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墙角线效果图:共和国辞典28期：1950年西南“匪乱”

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打出“我们要回老家去”标语
1950年西南“匪乱”
1950年初，新政权新占领地区的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发生规模不等的针对新政权的武装暴动。其中尤以西南地区为最，西南地区又尤以贵州省为最。当时的舆论宣传，将这些大小不一的武装暴动统一称作“匪乱”，而将新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统一称作“剿匪”。
1950年西南地区新占领区“匪乱”之所以大面积突发，通常的解释有二。其一，国民党政权的潜伏力量伺机活动；其二，农村地主旧势力抗拒新政权的土地改革。客观而言，这两个原因都是存在的，但并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全貌。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王海光教授的话说，是：
“多少忽略了共产党接收新占领区之初，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各种新政策一时难以取得民众支持，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过急过激所带来的抵触和反抗等复杂情况，因而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形势】邓小平贺龙急电中央：西南各地连续发生大规模匪乱

西南各地匪乱爆发时间相当一致，大多数集中在1950年初。此时，大陆除沿海岛屿及偏远边区以外，已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存在；对原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的接收进程也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遭遇实质性抵抗；国际环境对新政权也非常有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刚刚签订，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明朗，尚处于观望状态；新政权在政策上也表现得很谨慎，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新政权明确反对在新占领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马上进行土地改革。
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对新政权格外有利的历史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匪乱突然一哄而起。
1950年3月15日，邓小平、贺龙急电中央，专门汇报西南地区突发匪乱的严重局势。报告如下：
《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动》：
中央：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之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道门，勾结乡村反动封建势力，趁我各地政权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当前一度出现的灾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并且大肆收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各种地痞、流氓，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包围、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人员及解放军干部、战士，焚毁、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相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继2月5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地区近万名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50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扑灭后，2月份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郭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80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16岁至20岁妇女40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21人被围剥光衣服，7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3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13户，第二次全村90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70余人，8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如，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4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愉沪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去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完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全区详情我们正在收集整理中。
司令员：贺龙
政委：邓小平
一九五O年三月十五日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如此理解这份急电:
“全国解放才几个月，眼下又面临严重的灾荒，这很可能给各地土匪起来作乱提供了一个环境。但是，当前土匪暴乱的地域这么广，为匪的人数这么多，声势这么大，并且时间上也这么集中，我们不能不怀疑，这后面有着某种深刻的政治背景。因为几乎所有起来暴乱的土匪，矛头都指向我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指向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指向人民解放军。”
【探因】接收、征粮、民变与匪乱之间的有机互动

黄炎培语境中的“某种深刻的政治背景”，一般而言，被指为国民党潜伏力量的组织和策划，这诚然是正确的，但却并不全面。至少，它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国民党仅凭一部分残余势力，即拥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足以在新政权的广大新占领区运作如此庞大的武装暴乱，那么，它当初为什么又会溃败得如此之快呢。岂有丧失政权之前社会控制力弱，丧失政权之后社会控制力反而更强的道理？
所以，不妨将国民党势力的存在，看作影响西南新解放区社会安定程度的一个常量。在此常量之外，必然另有导致1950年西南地区匪乱的突发与激增的新变量。
大量留用旧政权干部维持地方秩序，为匪乱埋下伏笔
解放西南的战役开始于1949年11月，首当其冲的就是解放贵州。战事势如破竹，仅14天即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已成分崩离析的状态。
新政权在接收贵州的过程中，对旧有的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了近乎普遍的留用政策——中共西南局要求全部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工，一个也不遣散，从省、地区到县的各级政府，要为非共产党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
实施这一政策有两个目的。其一，为了消除国民党地方基层力量对新政权的怀疑和抗拒，减少接受贵州的阻力；其二，新政权地方干部资源严重不足。1949年11月26日成立贵州省人民政府时，受命接管贵州的干部只有7000-8000人左右，干部严重不够分配，偌大的省会贵州，也只能抽出100余位接管干部，而且大多数都是军队干部，具有民政经验的随军地方干部不过七八人。至于县市，可以分配到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接管一个县，许多时候只能派出10余个干部，至于区乡以及农村的接管，就更谈不上分配干部了。这种客观形势，迫使新政权必须依赖旧政权的地方基层组织和势力人物。据当时统计，贵州省、专、县、区四级旧政府人员共8237人，其中留下来接受新政权接管的有5520人，占总数的60%以上。整个西南地区的解放和接管，基本上与贵州是同一个模式。
1950年2月西南匪乱四起后，大批已经归顺了新政权的地方政治精英转而又走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大批已经倒戈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也再度叛变为匪。
新政权甫接收西南即陷入无米之炊，征粮成了一切工作的重心
征粮问题是西南匪乱暴涨的另一重要变量。几乎所有关于西南剿匪的文件、回忆以及研究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将“征粮”与“剿匪”并列在了一起。“征粮”与“剿匪”，是1950年新政权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庞松在《邓小平与西南区的经济恢复》一文中如此描述“剿匪工作”对“征粮工作”的重要性：
“人民政府接收了近九十万的国民党军，四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加上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吃饭人数达两百万人。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局面势必大乱。根据这一形势和面临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明确提出，当前西南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剿匪征粮。”
“1950年二三月间，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西南局剿匪征粮工作会议，强调"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抓到手，拿到粮食就是政策"，否则将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考虑到西南区匪情严重，征粮队下乡经常遭遇土匪袭击，邓小平部署征粮队要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并派部队一面剿匪，一面协助征粮。至1950年底全区共剿灭土匪85万余人，团结各阶层人民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新政权对在西南地区可能面临的粮食问题是有预估的。早在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就曾在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们讲话中说到:“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邓小平当时估计是:接收工厂职工，等于20万部队开支。接收20万旧政府人员，等于60万部队开支；再加上国民党40万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但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预估，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再度谈及西南地区接收的困难，得出210万人需要供养的新数据，比之前的估算数多出了近一倍。
此外，粮食的外调任务也导致西南地区的征粮任务骤增。1949年下半年，新政权集中力量打赢了“银元之战”，其后又在各大城市（主要是上海）展开“粮棉之战”。这两场针对通货膨胀和投机资本的经济战，均需要大量的中央财力支持。尤其是——经济战之后，还必须要有持续的粮食投放，才能真正抑制粮价的上涨。老解放区征粮任务已经过重，华北地区又遭遇大灾荒，故而，西南战事尚未结束，中财委已发出文件，要求西南地区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
但新政权在西南地区所接收的前政权存粮却微乎其微。贵阳市人口20多万，接管时仓库仅存混合粮50万斤，只够市民3天之用。四川全境接收、缴获粮食仅有3 .5亿斤，不足四川半月之用。云南昆明仓库的存粮亦不足昆明1月之用。
新政权对西南地区能征出多少粮食，一开始心中是没有底的。1949年11月，依据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估算，中央将西南地区1949年的公粮数量核定为20亿斤。邓小平则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到1950年2月，征粮的难度已经渐渐凸显出来，但粮食需求也同样更见紧迫，邓小平在2月6日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如此计算粮食需求：“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预计吃饭人数150万，每人以3000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30亿斤。人川后吃饭人数增至200万，每人需4000斤，故增至50亿斤。”
邓小平承认50亿斤这个征粮数目极大，但仍抱有可以完成任务的信心:“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
但事实证明，50亿斤公粮对西南地区而言负担确实过重了。尤其是许多地区1949年国民政府已经征过了公粮，新政权在1950年1、2月间征粮的时机，又正值青黄不接的关头。贵州省修文县是1949年国民政府没有来得及征收公粮的县份，较之其他被征收过一趟公粮的县份状况显然要好很多。新政权1950年1月17日在修文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希望说服民众支持新政权的工作，但结果，与会民众代表异口同声要求：“征粮任务重，群众负担不起，请求省政府减轻。”
新政权的征粮工作与匪乱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已有明晰的说明。报告说：
“（西南匪乱）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其他因素：禁用银元与禁种鸦片
新政权推广人民币，禁止银元流通，也是引发西南匪乱的一个变量。西南地区的银元禁止流通始于1950年1月，此时民众尚未建立起对人民币的信任感，随之必然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邓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曾谈到当时民众对新政权这一金融政策的抵制：
“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
新政权在西南地区开展的禁烟运动，对西南匪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主要缘自西南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近代以来，西南一直是中国鸦片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地域，西南地区又尤以贵州为最。其兴盛已经发展到了鸦片可以像金银一样作为硬通货流通的程度，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已经占到了全省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左右。新政权1950年初在西南地区展开禁烟运动，本意自然是好的，也符合历史潮流。但对众多种烟农户而言，却无异于放血剜肉——尤其是新政权对鸦片种植户并无任何补偿——一则，新政权此时尚无此财力；其次，西南地区鸦片种植太过普遍泛滥，若作补偿则政府开支将是个天文数字。
按照1950年的市价，贵州当年收存的3000余万两鸦片，相当于16.8亿斤大米。对许多以鸦片为财富储值的农民和地方豪强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经济打击。
综而言之：1950年西南地区的匪乱，是一场多种因素互动而发生的社会动荡，将其简单归结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的破坏，等于抹杀了动乱的历史复杂性。但转而言之，在这场匪乱中充当领导者角色的，也确实是那些潜伏在新政权或者投降了新政权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豪绅势力，这既缘自新政权接收之初对这部分人员的大量留用，也缘自新政权之后的经济政策对这部分人员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讲1950年西南匪乱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对新政权的蓄意破坏，也未尝不可。
资料来源：《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九州出版社/出版；《剿匪斗争·西南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