立。2009年11月4日，证监会发布实施《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准则》)，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对社会公开发布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准则》规定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须经过相应的规避期后，方能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监管对象任职。《准则》也对证监会工作人员的其他职务行为进行了规范。

　　资本市场证监谱系

　　在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层。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

　　4月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内幕交易罪，终审判处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死缓。法院认为，肖时庆收受贿赂约1546万元，内幕交易获得1亿元。

　　肖案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大案之一，肖时庆案发前为银河证券总裁。在其职业履历中，肖时庆还数度进出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部、发行部、股改办公室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一年之前，与资本市场有关联的王益案，也正式了结。2010年4月15日，北京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死缓。

　　王、肖案从案发至审结，都被资本市场高度关注。究其原因，是两人都带有深刻证监会系统的背景。

　　在十数年间的证监会系统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人员流动中，已有十几位正局级官员落户券商、基金，几十位证监会官员散布于数十家券商、基金公司的高管职位。他们的“下海”，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但也有个别如肖时庆者，沦为阶下囚。

　　“两栖”隧道

　　相关资料显示，1996年肖时庆受到王益提携，以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教师身份，进入中国证监会，同事三年，后相继下海。

　　司法资料显示，恰是在下海之后，肖时庆与王益将原有资源发挥至极致，二人均沾了诸多重大利益，青岛金王(002094.SZ)上市即为一例。

　　青岛金王的前身为青岛金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初期注册资本为20万美元，2001年4月，公司增资扩股，以整体变更方式改制为青岛应用化学股份公司，注册资本3102万元。公司改制之后，随后谋求公开上市。

　　2006年6月，青岛金王的母公司青岛金王集团与天津顺盈科技投资咨询公司签定协议。青岛金王集团公司委托天津顺盈运作青岛金王上市事宜。

　　天津顺盈成立于2001年6月，股东为王磊、王薇等5名自然人，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王磊和王薇分别持有45%和5%的股份。两人的另一身份则为王益的胞弟和胞妹。为青岛金王事，王磊随即找到了当时已经离开证监会的肖时庆。

　　2006年10月28日，青岛金王上市事宜将上发审委会议审核，公告显示，参与审核青岛金王上市的发审委委员为王立华、吴晓东、邱家赐、沈国权、鲍恩斯、马季华和谢卫。7位委员分别来自于中国证监会、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国家发改委、中国证券业协会等。

　　司法材料显示，在发审委召开会议的前一天，金王集团董事长陈索斌获悉来自于国家发改委的发审委委员马季华反对青岛金王上市，于是请天津顺盈的王磊予以斡旋。

　　司法材料称，肖时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了马季华，给予搞定，肖立即告诉了王磊，后者通知了陈索斌。青岛金王在当次的发审会议上，顺利过会，并于当年12月在中小板挂牌上市。

　　证词记载，马季华回忆，在青岛金王上市前一两天，曾有工作联系的肖时庆可能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支持青岛金王上市。

　　相类似的，还有国金证券(600109.SH)上市一案。

　　国金证券原为成都证券，成立于1990年，2005年之前仅有15家证券营业部，在业内名气不大。而在2005年之后，由于资本大鄂“涌金系”的介入，开始了质的飞跃。

　　2005年4月，“涌金系”增资进入成都证券并获得证监会对于增资和股东变更予以通过，并改名为国金证券。次年7月，国金证券与原上市公司成都建投商谈借壳上市事宜。2006年10月，成都建投公布国金证券借壳上市的方案，11月向证监会上报“股改+重大资产重组”的借壳方案，20个工作日后，获得证监会重大重组委审批通过。2007年3月，国金证券实现借壳上市。2008年1月，国金证券再次上报证监会吸收合并方案，又通过吸收合并实现整体上市。

　　国金证券整个重组过程，前后不到3年，其间要至少经过3次证监会的审批，几乎都是以证监会规定的最短时间获得审批。而据国金证券业绩报告，此前三年，2005年、2004年和2003年，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78万元、288万元、亏损108万元。

　　2005年，“涌金系”进入成都证券不久，其实际控制人魏东(已于2009年跳楼身亡)高薪“挖”来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秘书雷波担任国金证券总经理，雷波在担任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秘书后，在证监会上市部工作，加入国金证券之前，曾任华鑫证券总经理。

　　除雷波之外，国金证券副董事长王晋勇曾任证监会发行部副处长、处长；另一位副董事长、合规总监冯立新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管理部副经理、市场监察部副总监、上市部总监、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秘书长、党委委员。

　　在证监系人马下海的通道中，还有一种现象也受到业内高度关注，即部分官员在券商或基金公司担任高管之后，还能重新回到证监会，且职务可能进一步升迁。

　　这其中，最为业界关注的即为前述银河证券前总裁肖时庆。

　　肖时庆从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调入证监会后，曾先后在上市部、发行部、会计部任职。2001年3月，身为局级干部的肖时庆空降东方证券。2004年肖时庆重回证监会任职，依然是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同时他还获得了另一个职位：股改办副主任。之后，肖又转战银河证券。

　　据媒体报道，在肖时庆担任股改办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魏东通过云南国际信托公司发行“云信创富”信托计划倒卖浦发银行股份获得7倍以上的利润，而肖时庆本人通过购买信托计划，获利亿元以上。

　　“供需”双方

　　4月27日，广发证券(000776.SZ)高层换届结束，王志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文件，孙树明在任广发证券党委委员、书记一年后，正式担任广发证券董事长职务。

　　孙树明曾任职财政部、中央金融工委，后进入中国证监会任职，任职广发证券之前为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主任。

　　接近广发证券的人士透露，孙树明之所以没有立即接掌广发证券，是因为要度过证监会内部规定的一年回避期。

　　广发证券一位高层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孙树明空降广发，应该是公司股东层面沟通和考量的结果。

　　广发证券在业界一直素有最大“草根”券商之称。虽然位列上市券商之一，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其发展的艰难，内部人有深切体会。

　　广发证券的前身是1991年9月8日成立的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成立之初仅有6名员工，资本金仅为人民币1000万元。时任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经理的陈云贤，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了创业历程。

　　其后不久，广发证券收入和利润一直稳居全国十强。2001年，广发证券随之改制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与中信证券(600040.SH)签订互为保荐协议。当时业界的排名是，广发证券排名第六，中信证券排名第七。而结果是中信证券在2003年率先上市，2004年计划并购广发证券。

　　广发证券的上市之路经历漫长。原计划借壳延边公路上市，因原总经理董正青一案，直至10年后的2010年2月才登陆A股。

　　在此期间， 国内排名前十的证圈公司，上市之路一拖10年之久的，仅广发证券一家。

　　目前，广发证券的定向增发正在进行之中，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不超过180亿元，以改善公司的净资本。当下广发证券的净资本为100亿元左右，位列上市券商第七位。而盈利能力逊于广发证券的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国元证券的净资本，均超过100亿元。

　　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券商一系列新业务的审批如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都将净资本作为重要参照指标。

　　2010年半年报显示，上市券商市值前三名的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中，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的净资本分别为326.02亿元、329.73亿元，

　　其原因在于，中型券商长江证券、国元证券、西南证券等纷纷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方式募集资金以壮大资本实力；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通过IPO上市后，资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资本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相信孙树明的到来为广发证券和证监监管部门的沟通带来方便，会有益于广发证券的进一步发展。

　　据曾在证监会某部门任职的一位人士介绍，对于需求方，券商最青睐证监会官员，最受欢迎的是发行部、上市部和机构部人士，前者可以方便其审批相关资质以及预防违规处罚。而基金公司最欢迎的是证监会基金部或法规处人士，前者方便其申请发行规模，后者方便预防违规处罚。

　　政商谱系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统计，在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层。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

　　15名出任券商高层的前证监会官员中，2001年出任西南证券(600369.SH)总裁的王珠林和总裁助理的徐鸣镝，分别来自证监会的发行部和上市部。在二人来到西南证券8年后，西南证券在2009年借壳长运股份上市。西南证券当前的业绩和实力，已非当年可比。

　　同样是在2001年，原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肖时庆出任东方证券总裁；发行部另一位30岁的工作人员吴敏文出任世纪证券总裁，成为当时最轻的证券公司总裁；原证监会上市总二处处长王斌出任北京证券副总经理。

　　在上述三券商中，北京证券2009年重组后最终成为合资券商——瑞银证券；东方证券的肖时庆在转任银河证券总裁后最终入狱；世纪证券的吴敏文2005年去职。

　　除去上述人士，还有一批的证监会其他部门以及各地证监局副处级以上干部甚至普通职员，分别担任券商中层以上干部。这一现象，在证监会会管的三家券商银河证券、安信证券以及民族证券，较为普遍。

　　据上述曾在证监会某部门任职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证监会内部曾有不成文的规定：在一岗位任职超过5年的或年龄在55岁以上的副处级以上干部，都可申请到券商、基金或交易所工作。

　　上述人士表示，证监会官员最理想的去处是基金公司，原因是不仅薪酬丰厚，而且工作相对简单；其次是交易所，虽不及券商待遇高，但同样比原来在证监会高出数倍，工作简单，不用太“求”人；最后的选择才是券商。

　　据记者了解，按证监会的薪酬标准，一般正厅级官员，如作为会计部主任的孙树明，年薪10万元左右，而按广发证券的标准，前任总裁、现任副董事长的李建勇，年薪为799万元。

　　上市券商年报资料显示，2009年券商董事的平均报酬榜单中，排名第一的招商证券为1102万元，最低的长江证券为230万元。2009年券商高管年薪超过250万元的不足20人，2010年年薪超过250万元的高管有40人。其中，券商高管年薪酬最低的，也超过了100万元。

　　相比较券商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大，基金公司薪酬整体稳定且相距不大。据《机构投资》报道，2010年，一个中等公司的基金经理年薪在300万元~500万元，作为公司高管应不低于这一水平。

　　不过，近两年，证监会官员“下海”的数量骤减。这种情况与相关政策的推出及制度的转变不无关联。

　　肖时庆案发被“双规”7个月后的2009年11月4日，证监会发布实施《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下称《准则》)，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对社会公开发布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

　　《准则》明确规定，证监会工作人员(包括派出机构人员)离职后，必须经过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冷冻期后，才能去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任职。其中，证监会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为一年。

　　国际性监管难题

　　政商“两栖”并非中国市场特例。在法规相对健全很多的美国，同样是普遍现象。

　　如高盛集团出产美国政府高官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当时，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之一西德尼·温伯格被罗斯福任命为二战期间权力非常大的战争物资供应局局长。之后数十年之中，有数十名高盛高管进入华盛顿出任高官。

　　2006年6月28日，美国参议院一致同意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担任美国财长。在这两周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宣布辞职，同时宣布加入高盛，担任副董事长兼高级国际顾问团主席，负责制定公司全球战略。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相对美林等其他投行，高盛能够独善其身。美国便有媒体和议员指出，曾任高盛集团总裁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居功最大。

　　针对政商通道，美国政府也不乏对其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

　　早在1969年，美国就开始制定法律，监督前政府官员的行为，五角大楼官员在离职两年内，需要自行上报与国防承包企业的工作关系，相关企业每年也需要报告雇用前政府官员的情况。

　　但这种自律行为规范性不强。1978年10月，美国制定《政府道德法》对政商通道做出新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规定对GS-17级以上高级公务员离任后实行为期一年的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雇主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订合同，并禁止前高级联邦官员在其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务游说其前机构。

　　此后，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都出台了相应法规。其中，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以行政命令方式颁布《道德操守承诺》，规定政府高级官员在离任5年内不得向曾任职机关的任何雇员进行游说，亦不得向他们本人在任职高级人员期间，曾承担重要统辖职责的任何机关的雇员进行游说。

　　虽然美国的立法很详细，但仍存在很多弱点和漏洞。

　　首先，这些法律缺乏专门的监督实施机构，没有人因为违反该项法律规定而受到起诉。

　　其次，有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界定，如按规定前政府官员加入私营部门后，不得就原政府部门监管之事和前同事接触，这里的接触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情况，法律没有作明确说明何种接触不符合规定。

　　第三，存在很多空子可钻，如法律虽然规定离职官员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游说政府中的前同事，但委派他人代为游说并不受到限制。

　　而上述弱点和漏洞，同样存在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准则》之中。

　　插排：

　　政商“两栖”并非中国市场特例。在法规相对健全很多的美国，同样是普遍现象

　　配文：

　　“神仙”胡关金

　　一些券商将证监系统官员下海称为“神仙下凡”。在券商业界看来，受益最大，也是业界最推崇的证监系统“下凡”官员，当属国信证券前董事长兼总裁胡关金。

　　1996年，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副主任胡关金出任国信证券董事长兼总裁。至此，国信证券从1亿注册资本和7家营业部起步，开始了突飞猛进。

　　当时胡关金有两条重要信律，“不用亲信”、“不炒股票”的“胡二条”在圈子里甚是有名。1999年10月，国信证券第二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达到20亿元，在全国券商中排名第四。2003年，国信证券更取得了主承销家数全国排名第一、利润总额和人均利润额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的好成绩，一时圈内外为之侧目。当年，胡关金还当选了担任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副会长兼投资银行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关金在国信经营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国信模式”，被业界津津乐道。如在经纪业务方面，注重营销渠道的建设，开创与银行的合作模式，并最先打造经纪业团队。其一手打造的国信证券红岭中路、泰然九路营业部托管客户的资产存量达300亿元以上，规模可抵得一家中小券商公司的总量；在研究方面，2003至2005年间，在券商整个行业低迷阶段，国信证券高薪“挖”来行业顶尖研究员，在形成研究品牌的同时，率先在业界推出和佣金梆定的“金太阳”服务产品；在投行方面，国信证券的投行部门拥有券商中数量最多的保荐人团队，特色明显。后来广东的一些券商，如平安、招商、广发等都是沿用这一模式，从中受益菲浅。

　　业界对于胡关金在国信的成功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其深切了解券商加之个人能力的出众；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其证监系统的工作背景，为其带来广泛的人脉资源。

　　时任深圳一家券商的总经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胡关金在业界看来最为成功的举措——发展经纪人到银行驻点营销，当时很多券商也想尝试，但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正式下文允许，都被叫停，而只有国信证券顺利推行。现在看来这一举措是创新，而在当时是“擦边球”。

　　2004年5月，在国信证券的鼎盛时期，胡关金毅然辞别掌控8年之久的国信证券，奔赴四川出任华西证券总裁。当时，华西证券的幕后老板——朝华系控制人张良宾，对胡许以20%期权和相当自由的权限。

　　2005年，胡关金入主华西证券，当年该公司盈利8000万元，净利润列全国综合类证券公司第2位，当年华西证券保荐代表人和准保荐代表人升至16名，投行规模40余人。而仅仅一年前，华西证券总亏损为2亿多元。

　　然而，好景不长，2005年张良宾突然锒铛入狱，华西证券的大股东换成泸州老窖(000568.SZ)，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利益博弈开始凸显出来。此后的胡关金也再难有作为，华西证券也就此沉沦，2008年胡关金不得不离开。

　　2009年4月，胡关金又转战银河证券，经过失败的“百日维新”之后，最终同样黯然离开。

　　对比胡关金在国信证券和华西证券早期的成功，都有共同之处——股东及当地政府特别是证监系统的大力支持。而其在华西证券后期以及银河证券的失败原因也较清楚：胡关金把华西证券的总部移至深圳的做法让当地政府不满，加之张良宾失势，华西证券失去当地政府和证监系统的强大后盾，四川证监局两次下发监管意见，停止了华西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资格。而在银河证券，本来就是证监会会管券商，和证监会关系密切，以胡的人脉关系，并不能超越其前任，其能力并不足以抵销银河证券多年的积弱以及错综复发杂的关系制约。

　　胡关金之所以当初会选择离开国信证券，据一位接近胡关金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是因为胡的许多设想和激励机制无法获得当地政府的首肯，而在国信证券内部已经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的苗头，当地政府开始约束其权限。失去当地政府支持的胡关金，许多业务再难有作为。

　　资料链接：

　　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摘录)

　　第五章公正廉洁

　　第十四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廉政规定和证监会廉政纪律，保持清正廉洁。

　　第十五条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本人、亲属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六条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不得违反规定收受礼品。无法退回的，应当及时上缴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

　　第十七条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不得接受或者无偿借用监管对象提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其他设备物品。

　　第十八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关于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买卖股票和从事期货交易的规定。

　　第六章保守秘密

　　第十九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和证监会保密纪律，不得探询与履行职责无关的保密信息，不得泄露保密信息。

　　第二十条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不得泄漏工作中所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不得编造或者传播虚假信息，不得进行信息误导。

　　第七章回避

　　第二十三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有关规定，不得从事与监管职责有利益冲突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时，应当主动申请回避，不得对应回避事项施加影响。

　　第二十五条工作人员不得在监管对象以及其他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未经批准，不得在社团等非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经批准兼任职务的，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二十六条工作人员离职后，在规定期限内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回避规定，不得违反规定在监管对象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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