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实名认证系统:20年前苏联缘何突然崩溃

【引用】【原创】20年前苏联缘何突然崩溃?

将社会主义进行到 2011-05-12 10:31:04 阅读0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20年前苏联缘何突然崩溃？

----蔡慎坤作者：wgytwo

       谁该为此负责？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明显是不公正的。真正该为此负责的，是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官僚集团。他们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创造力，是他们把苏联推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往往逃脱了指责，不知廉耻者甚至站出来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遗憾的是，他的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顽固抵制改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扰破坏改革的苏共保守派。他们为了手中的特权，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保守派口中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有特权利益。

在20世纪的世界史上，苏联帝国无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短短七十年内，这么一个位于“世界岛”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就风暴般地走完了从崛起到灭亡的进程；它所留下的巨大震撼和冲击，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幽灵般回荡；它所留下的深刻历史遗产，永远也无法磨灭。

       作为历史悠久的“乌托邦”理论规模空前的又一次激进实践，苏联帝国的崛起一样是从深处痛苦绝望中的人群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对“人间天堂”的非理性渴求和热望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宗教狂热和极端民族性格又为这样一个进程注入了狂暴的激情。尽管帝国体制是在革命和内战的尸山血海之上建立，并长期依靠恐怖暴政和残酷的内部清洗来维持巩固，但苏联并没有像1920年代的很多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迅速走向崩溃瓦解，反而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二战之后，一跃成为能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死于内部清洗的2000多万人的累累尸骨，似乎成为了俄罗斯民族走向巅峰帝国的“必要代价”。到了1970年代后期，实力急剧膨胀的苏联帝国似乎如日中天，就连苏联最顽固的怀疑者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准备接受苏联帝国长期存在并有可能主宰世界的这一现实。然而，在短短十余年间，苏联迅速陷入了停滞和衰败，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和灭亡，令对苏联前途抱有最悲观看法的人也瞠目结舌。

       对于1980年代苏联帝国何以从辉煌的巅峰迅速走向崩溃瓦解这一历史谜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基于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的解释一般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迅速瓦解（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较为主流的看法之一）；更有甚者，则直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的叛徒，一心要毁灭苏共及其帝国。然而，如果真正仔细考察历史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详尽全面），我们可以发现，这类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可以这么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瓦解；真正埋下苏联迅速崩溃的祸根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顽固保守和僵化。再往深处追究，则是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这套体制的制度根性本身，就注定了苏联帝国缺乏长期存在所必须的体制灵活性和韧性，必然在短暂的“高潮”之后迅速走向灭亡。历史的必然趋势借助了戈尔巴乔夫的偶然之手。苏共集团也确实曾经千方百计地极力避免“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但是这个“戈尔巴乔夫”，必然出现。真正应该为苏联帝国灭亡负责的，绝非戈尔巴乔夫，而是苏共集团本身。

一、争权夺利的残酷政治游戏

虽然苏联帝国的创立者是列宁，但由于他掌握帝国权力短短几年就死了。苏联体制的真正缔造者是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列宁时代，苏共的最高领导层有多个派系，享有绝对权威的列宁采取集权体制内的最高统治者传统手法，不仅容忍派系存在，还有意制造派系之间权力均衡的局面，使得自身处于超然地位。这为后来的残酷内斗和大规模清洗埋下了种子。由于列宁在去世前没有也无法指定自己的继承者，主持党务的斯大林占据了先机，而“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和主要理论家布哈林也实力强大，在资历和权威上，都胜斯大林一筹。在革命和内战的血腥斗争中建立统治的苏共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斯大林要在这么一个组织中攫取最高权力，必然需要通过残酷的内斗和血腥的清洗。

借助革命和内战的残暴惯性，斯大林在党内展开了血腥的镇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派先后落败，托洛茨基出逃国外并最终难逃一死，布哈林被处决，实际上列宁时代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层都被彻底清洗了一遍，无辜冤死者不计其数。通过残酷的清洗，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建立了绝对统治地位，在他之下，任何人都不过只是战战兢兢的奴仆。在国内，同样通过大清洗，消灭富农和强制集体化，苏共垄断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由于德国日本被彻底击败，英法被严重削弱，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帝国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进一步使得苏共的意识形态从孤独的另类，一举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几乎旗鼓相当的对手。借助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历史大潮，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以金元和武力为后盾的苏共意识形态攻城略地，席卷了亚非拉第三世界。“无上权威”到“旷世功绩”的光环，使得斯大林在苏联国内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神”。传统上对统治者的阿谀奉承和肉麻吹捧已经不够“给力”，人们甚至为自己表现出的对领袖的热爱不够“深刻”而惴惴不安。（据说在一次大会中，由于斯大林“意外”未示意停止鼓掌，与会者为斯大林热烈鼓掌长达两个小时之久，谁也不敢先停下来。为表现自己对领袖热爱之深，热泪盈眶的激动之情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都达到了专业演员的水准。）直到1953年，这种由于恐惧制造出来的“忘情热爱”才随着斯大林之死逐渐冷淡，然而这种“爱”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存在。奴性和猥琐私利系统地制造出来的精神毒害，在几代人的身上都不会消失。

斯大林突然死亡，不仅让苏联民众如释重负，也让苏共的高官们暂时摆脱了恐惧的阴影。事实上，不管表面上如何热爱和忠诚于斯大林，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在内心深处对这个暴君既恐惧又仇恨，这也包括斯大林最重要的鹰犬贝利亚。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贝利亚对他敬若神明，可当斯大林成为一具尸体时，贝利亚恨不得立马去鞭尸。

如果按照“座次”，马林科夫斯基应当成为接班人，但此人既缺乏威望又庸懦无能。执掌克格勃多年的贝利亚才是苏联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根本没把马林科夫斯基放在眼里，自认为自己最有实力接班。然而，贝利亚作为斯大林主要鹰犬以及恐怖清洗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之一的代价是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可以说，贝利亚臭名昭著，就连他的高层同僚们对他也深怀恐惧。赫鲁晓夫等人认为，如果他掌权，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斯大林式的个人极权恐怖暴政的继续（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苏共高官们刚刚摆脱斯大林的恐怖阴影，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对付贝利亚这个问题上，苏联的政治局高官们团结一致。于是由赫鲁晓夫策划串联，马林科夫斯基牵头，朱可夫元帅亲自操刀，高官们合伙诱捕了贝利亚，将其隔离审查，贝利亚的众多克格勃党羽竟然无力做出反抗，树倒猢孙散。贝利亚及其六名主要亲信很快被处决，成为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被处死的最后一名苏联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除去贝利亚之后，苏共高层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经过几轮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内斗，马林诺夫斯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先后被淘汰出权力核心圈，赫鲁晓夫则脱颖而出，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与以往的权力斗争不同的是，失败者不仅都保全了性命，也免除了牢狱之灾。斯大林的恐怖政治时代过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贝利亚，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等人围绕最高权力展开了殊死斗争，但所有人主张的政治路线都是强调要改革，要民主，要开明。斯大林的恐怖暴政所带来的压抑是全民性的，而在斯大林死后抛弃这种恐怖暴政的要求，也是全民性的。贝利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不是他主张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提出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比起赫鲁晓夫等人更加激进。），而是历史欠债太多，不幸成为了恐怖压抑释放的第一个牺牲品。（赫鲁晓夫等人虽然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至少没有像贝利亚那样，成为斯大林式的恐怖的象征。）斯大林之后，改革成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呼声。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平反，几乎是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展开。三年之后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实际上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内部改革所达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总结，而非起点。

赫鲁晓夫是在一个转折过渡时期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本身也使得赫鲁晓夫成为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要破除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专断；另一方面斯大林体制的惯性又使得他自己也很容易陷入独断专横之中。赫鲁晓夫实际上一直是在推进旨在解除斯大林式恐怖的全面压抑的自由化改革和维护苏共的统治地位的保守路线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他的对外政策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方面他主动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为斯大林时代对待南斯拉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道歉；另一方面，他又以毫不留情的铁腕动用军队干涉和镇压了匈牙利事件。在与西方关系方面，一方面他强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缓和，搞和平竞争；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向古巴运送核导弹的冒险主义政策，险些引发核大战。赫鲁晓夫对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能尽快赶上美国。特别是到了执政后期，赫鲁晓夫的政策变得急躁多变，个人独断专横之风日长，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认为为了尽快提高苏联的实力，牺牲苏共官员利益也是必要的。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斯大林时代的思维惯性，即为了苏联的真正强大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任何人都可以被牺牲。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他的改革最终得罪了官僚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们的特权，他被又一场高层官员合谋的宫廷政变赶下了台。他毕竟不是斯大林，个人拥有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阻力重重，但赫鲁晓夫还是以一种布尔什维克革命式的热忱推进有限的改革。赫鲁晓夫可以说是从内心真正忠诚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一心想让苏联走向繁荣强大。他对西方世界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不只是一句简单粗俗的挑衅，最终把红旗插遍全球，确实是他内心的热望。他可能是最后一代还拥有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激情的人。晚年他坦然承认自己也双手沾满了鲜血，但绝非因此忏悔，他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便是赫鲁晓夫所推行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有限改革，也不可避免地触犯到了苏共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对赫鲁晓夫心怀不满的苏共官僚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普遍评价是简单，急躁，蛮干。赫鲁晓夫更加重视平衡地分配经济资源，之所以大力鼓吹导弹核武器制胜论，实际上是想削减军费开支，为苏联的长远经济发展腾出更多的资金。他否决戈尔什科夫1400亿卢布的庞大造舰计划时简单直白地说，军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平时期除了练队列之外毫无用处，我们不能把宝贵的资金浪费在这上面。赫鲁晓夫在这点上无疑是对的，后来的苏联确实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而无法自拔，促成了经济事实上的停滞倒退，并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瓦解。其实赫鲁晓夫何尝不知，这将极大地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军队和军工综合体（这正是后来他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一种使苏联经济尽快强大起来的热忱，使得赫鲁晓夫不惜触怒军方和军工综合体。

赫鲁晓夫旨在增加个体农民和企业经济自主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大大削弱了苏共基层官僚的权力，令他们大为不满。在他们这个层面，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激情早已经随风而逝，他们更关心安稳地享有特权。讽刺的是，与这些尸位素餐，只想着自己的官位和特权的官僚相比，赫鲁晓夫还在想着苏联的未来以及苏共的未来。如果说这些官僚对苏共满怀忠诚，那是因为苏共给了他们特权和利益；而赫鲁晓夫对苏共满怀忠诚，则希望苏共及其缔造的国家苏联长久地保持繁荣强大，最终战胜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赫鲁晓夫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党爱国，但是他被淘汰了。苏联迎来了表面上强大繁荣，本质上逐步停滞倒退衰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二、勃列日涅夫维持腐朽的集体领导体制

勃列日涅夫的仕途可谓是颇具戏剧性。斯大林死后，坐火箭上来的勃列日涅夫就被实力派们踢出了书记处，发配地方。后来是赫鲁晓夫再次将他提拔起来，使得他名义上位居苏共的二把手位置。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是典型的苏共机关体制化的产物，几乎完全没有棱角锋芒，小心低调，谨慎圆滑，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给人以平庸无能的印象。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安全无害”的“好”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则善于体察他人心意，待人和善，处事周到，从不轻易得罪人。他还多才多艺，在普遍尊容不佳的苏共领导阶层里，浓眉大眼的他又算是个美男子，因而颇得女人们的欢心。但他也有“美男子”普遍缺点，虚荣心强，爱好奢侈享受，自制能力差，生活缺乏节制。特别是在烟酒等方面缺乏节制，直接导致了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十分糟糕。

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阴谋，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主谋。但由于他是名义上的二把手，苏共高层的实权派们必须要他来牵头。为了让这个谨小慎微的体制化官僚出来“主持”政变，谢列平等人还是颇费了一些功夫。政变成功之后，勃列日涅夫顺理成章成为苏共的一把手。但是高层内的实权派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认为平庸无能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像马林科夫斯基那样的暂时性的过渡人物。事实上在苏联国外，勃列日涅夫的前途都不被看好。金日成就判断，勃列日涅夫不像是能主事的人。后来事实的发展，却是大出他们的意料，勃列日涅夫不仅坐稳了一把手的位子，而且一坐就是18年。在苏联历史上，他统治的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客观讲，勃列日涅夫确实平庸无能。谢列平等苏共实权派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身的实力，而低估了在苏共领导层内派系权力平衡的巨大威力；金日成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他以一个创业的“开国之君”的眼光来看勃列日涅夫，苏联的统治阶层早已经走过了创业开国的阶段，而到了守成享受的阶段；绝对领导权威的丧失，也使得保持“党的团结”，成为了压倒一切的组织规则。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是苏共体制演进的必然产物。

勃列日涅夫开创了苏共真正的“集体领导”的时代。特别是其统治的前几年，勃列日涅夫特别倚重“集体决策”。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几乎从不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大家各自发言讨论，形成一致之后，再根据这个一致意见做个总结，仿佛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会议主持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但绝不可因此低估勃列日涅夫的权力。虽然勃列日涅夫没有列宁斯大林那样的资历和权威，但由于完全符合苏共体制转变的需求，他的权力基础实际上非常牢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实际上已经挟持了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实现了集体领导下的“个人独裁”。苏联体制的演进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大小小各种利益团体已经形成了复杂敏感的权力制衡局面，尽管矛盾冲突不断，但是体制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共识。一方面，苏共官僚们绝不允许再出现斯大林那样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绝允许高层因内斗分裂而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团结和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领导层基本原则。团结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由于这种体制特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处于超然的地位，其实际权力不仅巨大，而且坚如磐石。即便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因病入膏肓，确实无力负责日常工作而主动提出辞职时，也遭到了政治局的一致反对。“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层“害怕任何改变”。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成为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走向了保守和倒退。缺乏绝对权威的“集体领导”体制，使得领导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触碰意识形态的红线，而采取坚决的“宁左勿右”的立场。越“左”越“保守”就越安全，甚至在“左”上面互相攀比，以显示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在政治及舆论方面某些具有自由化特征的改革，逐步停止批判斯大林，改为正面颂扬，全面收紧了舆论控制，以严厉的高压政策对付政治异见分子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列日涅夫时代重新肯定斯大林主义，并不是苏共领导层真正喜欢斯大林主义，与此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斯大林所制造的罪恶，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斯大林主义。他们或许对斯大林的无上权势有崇拜，但经历了那个恐怖时代，他们实际上都从骨子里痛恨斯大林。之所以要肯定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完全否定斯大林，也就是否定了这个体制，直接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就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赫鲁晓夫时期一度解冻的文化舆论界也重新冰封起来，报刊电视及文艺作品都受到严格审查，要求高度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包括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大批异见分子被抓捕流放，或者驱逐出境。

另一个方面，勃列日涅夫全面加强了对特权阶层的利益输送和收买。勃列日涅夫不惜血本讨好体制内的所有人，对体制内泛滥的特权和腐败现象采取了彻底的放任纵容态度。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时代频繁调动干部的做法，使得各级干部不仅官位无忧，还得以充分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勃列日涅夫大幅增加了政治局，书记处和苏维埃主席团的名额，不仅让老人得以保留官位，也让新人有机会升迁到权力核心层，形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勃列日涅夫对各级官僚的庸碌无为甚至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都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甚至是公然的纵容包庇。各地的第一书记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俨然成为土皇帝。有人写信举报某地的第一书记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做任何处理，反而对这个官员大加赞誉，并把所有举报信都寄给了他。勃列日涅夫时代，奢靡消费向更低层官员群体扩散，而且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攀比炫耀成风。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时代总体上的缓和姿态，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与西方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虽然消耗巨大，代价高昂，但维护和加强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究其本质，还是为了迎合苏共国内政治需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在舆论宣传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保守正统，而实际上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彻底崩溃。苏联国家机器和苏共都已经彻底沦为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的保守僵化，昏庸无能，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最终吃空了这个国家，并推动助长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使得苏联社会和经济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本人十分“宽厚”。勃氏爱慕虚荣，生活奢靡，缺乏基本的节制。他喜好被奉承吹捧，对各种勋章奖状尤其热衷。众多溜须拍马者自然投其所好。勃氏获得各种名目的勋章之多，有人讽刺称就算全身挂满也无法挂下；他还凭“枪手”代写的作品获得了苏联文学的最高奖——“列宁文学奖金”，“他的作品”在全国大量出版发行。勃列日涅夫甚至还获得了苏联元帅的军衔，在历届苏共领导人中，他是除斯大林之外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勃列日涅夫的包括猎狼飙车在内各种奢靡爱好，（飙车这一奇怪爱好，或许可以折射出其骨子里的花花公子本性。）消耗了大量公帑，仅为供养勃列日涅夫猎狼所需的狼，每年就需要消耗数百万卢布。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子女十分“宽厚”。其子是一个彻底的花花公子，生活奢靡浪费之外，在营私舞弊，贪污纳贿方面也是胆大妄为，勃氏心知肚明，却大力包庇纵容；其女则生活淫乱奢侈，情夫众多，为取得高档首饰，甚至胆敢盗窃国库珍宝。其女婿向其揭发其女与其它男人的不正当关系时，勃氏不仅不对女儿加以规劝告诫，反而大力袒护。他告诉女婿：如果不能忍受，你可以走人。实际上这个吃软饭的无能女婿也得到了勃氏的大力照顾，由一个普通尉官一路青云直上，官拜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中将军衔。此人在贪污纳贿方面也是极为胆大，共计贪污了20多亿卢布（注：1980年苏联的平均工资只有大约175卢布）。在勃氏死后，他以贪污罪被逮捕并投入了监狱。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朋友故旧十分“宽厚”。勃列日涅夫选拔官员，既不是唯才是举，也不是唯德是举，而是唯亲是举。很多朋友故旧都凭着与勃列日涅夫的亲近关系而飞黄腾达（这在东方国家的人情社会或许是正常现象，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俄罗斯文化圈里，并不算正常。）。勃氏掌权之前，并没有能够在地方或者权势部门长期担任一把手，所以基本没有自己的势力。所以在照顾各方利益之外，他尽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这个“亲近”的定义，五花八门，没有标准。甚至有传言安德罗波夫之所以能爬上克格勃主席的高位，仅仅是因为他在勃列日涅夫未发迹前做过邻居，两人关系不错。上行下效，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裙带关系之风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同僚十分“宽厚”。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正常的干部退休更替基本停止了。哪怕是那些人从身体到能力都确实不能胜任工作，勃氏也听任他们尸位素餐，保有官位权势。尤其是最高领导层成员日益老迈多病，很多人根本无法真正工作，但勃氏却不让自己这些同僚们退休回家。至于对这些同僚们结党营私，贪污纳贿，甚至是造成重大损失浪费，他也基本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多地方的一把手，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领地”变成了党，政府机构，地下经济组织，黑社会于一体的独立王国。这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爱护干部”的结果。在今天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仍有像纳扎尔巴耶夫，阿利耶夫，卢卡申科等连续统治国家二十年的独裁统治者。其实这个祸根，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种下。

三、混乱中脱颖而出的戈尔巴乔夫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团结，与中央保持一致，忠于总书记是苏共领导层内压倒一切的原则。苏共中央的所有会议决策都是“一致通过”，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依然保持了这种惯性。但是“维护团结”，“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能真正消弭根本的观点分歧和利益矛盾。苏共领导层内在勃列日涅夫死前就已经形成了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为首的两大派系，“改革派”和“保守派”浮出了水面。安德罗波夫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有很高的自我修养，而且其记忆力超群，工作能力很强，品行也还称得上清廉正直。在普遍昏聩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领导层，安德罗波夫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但他不得已深藏自己的见解主张，尊重苏共领导层内的游戏规则，忠于勃列日涅夫，与自己浑浑噩噩的同僚们“保持一致”，同流合污。他执掌克格勃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克格勃几乎是苏联政府机构里唯一还保持着较高工作效率的部门。而契尔年科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是跟勃列日涅夫一个类型的人物，典型的体制化官僚。

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抢得先机，继任总书记。由于长期掌握苏联的情报系统，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内的糟糕现状和国际上的迫人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自上任伊始，安氏就着手改革。安德罗波夫首先是整顿苏共及政府组织机构，加强纪律，提高效率，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官员汰换，这自然引发了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这种改革在他死后即告搁浅。此外，安德罗波夫还推动了旨在增强企业和个人自主性的经济改革，对舆论的管制也有所放松，对外则是推动与西方关系的缓和。毫无疑问的是，安德罗波夫是忠于苏共和苏联体制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实际上是保守谨慎。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原则是：“任何改革，都绝不能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但即便这样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由于安德罗波夫执政15个月即告去世，他的改革实际上刚刚起步就停止了。安德罗波夫去世前，在权力继承人问题上与契尔年科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安氏想直接指定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继任，但遭到了契尔年科为首的大批苏联高层官员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妥协是，由契尔年科继任，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第二书记，实际上确认了接班人的地位。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实现了隔代指定接班人，并留下其政治盟友乌斯季诺夫在政治局内为其“保驾护航”，保障戈氏顺利接班。由于契尔年科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庸懦无能，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所以安氏即便是隔代指定接班人，也算是在临死前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胜利。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虽短，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十分丰厚。这不仅限于戈尔巴乔夫，还有强大的克格勃。

契尔年科上台以后，实际上是停止了安德罗波夫大部分的改革，在庸碌无为中度过了他短暂的13个月执政时间。由于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在其执政后期，苏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契尔年科派虽然发起了几次挑战，那已经无力阻止戈尔巴乔夫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契尔年科“如期”死去之后，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苏联真正迎来了改革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不具备安德罗波夫长期执掌克格勃形成的权威，坚韧的性格灵活有力的手腕。这实际上是后来促成戈氏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戈尔巴乔夫从就任苏共总书记第一天起，就决心推进改革，他向夫人透露心声：“再也不能这样了”。然而改革的艰难和遇到的重重阻力可想而知。戈尔巴乔夫起初的改革路线十分温和，也导致了高层官僚和苏共党政机关的强烈抵制。由于总书记拥有机制上的巨大权威，官僚们不好公开反对抵制，就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无从实施，改革很快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泥沼中。他们没有想到，戈氏提出了“公开性”和“民主化”两大口号，推出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撤换了大批保守派官员，并“唯才是举”，大力从地方和基层提拔启用具有改革思维的干部。“萝卜多了不洗泥”，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策使得很多本来注定一生默默无闻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通过人事变更，戈尔巴乔夫在宣传舆论领域打开了一个口子，报纸对苏共官员和苏共体制弊病的批评激增，对苏联历史的全面反思也开始占据舆论阵地，社会上各种思潮观点风起云涌。

“公开性”和“民主化”让养尊处优的苏共官僚们惊慌失措，他们绝望地向上级机关和党中央求援，要求党中央利用自身的权威制止这一潮流。他们声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必然危及苏共的统治。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些腐化堕落，昏聩无能的官员才是体制的蛀虫，苏共只有“凤凰涅槃”，主动拥抱变革，才能获得新生。苏共高层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有公开化的趋势。正当改革派和保守派围绕改革的正确性展开激烈的内讧斗争时，权力格局已经发生了令戈尔巴乔夫也始料不及的变化。在社会上已经迅速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民主派”，在苏共党内高层，“激进派”也浮出了水面，其头面人物就是叶利钦。保守派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他们掌握的媒体几乎无人问津，但在苏共内部，他们依然颇有力量，并能凭借体制规则进行负隅顽抗。而此时，“激进派”已经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也不满，认为无力解决苏联的社会问题，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持苏共的垄断统治地位。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乃至戈尔巴乔夫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叶利钦同时激怒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由于破坏了苏共内部规则，他被严厉指责并随即免去了职务。叶利钦的被解职，并没有使其政治生命结束，反而为其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随着改革的推进，他最终东山再起，不仅将苏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以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难为标志，苏共实际上正式分裂为了三派，即主流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掌握着苏共中央的权威，也掌握着苏联国家机器等主要政治资源，而激进派则与社会上的民主派实现了合流，拥有最为强大的民意支持基础，其资源潜力不可小觑；而保守派只能凭借党内阵地负隅顽抗，他们的失败和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三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整个局势开始脱离戈尔巴乔夫的掌控。由于“改革派官僚”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使得原本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一部分人转而反对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批官员，陆续都背叛了他，加入到保守派阵营。他不得不再次大规模进行人事调整，并加速推进民主选举。而激进派的影响力和拥有的资源急剧膨胀。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主流派的权力基础被削弱，反而沦为了少数派，并逐渐失去了整个局势的主导地位。以叶利钦退党并竞选俄罗斯总统为标志，改革已经偏离了戈尔巴乔夫设想的轨道，并脱离了他的掌控。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颁布了一系列政令，限制苏共的权力，并将苏共政治机构从俄罗斯的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这引发了苏共保守派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无力解决苏共当前面临的问题，苏共本身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观点促成了“8.19事变”。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全力为挽救苏联和挽救苏共而努力。1991年初的全民公投，有76%以上的选民赞成保留苏联，这给了戈尔巴乔夫很大的信心和民意资本，而且，以纳扎尔巴耶夫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为首的中亚国家也对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构想给予了支持。叶利钦不得不暂时在解散苏联以夺取最高权力的激进路线上有所退让。形势似乎是峰回路转，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8.19事变”的爆发，使得戈尔巴乔夫保全苏联保全苏共的梦想彻底破灭。

苏共保守派一直在酝酿一场政变推翻戈尔巴乔夫，终止改革，使国家回到“正常的轨道”，但他们需要获得苏共高层的支持。由于戈尔巴乔夫准备再次大举更换苏联最高领导层成员，这给予了保守派进行豪赌的契机。苏共最高领导层决定发动军事政变，软禁废黜戈尔巴乔夫，拘捕叶利钦等所有反对派领导人；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废止所有改革。几乎所有苏共最高领导层成员都参与了这场阴谋。

由于不得人心，“8.19”事变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带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不仅保守派被毁灭，苏共也被毁灭了，戈尔巴乔夫则被彻底架空，成为了孤家寡人，最终不可避免的是苏联的毁灭。由于认识到苏共已经成为保守派开展阴谋，发动反扑的政治工具，叶利钦决心彻底铲除苏共这个组织。“8.19”事变平息后，叶利钦指责苏共阴谋发动叛乱，企图使国家倒退到过去那种独裁专制的黑暗中。宣布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没收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财产。随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自行解散——没人愿意再跟苏共扯上关系。“8.19”事变也加速了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他们害怕通过改革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再次失去。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领导人在事变后几天后即首先宣布，乌克兰不参加拟议中联盟。苏联的崩溃瓦解，已经成为必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以苏联总统的空衔为挽救苏联做了最后的努力。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消灭已经成为空壳的苏联踏出了最后一步。他会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宣布苏联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终结，并切断了苏联中央部委的所有财源，要求其自行解散。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正式走入了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以一场风暴结束。风暴过后，苏联和苏共都荡然无存。

四、谁该为苏联的崩溃负责？

谁该为苏联的土崩瓦解负责？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明显是不公正的。真正该为此负责的，是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官僚集团。他们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创造力，是他们把苏联推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往往逃脱了指责，不知廉耻者甚至站出来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遗憾的是，他的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顽固抵制改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扰破坏改革的苏共保守派。他们为了手中的特权，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保守派口中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有特权利益。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就好比俄罗斯大草原一样，大多数时候荒蛮空旷，死气沉沉，只是偶然有一两颗璀璨夺目的的流星从天际划过。俄罗斯的历史，就像俄罗斯变化多端的严酷气候一样，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俄罗斯的民族性总体上以愚昧无知，狡诈贪婪，残忍鄙俗，充满奴性为特征，但是也总不乏超凡脱俗的世界级精英。从历代苏联（俄罗斯）领导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深刻的俄罗斯特色。从出身来看，他们显然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一位有着显贵家世，除列宁和斯大林是靠革命掌握最高权力之外，其他人都是从最底层干起，在体制内逐步升迁上来。首先，斯大林是一类，即残忍暴虐，冷酷奸诈的暴君；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算是一类，率直质朴，有时粗俗无礼，信念坚定，胆大敢为，又不失俄罗斯农民特有的狡黠；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算是一类，平庸无能，虚伪狡诈，装腔作势，道德败坏；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算是一类，这类人是俄罗斯民族中的精英，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修养和品行，以及理想主义的热忱和追求。不幸的是，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只有两类统治者能够真正成功掌握权力，要么是斯大林这种可以牺牲千万人生命来建立帝国的暴君；要么是勃列日涅夫这种能够带领特权集团巧取豪夺攫取利益的奸佞小人。这是俄罗斯民族的逆淘汰。

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看到苏联经济在二战后急剧膨胀又急剧衰落的进程，也能看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所谓“民主，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苏联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其实也跟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有关。苏联的农村地区，一直是苏联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二战后，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为苏联工业提供了丰沛的劳动力。第一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成长于生存条件恶劣的苏联乡村，挣扎于饥寒之中。长期辛勤劳作的磨练，使得这些“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吃苦耐劳，勤奋肯干，对劳动条件要求甚少。进入城市后，生活条件起码得到了大幅改善，这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然而，他们的子女普遍接受了大学教育，并且在较好的生活条件中成长，早已经不具备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品质，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较低的收入，成为“血汗劳力”。由于通货膨胀，商品短缺造成的生活水平实际下降，更令他们愤怒绝望，思想消极。所以从1970年代起苏联的劳动纪律败坏，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降低既跟苏联的体制政策弊病有关，也跟这种劳动力人口变化有关。回归以往的血汗劳力经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的大脑潜力，而不是肌肉潜力。

“民主，人性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最好的发展出路。苏联人口良好的受教育水平，本来可以使得苏联搭上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这班车，但苏联僵化的体制，特权阶层顽固地拒绝和阻扰改革，使得苏联经济错失了这一历史机遇，并最终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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