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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到底有什么好 

中西文化 2011-05-12 06:53:00 阅读11166 评论25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话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海外很有名，首先是因为他被视为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智囊之一，而且他撰写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2007年经中共中央党校属下的《学习时报》转载，而引起海外媒体的广泛注意。据VOA报道，俞可平先生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华盛顿时间5月9日举办的讲座上发表谈话时提到，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因为新加坡能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依旧是一党长期执政。俞可平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而非渐进改革（Gradual Reform）。他说：“增量改革的卓越点，是要增加整个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增量改革，一方面是渐进的，但另一方面经常有突破性的改革。第三个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讲，对于渐进改革，它是可以去掌控的，完全在它的掌控之中，它主动的选择哪些可以改，哪些可以不改。”

其实，说到新加坡模式以及新加坡模式的创始者李光耀，不仅中国感兴趣，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士也都感兴趣。基辛格在谈到李光耀时写道：“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不相称的现象是，某些领导人的突出能力和他们所在国家的有限力量存在着差距”。尼克松也对李光耀赞誉有加：“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时代和另一个地方，他可能获得诸如丘吉尔、迪斯累里或者格莱斯顿那样的世界声望……像李光耀这么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对世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新加坡《联合早报》在5月9日刊登了特约记者叶蕴的一篇采访报道，介绍了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各国学生对新加坡模式的见解，原文题目是：《因“新加坡模式” 千里结缘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转载如下：

　　附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2003年成立，各路国际政治人物在这里开坛设讲，指点天下；而精通公共政策的学者专家，也在此著书立说。

　　求贤问政的学生，更是各有千秋。他们移居新加坡的生活或只有短短的一两年，但独有的“新加坡模式”，却能通过他们传播到全亚洲乃至全世界。这些学生可能是未来政坛的风云人物，而学习决策力和领导力，是他们远赴狮城的缘由。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武吉知马路校园，优雅宁静，绿树成荫。新加坡众多“智库”以此为驻地，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掩映其中。这个名列亚洲第一的公共政策学院，在2003年由当时的吴作栋总理宣布成立，而当年正是李光耀资政80大寿。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一向享有“国际化”的赞誉。作为全世界最多元的公共政策学院，短短七年间它已经吸引了超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而就在今年的“公共行政硕士”班（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60个全职学生，近20个兼职学生，就分别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

　　在这样一个“联合国”般的环境，学员们来自“结盟”国，也来自“敌对”国；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国际组织和非盈利组织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素养，在同一个课堂上交流碰撞难免“擦出火花”，因此，包容与沟通则异常重要。

来自菲律宾的Harvey： “亚洲氛围”尤为重要

　　来自菲律宾的Harvey，正带领自己的团队完成一项关于“领导力”的作业，他拍板选择了新加坡一个国际慈善机构为之筹款。他的团队成员来自日本、美国、印度、斯里兰卡、文莱和印度尼西亚，虽然MPA学员们都是资深人士，但费尽脑筋把不同想法的人团结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Harvey今年51岁，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担任主席。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多年，现在带领私人企业在商海拼搏，在美国、欧洲都曾游学，经历丰富。

为什么选择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Harvey列数了以下原因：这里有高品质教育系统，人才汇聚；多元的文化，包容性强；学院声望卓著，学员国际化。但是，他特别强调这里的“亚洲氛围”，“我们身处亚洲，平时工作和生活中交流最多的还是亚洲人，而亚洲又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所以在新加坡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

来自日本的浅野大介： 日本“民主”太多：以致决策遥遥无期

　　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浅野大介的认同。这位日本官僚精英，在东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与法律硕士，服务经济产业省已有十年；经产省是日本政府最强势的部门，年轻官员有许多外派到欧美顶尖大学进修的机会。

　　浅野大介说：“我本来也有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但从哈佛、斯坦福回来的同事很多，一点也不稀奇。因此，我更愿意去一个亚洲国家，获取更珍贵的机会和体验。”

　　浅野大介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工作狂”。除了学习，他花了大量时间游历周边国家，开展自己的独立研究。“我正在考察日本政府在东南亚的投资，尤其是农业、居民区和医疗项目上的成效。”

　　无论何时何地，浅野总是掩饰不了作为日本人的骄傲，和作为官员心系家国的焦虑。日本目前仍未渡过地震、海啸与核危机，而东京电力公司正是经产省所管辖的范围。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浅野说：“我恨不得马上回日本与我的同事一道拯救我们的国家，但此时此刻，我更必须利用好这里的分分秒秒，广交朋友，并把所学所思带回去。”

　　对于新加坡模式，浅野大介有自己的看法，“有一种说法，新加坡向日本政府学了许多，才达到今天的成就，但现在，轮到日本政府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优势。如果说新加坡的民主还有待提升，我可以说，日本现在‘民主’太多了，任何决策都遥遥无期。

　　“新加坡的政府运作、部门间沟通非常高效，官员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日本官员只代表他们各自的部门，而非整个国家，官僚主义太严重。是时候把‘高效’引进我们的行政系统中。”

来自印度的Vinod： 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公共管理以廉洁、高效闻名世界。对此，几乎所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学员都没有异议。而这也是从印度来的官员Vinod，选择来这所学院学习的原因之一。

　　Vinod今年38岁，带着家眷来这里学习一年，“学院的奖学金足以负担家庭的开销；另外，我的同事也曾被派到这里学习，他们对学校的评价相当高。”

　　Vinod是一位印度的税务官员，在中央财政部属下所得税局，担任联合局长一职。他加入政府已有14年，希望从日常事务中抽身出来，思考未来的发展，尤其需要一段充实的海外经历。

　　近几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蓬勃，他的部门也面临更多的挑战，社会对政府表现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无疑，新加坡税收部门的高效运作是全球佼佼者之一，这可谓“新加坡模式”的强项。

　　Vinod认为，这个独特的模式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比如，专注公共管理的效率，从小反复灌输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强调母语等。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Joni：缺少对残疾人士的政策考量

　　不过，来自印度尼西亚的Joni却觉得，新加坡的模式至少很难复制到他的国家。Joni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最特殊的学生——他是一名视障人士，凭着出众的听力和毅力读完了大学，还在英国获得他的第一个硕士。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种族的亚洲人”，因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关爱，而克服了天生的困难。为了回报社会，他创办了自己的非盈利性组织，给予残疾人士更多服务。

　　目前，Joni与政府合作，希望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能多考虑残疾人士，比如建立配套设施方便残疾人士使用。这是他报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动因，可惜学校的课程设置却缺少了这些考量，“公共政策可不仅仅是经济和行政管理问题。”

　　这篇访问是在新加坡大选提名日之前进行的。Joni观察到，新加坡人对政治的热情不高，也很少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有些政策的宣传很多，但却不一定有很好的执行效果，比如为残疾人士设施的改造，政府规定收到申请后的两个月必须执行，但往往不如人意。

　　他也认为，新加坡还只是一个小国，治理难度无法与东南亚其他大国相提并论。

来自美国的Mauricio： 其他国家若要借鉴须作调整

　　与Joni有类似看法的另外一个组员，是来自美国的Mauricio，他也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生活。在他看来，新加坡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小”，其他国家如果要借鉴新加坡模式，必须作出许多调整。不过不管如何，新加坡任人唯贤、廉洁、高效等优点，非常值得中国等大国借鉴。

　　Mauricio是一个典型的国际人——他在南美洲危地马拉出生，母亲是危地马拉人，父亲是美国人。11岁前，他还在一个西班牙语环境中长大，之后与父母移居纽约，后来在波士顿大学完成电子工程学位。年轻时怀着改变社会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继续攻读了纽约城市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也由此获得了在墨西哥帮助选举改革的工作。2000年，他协助联合国为东帝汶进行第一次选举，从此爱上了东南亚，并以峇厘岛为家。

　　作为一个“选举专家”，他还曾经在2004年赴伊拉克与联合国组织一起执行选举。虽然是一个“全职学生”，他也扔不开选举工作，经常奔赴阿富汗、科索沃和巴基斯坦等地。“民主”是他最有兴趣的话题，他也乐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选举事务的贡献。

　　虽然他也会调侃新加坡，“在美国，只要是不犯法的事情，你不用申请许可便可去做；而新加坡，即使完全合法，人们也会在做之前先申请批准。”但对这个把贫穷和种族问题处理得如此妥当的弹丸之地，Mauticio还是忍不住赞不绝口。

申请慈善筹款程序太繁杂？

　　由Harvey、浅野大介、Vinod、Joni、Mauricio等MPA们组成的小组，已经顺利完成了他们的筹款任务。经过近五个月，他们成功为新加坡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Singapore）筹集了2526新元。因为没有一个组员是本地人，他们花很多时间了解本地的法律和情况，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方式，如在校园摆摊，在餐厅推广，还设立网站等完成目标。

　　虽然筹得的并非一笔巨款，但MPA们却借机与新加坡的各个阶层有了深入了解。Joni认为，新加坡的法律太严苛，阻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对此，Mauricio也认同，虽然政府的政策并不反对慈善筹款，但申请程序实在太繁复；新加坡有富裕的人群，却因为这些障碍不能令整个社会充分认识慈善。而浅野大介则说，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为一个柬埔寨非营利组织筹款，令他有些失望。

　　Vinod对同伴们的说法没有太多分歧，不过强调在他与新加坡人的接触中，虽然第一印象比较冷漠，但细细接触后，能发现他们也很亲切有礼。他能感受到社会里友爱互助、同情心的精神特质。Harvey则相当赞赏新加坡的淳朴民风，认为这与政府的良好治理不无关系。

【结语】

　　对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学员，政府角色、公共服务、关怀社群，是永远的话题，乃至毕生的职业。随着全球的一体化和地区间的融合，公共政策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制定政策都不再只是国门内的事务。不论是传统的国内课题，如城市化和社会福利，还是跨国界的环境问题，乃至恐怖主义，政府公务员比任何时候都更面临挑战，也更需要互相学习和借鉴。

　　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这个国际化环境里，学员暂时放下原有的身份与差异，探求“和而不同”的真谛，因为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村，没有人能等闲视之。“亚洲价值观”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他的新书《新亚洲半球》中所不断论证与追求的目标。如果亚洲文明复兴的时代真的即将到来，或者，未来的光荣与骄傲，正把握在这些踌躇满志的MPA学员手中。
　　

（作者感谢她的同班同学赵海磊、Kabundi、Pradeep、Nazri、Itimaz，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