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跳绳:中国放弃日本赔款详情及71年关于钓鱼岛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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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 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98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3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 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以及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这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是多么的低下。此事一拖就是四年，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 这中间，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内战，最后败退台湾岛，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还是疾呼过：“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也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败退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维护着其在联合国的地位。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美国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的介入和中国的被迫出兵，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而日本政府内心将决定哪一方在此不言则明。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败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从表面上看，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国民党政府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国民党政府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至此，蒋介石政府完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台湾当局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只得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铸就了无法改变的事实，使索要战争赔款已没有可能。这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 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
20年后，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对于饱受23年封索之苦的新中国打开西方的封索之门提供了契机，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 ，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 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当时的一美元与现在的一美元可不是一个概念)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实质上，由于蒋日和约的缔结，索要赔偿已不再可能，此时只不过是送了个空头人情罢了）。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早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他们是果然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为此，日本民众说周总理是个法盲)。”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五、小结
1、1947年10月25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但在赔偿如何分配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总额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求12％，澳大利亚要求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以及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后来同意中国为30％，但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久而未决，一拖就是四年。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国际地位的低下。2、1951年7月12日，美国起草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
3、1951年9月8日结束的旧金山和约规定“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即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美国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应由日本去决定”。旧金山合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9月18日，周总理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并发表声明不予承认。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了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4、日本确定了蒋介石政府为缔约方。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在赔偿问题上作出了全面让步，于1952年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要求在条约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日本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全部要求。4月28日下午3时和约签字，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至此，蒋介石政府完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蒋日和约的缔结，铸就了无法改变的事实，使索要战争赔款已没有可能。
5、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对于饱受23年封索之苦的新中国打开西方的封索之门提供了契机，也为解决中日帮交正常化和中日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之后，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实质上，由于蒋日和约的缔结，索要赔偿已没有可能，此时只不过是送给了日本一个空头人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的声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近年来，日本佐藤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声称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并勾结美帝国主义，进行侵吞上述岛屿的种种活动。不久前，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美、日两国政府合伙制造的把冲绳“归还”给日本的骗局，是加强美、日军事勾结，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日本人民为粉碎“归还”冲绳的骗局，要求无条件地、全面地收复冲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强烈反对美、日反动派拿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作交易和借此挑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不属于琉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冲绳；中国与琉球在这一地区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 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现在，佐藤政府竟然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 鱼岛等岛屿私自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本来就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派遣第七舰队侵略台湾和台湾海峡，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现在，美、日两国政府竟再 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中日的一场恶斗：大陆百艘渔船开赴钓鱼岛
《党史文汇》2009年第10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在反霸条款上的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但是，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此次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相对缺少，其过程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就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
风波骤起
1978年4月12日上午7点半左右，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中国渔船。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的八重山号巡视船的雷达，发现了这些渔船，称共有108艘。其中，16艘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日本巡视船以中国渔船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为由，要求中国渔船退出该海域。此时，中国渔船上的渔民用粉笔在木板上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的大字，以示抗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此后，中国渔船多次进出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提出:台湾方面曾有过这种行动，但中国大陆方面这还是第一次。是否是因为追逐鱼群来到这里，还需要进行调查，如果继续侵犯日本领海的话，就要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钓鱼岛事件由此发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渔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怀有野心，故对此事反应强烈，不仅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有的日本政界要人还气势汹汹地提出:为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出现的事态感到非常担心，政府将对此进行调查，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回答。此外，还有人担心: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的争端来看，尖阁列岛问题在将来终会成为重大的问题。
4月13日下午，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田岛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宋文，要求中国渔船立即撤离钓鱼岛海域，遭到宋文的严词拒绝。宋文义正辞严地向日方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外相园田直提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推进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我觉得是中国方面错误地判断了事态，中方认为这样一来会再开和日本的谈判。中方对日方怀有误解。这种误解是双方的不幸。日本还有人提出，只要中国渔船侵犯领海事件得不到最终处理，就不能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甚至有人扬言:这次事件是叫醒了睡着的孩子，日本自卫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出动?要使用武力立即拘捕来犯的渔船。
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堂胁光郎就钓鱼岛事件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表示遗憾。王晓云回答:第一，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第二，将要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会见以田英夫为团长的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指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耿飚说:这几天，你们日本的报纸、广播，再加上苏联的挑拨，说这是中国有计划的行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日本朋友，我们不是有意识、故意布置搞的，恐怕日本政府方面有人要借题把友好条约的缔结拖下去。至于钓鱼岛问题，是早已明确的，是我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双方有争议。何必现在去争呢?将来慢慢解决，现在挂起来，我们不会去挑起这个麻烦。台湾那么大的地方还没有收复，先去搞钓鱼岛，没有这个必要。耿飚进一步强调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毫无关系，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耿飚的谈话本来是对事实的陈述和澄清，但是，却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有意借此事件破坏中日关系。
由于耿飚与田英夫此番谈话并没有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加以披露，世人并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因此，关于耿飚对钓鱼岛事件谈话的不同版本便出炉了。台北《中央日报》及《世界日报》均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将偶发事件一词抽出，诬陷耿飚此语即是出卖钓鱼台。钓鱼岛事件的发展以及耿飚的谈话，在留美中国人中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目前以反苏为当务之急，应该重视主要矛盾，联日反苏，早日签订中日和约；有人则指出:日本人对耿飚的谈话断章取义，而全部谈话的内容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所以不该急着下结论。
事出有因
钓鱼岛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中日缔约进程中掀起了热浪。那么，钓鱼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中国政府有什么对策和考虑?日本方面大肆喧嚷的目的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要从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中去寻找。钓鱼岛问题主要涉及的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及相关海洋权益问题。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问题主要表现为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之争。
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并不统一。中国外交部对此的称呼一般为钓鱼岛等岛屿，也曾经用过钓鱼诸岛这一称呼；中国大陆学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有钓鱼岛列屿、钓鱼列屿、钓鱼台群岛、钓鱼岛群岛或者简称钓鱼岛；中国台湾学者一般称钓鱼台列屿或者简称钓鱼台；日本国内一般称尖阁列岛或尖阁诸岛。通过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往往可以推断出作者所在的地区及立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和列入中国海防范围的。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现存记载钓鱼岛最早的史籍。而日本政府借中国甲午战败之机窃占了钓鱼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法理上本该归还中国，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而使钓鱼岛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在日美冲绳归还的过程中，美国又将钓鱼岛包含在归还的内容中，并继续租用钓鱼岛附属岛屿中的黄尾屿和赤尾屿供美军使用。
为了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中国留美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游行群众高举七亿人民一条心等大幅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阴谋等口号，到美国国务院、日本驻美使馆门前示威，并且分别递交了抗议书。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声援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中美关系开始松动，而中国方面的海外保钓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了统一运动。很多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希望回到祖国看一看，加深与祖国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双重背景的作用下，加之中国政府对保钓运动的支持态度，一批批保钓人士组成访问团，回到祖国大陆。这些特殊的客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周总理有时还亲自抱病接见。
1972年10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日华侨国庆参观团。主客在拍摄团体照后各自入座。座位排为圆形，前后四排，第一排中间是周恩来总理。据当时在场的保钓人士孙正中回忆: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中谈到，海外侨胞发起保卫钓鱼岛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这个问题出在签署旧金山条约的时候，蒋介石为什么不把它弄清楚?从历史、地理及法律上看，它都是属于中国的。最近日本的井上清教授也写了文章讨论这件事。这个运动是有前途的，大家还要继续努力。田中首相问我有关钓鱼岛的事情，我说现在不谈，因为它现在在蒋介石的手上，我们要考验考验他。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已经发表过声明。希望海外同胞多供给资料，密切注意，不要让它有国际共同开采的阴谋发生。钓鱼岛与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均为我国台澎地区，台湾问题不解决，这些其他岛屿也没有办法解决。台澎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是要一并解决的。钓鱼岛是台澎地区的问题之一，在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才会谈判。也许，周恩来并没有料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六年才得以签订，并没有想到在他有生之年无法亲眼看到该条约的缔结。1974年10月3日 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黑田寿男和中岛健藏时，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提出:(1)尽早排除一切障碍，实现条约的签订；(2)谈判在事务性协定签署后开始也可以，或与事务性协定同时并进也可以；(3)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为好——谈判时，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
虽然中日两国人民都希望加快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步伐，但是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益垂涎欲滴，伺机在海洋权益问题上挑起事端、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在钓鱼岛事件中，他们把中日两国本来就非常敏感的钓鱼岛问题凸现于世人眼前，给中日缔约进程投下了重磅炸弹。 疑云顿生自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港澳地区以及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发问，为何在中日缔约谈判即将再开之际会出现此次事件。总体来看，他们对此次事件持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政府主导了此次事件，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为推动缔约谈判进程而显示实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反对缔约的人士蓄意破坏中日缔约的事件。
东海汹涌的波涛和历史飘散的烟云为钓鱼岛事件的真相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是，透过这层面纱，还是能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使人疑云顿生。
疑点一:日本有关人士曾经预言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根据当年日本报纸的公开报道，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和台湾当局往来频繁。1978年1月6日 -12日，福田的亲信与蒋经国会晤；2月20日-22日，青岚会玉置和郎访台；4月4日-5日，日本自民党、民社党议员33人访台，在台北发表反对缔结中日和约的言论；4月6日本自民党要员提出中日双方关于尖阁列岛的分歧要搞清楚；同日，访台归来的属青岚会的自民党议员向报界透露，四月中旬将发生有意思的事；4月11日本青岚会头目之一、农林省大臣中川一郎访苏谈判日苏渔业问题。
4月12日 钓鱼岛事件才发生，4月6日属青岚会的日本自民党议员又怎会知道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呢?难道是未卜先知?此外，根据日本长崎渔船赖户丸船长户摩胜的讲述，赖户丸自3月12日从长崎出发，13日在冲绳北方的农业渔区与近百艘中国渔船相遇，并在此区域和中国渔船一起捕了10天鱼。3月25日，赖户丸和中国渔船一起南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既然3月25日中国渔船已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那么，怎么到了4月12日才被发现而演变为事件呢?
根据中方调查，中国渔船以往每年都会在此海域捕鱼。既然中国渔船多年来一直在此捕鱼，为什么偏偏1978年就成为事件了呢?
疑点二:大字报从何而来?
据传，1978年6月，香港《明报》曾刊载一篇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大字报的文章。中日两国的有关专家在论述此次事件时，对此多有提及。《明报》是这样写的:上海出现一张署名同济大学新东方红的大字报，标题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按这张大字报的说法，上海市水产局的渔船，以及宝山县、崇明县、川沙县水产局和渔业合作社的渔船，出航前召开了渔业和气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对苏联在海上搞霸权主义和日本掠夺海洋资源进行了抨击。会议的口号是发展海洋、增加生产、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参加会议的各单位的渔船从舟山群岛朱家尖起航，驶往琉球群岛。驶到尖阁群岛西北90海里时，随船出航的宝山县水产局干部打电报给上海水产局，问:是否继续航行?上海市水产局回电:同意。接近尖阁群岛时又一次打电报请示:万一遭到袭击怎么办?水产局答复:在中国领海上捕鱼，谁敢袭击?反击嘛!于是，民兵副团长牛海藤下达了誓死捍卫中国领土的战备命令。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革委却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的撤退命令，然而，几百艘渔船并没有按时返航，在这种情况下又宣布:不愿撤离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据说，同济大学新东方红原是受四人帮控制的红卫兵组织。看来新东方红继承了它的传统，大字报公开责问:当时是谁煽动他们去尖阁群岛的?现在又是谁在迫害爱国群众?这张大字报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呢?只要稍加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如果《明报》谈的这张大字报确有其事的话，那么，首先，在文革早已结束的1978年，采用所谓的同济大学新东方红这一署名，本身就有点奇怪。其次，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在措词中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根据常识，如果真是在上海出现的大字报，在行文中不可能出现尖阁群岛这样的称呼。这个称呼不光中国大陆不用，就是港台也不用。中国大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正式称呼一般为钓鱼岛等岛屿，台湾和香港一般称其为钓鱼台列屿。而尖阁群岛恰恰是日本国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谓。根据不同地区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谓的不同，可以判断，这张大字报很可能来自日本。综合上述两点，这张大字报有可能就是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济大学新东方红之名伪造的。中日发展友好关系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有人恶意破坏，但更多的人是支持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国内，就有很多充满正义的声音。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指出:这次事件明显地是日方以破坏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目的，故意引起的。叫醒了已经睡着的孩子，绝不是中国方面，而是日本方面。
戏剧化结局
钓鱼岛事件令钓鱼岛海域风高浪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式，日本政府也能够从大局出发进行处理，因而风波渐渐平息，没有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睡着的孩子钓鱼岛被叫醒之后，日本国内一时质疑声、喧闹声不绝于耳。日本国内的亲台、亲苏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对中日缔约横加阻挠、挑刺。更有人指出中共不承认尖阁列岛属日，就无法缔约。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政府都不希望因为钓鱼岛主权争端而恶化中日关系。中日友好既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是日本外交所必需。日本外相园田直认为:日中两国政府在日中关系问题上都是从大局出发，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4月22日，日本外相园田直称，在考虑了中国方面的反应及日本民间的多方面反应后，决定不再就此问题继续争执。27日，园田直进一步指出:尖阁列岛事件已经解决。此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筹划福田首相的访美之旅，钓鱼岛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事件虽然平息了，但是它对中日缔约进程的影响如何消除?具体来讲，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否遥遥无期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久以后，在福田访美期间，中日缔约问题上就出现了转机。卡特总统在与福田会谈时问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搞得怎么样了?希望你们态度更积极一些。希望你们成功。就这么几句话，令福田的脸色刷地一下变白了。5月10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和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举行了100分钟的会谈，就中日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两人就中日友好关系在今后的持续发展，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如何沿着共同声明的原则而努力，表明了双方的态度。
就在5月10日当天，日本外相园田直就日本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谈话，他说:美国总统预祝缔约成功的激励不会左右日本的外交。我们也没有必要大肆渲染美国欢迎日中早日缔约的态度。我们只需要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不能给国民以日本的外交受他国左右的印象，我们推进缔约只能说明，缔约的国内、国际时机都已经成熟。1978年7月21日 中日两国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性谈判。
8月11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当天下午，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同大平干事长等自民党五位领导人进行会谈，并达成同意签署条约的一致意见。8月12日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时，邓小平应日方邀请访问日本，互换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两天以后，即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此次讲话为中国方面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