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第二次发育:未曾发表的旧文，以志四川大地震三周年祭

－－－调查震区校舍质量的采访手记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为完成“普九”达标而偷工减料建成的校舍，吞噬的是幼小的生命，挑动的应是管理与决策层反思的神经。

    离汶川大地震已逾八十日。已经很少听人提起在校舍倒塌中死去的孩子，“一定严查校舍质量原因和责任人”的政府承诺也如意料中的那样，没有下文了。那些死去孩子的父母，也应该藏了哀慽，收起了孩子的相框了吧。“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们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现实。

　　八十余天过去了，记忆正在众人心中以光的速度离开，我也担心会如众人般健忘，故迫使自已该留下点事实的影子，以作对那些幼小亡灵的纪念吧。

　　我想说的是，对校舍质量的调查，并非如有的官员所宣扬的那样，是项耗时日久的调查工作。我和同事姚忆江调查聚源中学的校舍质量问题，尽管是在有关部门不愿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基本理清了聚源中学校舍质量问题的建筑质量原因、历史原因和一些相关的当事人。

　　故如果政府部门要查，在建设局、建委等机构，有大量校舍建设的原始资料，查清原因和责任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于相关部门是否愿对国家未来一代的生命安全负责，是否有敢于直面事实的政治责任心。

一

　　开始调查校舍质量的时间很仓促，我和同事姚忆江在5月23日上午开始调查聚源中学的校舍质量问题，5月28日即发稿，历时五天。

　　在南方周末调查校舍质量之前，死难者家属和国内公众已对校舍质量多有质疑，但均无权威的定论，更无媒体清晰还原校舍建设的历史链条，政府部门的答复又均是含糊其词磨棱两可。

　　之前我在震区采访所睹的景象也时时刺激着我，成排成排的学生尸骨，向天嚎叫的哭声和责问，为什么并不陈旧的校舍倒得一蹋糊涂，而周围许多老建筑却能勉强撑住，甚至完好无损……如果你一定要熟视无睹，那我只能说那是新闻纸与职业记者的羞耻。可如果你一定要追问下去，会不会有人受不了？那时，央视等主流媒体，正天天播着催人泪下的救援场面，形势动人，有多少人愿意直面灾难的其它问题呢？我一直在这两者间受煎熬。直到5月22日上午，报社也没有同意做校舍质量调查，我订了机票准备返回广州。

　　就在这一天下午，我接到了四川同行的来电，他讲了亲眼目睹的某倒塌校舍的一幕，该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没有逃出来，多块断裂的预制板里没有钢筋。他说，四川媒体受到本地局限，是不可能做校舍质量调查的，但如果其它媒体都不来关注这个问题，这些死去的孩子就太冤了。他还介绍，震区多数倒蹋的校舍，都建于“普九”时期。由于“普九”时期基本是乡镇自费建校舍，资金严重不足，不少乡镇甚至因为“普九”负债累累。但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校舍建设又得霸王硬上弓。最加上校舍建设的诸多潜规则和落后管理，所以出现校舍大量倒塌的惨况……说到后来，他一个大男人竟至哽咽。这样的哭，使犹豫日久的我，终于决定退掉机票留下来。

　　很凑巧，南方周末也在这一天傍晚从煎熬中作出了选择－－－重点调查震区校舍质量，这使我深为决策层的担当以及脉承已久的南周文化而感念。

　　当时我和姚忆江决定调查聚源中学。因为聚源中学是最早被报道的死难惨重的学校，也是周围建筑未倒而只倒校舍的样本，温家宝总理亦为死难师生作了三躹躬，有足够的关注度和典型性。

二

　　5月23日下午，我和姚忆江来到了聚源中学。就在我兜转于校舍废墟中时，有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当地中年人向我靠过来：“你是记者吗？”我说是啊，拿出记者证以作证明。他就说：“我带你见个人吧。”

　　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在已被地震破坏得摇摇欲坠的小巷中颠沛穿行。在小巷与马路的交叉口，他停了下来，指着一个木然坐着的中年妇女告诉我：“她死了一对在聚源中学读书的双胞胎女儿。你可以和她聊聊。”这个女人抬起了头，眼神茫然，脸色枯黄。只是当慢慢聊起她的女儿时，她的眼神才活泛着浮起悲哀。她告诉我，女儿分别叫赵雅琦、赵雅佳，都在读初二。她拿出女儿的遗像，她们很漂亮，像鲜花一样的生命……她认为一定是校舍质量害了孩子们，但当我细细问她这个学校是什么校长在任时造的，有什么包工头承建等问题时，她却一脸茫然。她收集了许多死难孩子的家属电话，但没有一个家属能够提供哪怕是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我失望之际，赵德琴的丈夫走了过来。和他聊上几句后，发现他有明显的浙江口音。我就问他是哪里人，他也问我是哪里人。几番来回相问，竟然发现两人是浙江同一个镇的，我们可以直接用最土的方言交流。我从业以来，几乎未碰到过样的巧事－－－采访对象竟然会是我同一个镇的。

　　这样的巧合使我相信某种神秘的暗示，既然有人如此奇特地用摩托车把我带到这样的同乡面前，那么他们必会对我有所帮助。

　　我留下电话，要求他们尽全力帮我查找倒蹋线索。此后，每日相问，赵德琴那里却无进展。

三

　　5月24日，我到都江堰教育局，期望能从该局得到校舍建设的原始资料。

　　都江堰教育局原址已成危房，整个教育局已搬到了都江堰北街外国语小学的操场办公。他们都在帐篷里忙碌，我试探着说明想了解聚源中学的原始建筑资料，即被婉言拒绝。但多次交流后，他们告诉我，都江堰主要有三所学校死伤惨重，除了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死239人学生，向峨中学死321名学生。

　　当天，我到新建小学，发现倒塌情况和聚源中学如出一辙。新建小学建于九十年代蹋得如一堆豆腐渣，但周围许多七八十代的老楼均无倒塌，新建小学背后的幼儿园也基本完好，不远处的北街小学也安好无恙。细看一些断裂的水泥预制板，简直令人发指，有数块预制板居然没有钢筋！这样的预制板居然就造到了教学楼上，居然还撑了那么多年。有人在一片倒蹋的门板上用粉笔写了大大的“质量？”两字。

　　废墟上有花圈，还有母亲献祭给孩子的芭芘娃娃，旁边写着“孩子，天堂里有永远有快乐。妈妈”。废墟的另一边，有包核桃仁上写着一位父亲的留言：“宝贝，你最爱吃核桃仁了。以前觉得太贵，很少给你买，现在爸爸想买给你很多很多核桃仁，却发现太迟了……”诸多场景，令人心碎，不忍卒读。

　　当天下午，我包了一辆出租车，在崎岖山路中找寻向峨中学。接近向峨中学时，发现两旁农舍多倒蹋。看到向峨中学，除了旁边一宿舍未倒，主教学楼居然倒成了一堆巨大的废渣。

　　村民们均居于马路两旁的废墟，才问了一位受害者家属，即有乡干部模样的人跟上来，要求我拿出记者证，又要求受访的村民闭嘴。我当时一下子被惹怒了，指着那名乡干部说：“党和人民培养的不是你这样的干部！人家孩子都死了，你都不让他说几句？”那人一时语塞。但后来不管我走到哪，他都要远远跟着我。

　　在一个破旧的用蛇皮袋搭起来的帐篷里，我和杨华清老人聊上了，得知他的孙子杨亮、杨科、外甥李攀、李扬均殒于向峨中学，杨氏一门因此断代。后据了解，该学校死亡近四百师生，占了该乡全部地震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三强！

　　此间，不断有学生死难者家属聚上来，终于得知该校建于1995年，因为资金紧张、偷工减料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停建。但因为“普九”的任务，1996年换了一任乡党委书记杨启明后又复建。1997年建成使用。

　　这一情况和调查前四川同行所告诉我的倒蹋原因完全吻合。后又倒查新建小学，果然也建于“普九”时期。于是，我猜想，聚源中学可能也和资金紧缺、普九达标有关。

　　于是，5月25日，我又到都江堰建设局和都江堰建委查聚源中学的原始建筑资料，但这两个单位称，资料还在危楼中，现在无法查找。

　　致电赵德琴，她仍称没有找到包工头或者时任校长。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四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同事姚忆江在和赴川的建设部委派专家组接触时，却意外地发现，著名建筑学者陈保胜已多名学者堪察过聚源中学现场。这位富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告诉了姚忆江：人们的直觉是对的，聚源中学的倒塌确实与严重的质量问题有关。他从设计的位置问题，到框架结构问题，到预制板内钢筋不合格的问题，到立柱内的钢筋过细的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感叹“在强震中，这样的房屋倒塌是正常的，不倒塌才怪呢”。

　　有了建设部专家对聚源中学倒蹋问题的定断，就像给我们的调查吃了定心丸。如此权威的结论，在此前还从未有过。

　　但这个结论，也使对真相的追问变得更为紧迫，这样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校舍，是由谁拨款的，是谁设计的，是谁监理的，是谁承包的……

　　想从政府部门获取真相的路已经完全堵死，死难学生的家属们，仍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讯息。怎么办？

　　到了5月25日，死难学生的家属赵德琴忽然来电，说村里人告诉她建其中一幢教学楼的时任校长叫易安成！

　　我忽然意识到，那个神秘的暗示应验了，赵德琴夫妇真得在关键时候给我提供了帮助。尽管调查进展艰难，但冥冥之中如有安排，要让我必得校舍倒蹋的历史真相。

　　也在那几天里，经朋友介绍，我访问了多名校舍建筑承包商。他们坦言了校舍建筑中的诸多潜规质，特别是“普九”建校舍时的诸多问题。他们的所言也在此后的调查得到了更多的印证。

五

　　5月26日，我来到聚源镇，找到了那位给赵德琴提供情况的村人。这位村人是聚源中校老校长易安成的亲戚。这位村人告诉了我他找赵德琴的原因。

　　在聚源中学倒蹋后，这名村人在现场发现，其中一幢倒蹋的教学楼即是他的亲戚易安成任校长时建造的。“易安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那是要负责任的。”这名村人当时十分焦急，第二天就跑到家住都江堰的易安成家。易安成已退休多年，他坚定地告诉那名村人，他没有任何过错，当时的教学楼建造的资金是由聚源乡政府负责与发包的，并由都江堰教育局等几个单位验收，校长在这中间没有任何实权。这名村人得到这一答复后，终于心安，并在5月25日告诉了赵德琴，易安成不是历史的“罪人”，他对得起乡里。

　　在这名村人的指点下，我从聚源镇驱车至都江堰，找到了老校长易安成，这是一位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老人。

　　易安成是和聚源中学的倒蹋没有任何利益牵涉的退休校长，所以他力尽所能地向我回忆了当时建教学楼的情况。　他指出，他在任时建的那幢三层教学楼建于1986年。其时，我国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资金主要由乡镇自已投入，贫困的乡村常常连民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施工图纸也是教育局的工程师从其它中学借来的，根本没有独立设计。建筑成本每平方米才十几元，所以质量确实很难保证。规划与验收均由规划科的科长李云森负责。　

    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又很快发现，聚源中学另一幢倒蹋的教学楼由时任校长林民富经手。林民富现任幸福镇中学的校长。我又找到了林民富。林进一步指出，这幢教学楼也由李云森科长负责查验，由当时的聚源乡镇政府出资，镇上的包工头祝朝洪承建。当时正值“普九”，校舍的建设曾让乡镇府负债累累。他还承认在地震前的一年，就发现教学楼的危房状况，打过报告给教育局，但“上面”只让他用几根钢条支撑走廊。

　　调查开始越来越明朗。我找了当到造这两幢教学楼的时任乡长手机，打电话给他们，一听是了解聚源中学一事的，或关机，或再也不接电话。

　　我又发现，不只是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就连向峨中学，也都是需教育局规规科（后改为计财科）李云森审批的。于是我又设法找到了李的电话。

　　电话联系上李后，我告诉他，这些历史问题，他有出来澄清的必要，否则可能会被乡亲们认为是历史罪人。李有些犹豫，称在成都他的一个亲戚家。5月26日晚，我返回成都又致电于他，他终于答应见我。十五分钟后，我到了他指定的小区见面，他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此后再也不见人踪。

六

　　5月27日，我和姚忆江开始在聚源镇寻找包工头祝朝洪，发现祝朝洪是聚源镇三坝村的村委书记。驱车直赴村委，祝朝洪无人，村长称祝朝洪到镇上开会去了。等了片刻未见祝朝洪回来，我们就到镇政府去找人。

　　刚到镇政府门口，看到一穿着白色衬衣的中年男子趴在一辆三轮农用机动车上出去。我当时没有在意。

　　进入镇政府，我问工作人员，祝朝洪还在开会吗？工作人员说，祝朝洪刚趴了辆三轮车出去了。

　　此时，我才意识到，就在我们去镇政府找祝朝洪的那会儿，村长一定已通知了祝朝洪，让他躲避记者。

　　我们立即返身驱车追赶三轮车。三轮车追上了，祝朝洪却已不知所踪。

　　5月28日，我又致电祝朝洪，要求他把当年承包聚源中学教学楼之事说清楚。这一次，祝朝洪没有回避，说出了当时的承包价，普九时期的资金情况，以及钢筋、泥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又把这些问题推到了建筑图纸上去，并说出了工程师的名字。祝朝洪还承认，都江堰市区完全坍塌的中医院主楼，也是他承建的。后查了他的公司注册资料发现，该公司曾经破产，后又成了有建筑资质的建安公司，成了聚源镇唯一有建设校舍资质的建筑队。

　　当天，我还和陶忆江在成都市教育局了解到了“普九”时都江堰的校舍建设情况。成都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承认，普九时期确实存在资金紧缺、质量管理混乱的情况。并且，他指出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九”校舍一样堪忧，急需作一次全国性普查以解决隐患。

诚哉斯言，终于有一些官员反思与正视这一问题了，诸在天之灵或可略慰。

但这样的反思如何真正敦促行动，甚至是国家层面的决策，却至今还是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