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泉北站到平定的大巴: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

                            大清国定远号

                              文/刘正山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无关，相反，它成为日本后来惨败的伏笔。

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端于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这种传统工业化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此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历时接近或超过一个世纪，工业化进程最长的已有200多年历史。

相反，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就被大幅度缩短了，其工业化时间没有超过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为什么如此快捷？其工业化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迅速且顺利的工业化，是靠了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的决定性支持的结果。

据张宇燕先生的估算，马关赔款等于日本两年多的国民收入，“如果把中国的全部赔款加在一起，则大体相当于日本三、四年的国民收入。这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数额之大，以至于即使日本人全都不工作，他们也能够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过上三、四年。” （张宇燕《说服自我》）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偿，如按明治二十八年（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储存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

张宇燕等先生称，甲午战争后十年内，日本的公司数量由2884家增至8895家，资本由25000万日元增至93000万日元。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中国赔款的一半，通过侵略，一夜之间它实现了翻两番。巨额赔款并且使日本能在1897年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使日本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国际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第一，我查阅的资料表明：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39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00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85%。（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也就是说，日本拿到中国的赔款，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没有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更没有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是拿它来扩军，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

通过中日战争，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于是，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做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个师团的基础上再增加六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藤村道生《日清战争》）

将中国的赔款用于军事扩张而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导致了日本后来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难怪历史学家袁伟时如此说：甲午战争，中日双输！

第二，如果说中国的赔款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那么，甲午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应该是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日本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人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29％、德国（1850～1859年）的45％。日本的实际GNP由1885年的38.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228.48亿日元，55年中增加近5倍，年平均增长3.29％；同期内，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值则由1885年的101日元，增至1940年的318日元，55年间增加2倍多，年均增长率2.1％。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

第三，众所周知，日本的工业化，开始于二战之后，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特别是1956～1973年这一期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这种迅猛的经济增长态势，被誉为“经济奇迹”。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为15.4866万亿日元；1970年的为73.1884万亿日元；1980年的为240.0895万亿日元；1990年的为428.6675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如果把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作为100的话，1970年的为473，1980年的为1550，1990年的为2768。

日本“经济奇迹”或者说日本的经济起飞，显然不能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赔款相联系，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太大，将近50年。而且，二战末期，日本的经济非常萧条，濒临崩溃。即使日本曾经获得了巨额的中国甲午战争赔款，在二战后这样的衰败基础上，那些赔款早已“随风而逝”了。笔者查到的资料表明：二战末期，包括惨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日本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如果以战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为100，1945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60.2，1946年更跌到30.7。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常年的六成，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物资极度缺乏，货币发行量激增，通货膨胀日甚一日。1945年秋到1946年初，主要消费物资的黑市价格暴涨为官价的30倍到60倍。经济上的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为什么得到快速增长？

一方面，美国和日本采取的诸多措施以及朝鲜战争等契机，促使日本经济得到快速恢复，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5月干脆一笔勾销，已拆迁的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美国向日本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美援物资达23亿美元。“道奇整顿”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9年度首次由赤字转为盈余，货币发行量趋于减少，物价水平开始下降，猖獗一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缓和，为尔后的经济恢复创造了必需的前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等，日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为1.49亿美元，1953年猛增为8.09亿。战争期间合计为24.7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设备更新带来的效应。1951年，日本企业中使用期限超过6年的旧设备占71%，1955年便下降为 42.8%。1951年至1955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3%。

在上述种种举措的作用下，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可以考虑经济发展途径的状态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诱导、扶植等产业政策。这种政策被称为开发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促进从国家立场视为必要的产业，并以该产业为方向去诱导民间企业。具体讲，即确定优先产业，制定发展该产业的计划，并动员有关技术。为防止该产业在充分成长之前发生使整个经济衰退的过度竞争，创造并维持适度竞争的条件，必要时给以资金补助；制定防止外国过早进入的保护政策，无原则的限制参与等。同苏联相比，日本由官厅集中指导产业，容易做到以通产省为中心调整政策重心。此外，各个部门分担的功能简单明确，如财政和金融由大藏省、货币由日本银行、计划由经济企划厅、粮食关系以大米的统配权为中心由农林省分别承担。这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体制优势。

在产业的选择上，日本抛弃了战前那种军需产业，而以和平产业为特征，即主要是考虑消费。在经济恢复以后，日本首先选择家电产业作为扶植产业。在技术上，这个产业直接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并进行了吸收和改进。家电产业的增长，一是普及了耐用消费品；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被称为“阴影下劳动”的主力军家庭主妇的生活时间；三是形成了大众消费品市场。当时被宣传为“三种神器”的是电冰箱、电动洗衣机、电子吸尘器；紧接着出现了“三C神器”，即空调、汽车、彩电。家电产业得到发展之后，日本的政策转向扶植汽车产业。小汽车产业的形成，被称为是由家电产业登场为开端的“第一次大众市场经济”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市场成熟化而开始了整个产业的信息化，被称为“第二次大众市场经济”。此阶段，住宅需求等得到启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