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跳水摔裂脸:外祖母的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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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
外祖母的白发
姜文玉
在我珍藏的一个带着粉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至今夹着一缕外祖母的白发，那是我6岁那年，在与专程从丹东送我到北京念书的姥姥告别的那天早晨，从她的木梳上摘下来的。外祖母有一头雪白的长发，我经常依偎在她怀里，看着她娴熟而有条不紊地把一头长长的白发梳理成髻，然后用一枚筷子似的棒型银簪挽在脑后。外祖母的白色发髻与众不同，即淳朴自然，又端庄优雅，饱含着朝鲜民族的异域风情，走在大街上，尤其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赢得许多瞩目。那一天，我曾在前门楼子东侧老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不顾一切地推开揽住我的父母，哭着，喊着，拼命地追赶那列带走了外祖母的火车，声嘶力竭地跌倒在月台上，泪光中，两根伸向远方的铁轨留给我的，只剩下无尽的思念。
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我也曾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积攒过糖纸；搜集过邮票；储存过硬币；收藏过名著，但是大多又都在生活的不经意间散失了，唯有那一缕外祖母的白发，最初被我夹在那天送走姥姥以后，父亲为了逗我开心，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给我买的一本一撒谎就变成了长鼻子的《匹诺曹》画册里，然后不断地被我变换着夹在《三毛流浪记》，《半夜鸡叫》，《小布头奇遇记》，《大林和小林》，《卓娅和舒拉》，《星火燎原》，《欧阳海之歌》，《海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艳阳天》，《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和《红楼梦》里……，再后来就被我夹进了那个带着粉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
我的外祖母原是丹东鸭绿江大桥对岸，朝鲜义洲文氏宗族里一户殷实人家的大小姐，皮肤白皙，身材修长，是家乡远近闻名的漂亮“伽奈”（朝鲜语，姑娘）。外祖母非常讲究穿戴，即使是打了补丁的衬衫也要熨平了再穿，她还是个天足，在她们那一辈儿汉族老奶奶大多还颠着“三寸金莲”，穿着大襟袄和免裆裤的年代，身着西式服饰，脚蹬摩登皮鞋的外祖母的确是大胆而又罕见的。姥姥说从她十四、五岁开始，说媒的人就多得讨厌，我的曾外祖和曾外婆曾经一心一意地想给她选配一户好人家，却若得她十二分逆反。后来她喜欢上了一位经常到家里来问病送药的民间女汉医（朝鲜人称中医为汉医，中药为汉药），这位女汉医是附近金氏家族里一位从年轻时就带着遗腹子独自谋生的寡妇，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寡妇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医德两馨，母子二人自立自强，在族人和邻里间声望极好，姥姥由钦佩到敬慕，便执意做了女汉医的儿媳妇。婚后，姥姥一点也不在乎我曾外祖和曾外婆的长吁短叹，带着她的嫁妆，包括头顶上我姥姥的姥姥送给她的那枚筷子似的棒型银簪，跟着做食品罐装工艺和汽水配方的姥爷来到安东（1965年改称丹东），服务于日本人开办的食品加工厂。
外祖母天性开朗聪慧，外祖父则憨厚勤勉，日伪时期平民百姓的日子难免饥寒交迫，最困难的时候，姥爷每个月只能从日本老板那里背回半布袋小米，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母亲每天放学后都要去豆腐坊排队买一碗豆腐渣回来掺上些萝卜青菜充饥，但是他们却随遇而安，努力支撑了一个六口之家。我母亲说她小时侯一直跟我小姨合盖一床被子，几乎每天晚上两个人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内政外交”进行被窝里的“战争与和平”，两个“依米娜”（小丫头），一人拎着一只小枕头，一会儿一头一个地闹分裂，一会儿又齐头并肩地搞和谈，外祖母不仅从无烦恼，而且经常抱着吃奶的小舅舅坐在旁边“幸灾乐祸”，闹急了，屁股上不痛不痒地挨上一巴掌的也总是先哭并且先睡着了的小姨。在以后的太平日子里，我经常跟着姥姥坐到前街小个子奶奶的炕头儿上听她们唠嗑，外祖母这样夸耀她的两个宝贝女儿，说都走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锦州，我心疼大的呢，有心计，能吃亏，做事仔细像她爸，家里孩子大人收拾得既干净又漂亮，不用我操一点儿心；我也喜欢小的呢，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心里没愁跟我一样，她家屋里乱七八糟的，我得经常过去照应照应……。
当年，我的曾外祖和曾外婆也曾特别心疼他们的大女儿，经常从鸭绿江大桥上走过来看看女儿女婿的日子。吃饭的时候，外祖母把盛满大米饭的铜碗恭恭敬敬地端给二老，自家人碗里的大米饭却虚虚地只是盖了个碗顶，等“大米饭”吃漏了“馅”，曾外祖和曾外婆总是哀怨地看着外祖母，外祖母却一边嘿嘿嘿地笑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往自己嘴里扒拉着高粱米和玉米碴子，末了增外祖们只好唏嘘着解下身上所有的盘缠细软留给这个“傻闺女”。到了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的时候，姥姥一头乌黑的长发已经全白了，而头顶上我姥姥的姥姥送给她的那枚筷子似的棒型银簪，也成了她从家乡带出来的唯一“念相”。后来，日本老板被赶跑了，而姥姥姥爷的两双儿女中却有一对儿参加了“八路”方面的“干活”。不久，国民党撤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日渐兴旺，他们便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成为中国公民。
外祖母是我生命的守护神。
那年岁末，母亲带着七个月的身孕回家过年，也许是旅途颠簸，当天夜里竟然提前两个多月就把我生在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间带着木质推拉隔扇的日式榻榻米上。巴掌大小，脐带绕颈，浑身青紫，没有哭声，令闻讯赶来的老邻居，滨江医院妇产科的顺子大夫痛惜不已。姥姥顾不得洗涮就把我包在棉花团里，裹上厚厚的棉被放到炕头上，一边到灶间添煤加柴，一边嘱咐外祖父坐在那里不停地拉风箱。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寒夜，门外大雪没膝，冰凌高悬，屋子里却灯火通明，温暖如春。姥姥跪在热炕头上，目不转睛地守护着棉花团里那一小堆儿因为极度缺氧而紫疳，挛缩，尚且辩不出是男是女的小肉肉，嘴里不停地为我祈祷。渐渐地，我的小身子变得红润起来了，姥姥让母亲试着喂奶，可是孩子太小，不会吸吮，顺子大夫就用吸奶器帮着母亲把奶水留到外祖母的大铜碗里，情急之中，姥姥就用我们朝鲜族传统的长把铜勺的勺把儿沾起奶水，把第一滴人间的甘露滴进了我的小嘴吧。从此，姥姥牵着我的手，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到一只手攥着硬币，一只手握住玻璃瓶颈，掂起脚尖儿请柜台里面的合作社爷爷帮忙打酱油，在美丽的鸭绿江边度过了一段虽然掺和了不少来苏味儿和野菜味儿，却依然明媚快乐的童年时光。
从一落地我就特别爱“感冒”，尤其每到立秋，鼻涕眼泪，咳漱气喘，来得跟日历牌上的节气一样准，假如再遇上点儿劳碌风寒，注定感染发烧，不闹到急诊住院，打针输液，就过不去立冬。因此，我的前半生曾经与青霉素结下不解之缘，屁股上凹凸不平，至今摸上去还有未散的结节。趴床上打针的时候，战友们经常拿我开心，说姜文玉你知道你为什么老也提不利落你那个“大裤裆”吗？就是因为青霉素抑制了你的臀大肌。过去女军裤的裤裆的确很肥，有心计的姑娘都会想办法改瘦了再穿，而我在这方面一向“不赶趟”。直到41岁那年，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当过副院长的白琴阿姨领着我到她们医院，请“变态反应门诊”的护士小姐用各种试液在我胳膊上扎出二、三十个小水疱，我才知道自己患有比较严重的，以秋季豚草类花粉为首恶的多重上呼吸道过敏症。难怪我平时嗅到点儿烟草、灰尘、香水、杀虫剂之类的味道，甚至冷风冷气都会打喷嚏，流鼻涕，以至于喉头发紧，胸闷气短。白阿姨说早一点儿做个试验就好了，这毛病虽然不好根治，但对症的办法还是有的，何苦受了那么多年罪……。那年头青霉素是很珍贵的，多亏了快人快语的顺子大夫帮忙张罗，说“照顾照顾啦哈！军队的孩儿，她爸她妈都在北京……”，弄得滨江医院和四邻八舍几乎无人不知老金大娘和她那个捡回半条命的宝贝女长孙。我只记得每当我从迷离混沌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姥姥总是坐在我身边，一边梳理着她那一头极富光泽的白发，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而在我的枕头边上，早已堆满了榛子、板栗，樱桃、草莓，苹果、甜杆儿，鸡蛋、蟹黄儿，山核桃、甜姑娘，粘豆包、冻秋梨……等等，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应时应市，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至于外祖母侍弄着一棵“病秧子”，寒冬酷暑，黑天白日地着了多少急，受了多少累，则是三十年后，当我也有了女儿，也经历过孩子生病急诊住院的紧张和焦虑，才深深地体味并领悟了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经历过一场难言的“饥饿”，在长春音乐学院读书的小舅舅曾经悄悄地告诉我，说夜里饿得实在睡不着，就伙同寝室里的同学们爬到学校食堂的屋顶上偷吃大师傅们凉在上面的干白菜头和干白菜帮子，要不是检讨及时，差点没被撸了团籍……。4、5岁的女孩子已经相当懂事了，开春儿，我常看见姥姥先把粥锅里的米粒儿捞出来留给我，她跟姥爷则把从小贩手里买来的，焯过水的野菜团儿丢进锅里煮开了喝“菜糊涂”，于是我拿着小羹匙坐在外祖母和外祖父中间，左一勺，右一勺地强迫他们咽下我的“大米饭”，便是那一时期我们祖孙三人最大的快乐。有一天下午，我听邻家放学回来的春香和小环姐姐说“榆钱儿”和“杨穗儿”都能吃，就跟在她们屁股后头，跑到丹东市立第一中学大操场边上那一圈高高的白杨树底下，拣拾飘落到地上的扬树花。那么多小孩子，眼巴巴地盯着树梢上随风摇曳的“毛毛虫”，掉下一条就七手八脚地抢成一团，那一天我摔的跟头大概比有生以来摔倒的次数加在一起还要多，泪眼朦胧，浑身暴土，连小辫子都挤散了一条……。如今郭沫若老先生题写的校牌依然庄重地悬挂在该校的校门上，然而过去广阔而幽然的校园，现在却被紧紧地镶嵌在城市繁华的夹缝里，那一圈高高的白杨树还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沧桑，老爷爷老奶奶般乐呵呵地站在那里俯视着眼下顾自穿“耐克”，背“阿迪达斯”，嚼“肯德基”，喝“可口可乐”，全然不知何谓饥馑的新新人类……。那天傍黑，当我抹着花糊脸，捂着上衣下面两个小挎兜里塞满了的“战利品”跑进家门的时候，外祖母一把将我抱了起来，等洗干净了手脸，给我端出来的竟是一碗真正的大米干饭，还有一片早已择净了鱼刺的干烤黄花鱼。
外祖父和外祖母居住的滨江街117号，是一幢屋后带着花园和菜畦，屋顶带着阁楼和天台的日式民居。在姥姥姥爷的寝室里，离炕只有30公分高，却足有60公分宽，180公分长的淡蓝色木质窗台曾经是我的夏日凉床，姥姥或坐在窗台里面的榻榻米上，或坐在窗台外面的葫芦架底下陪伴我的夜晚，充满了美妙的天籁之声和动人的世界童话。姥姥不懂中文，连汉话都讲得颠三倒四的，却一点也不妨碍她拿着中国版的“小人书”用朝鲜话给我讲述上面的故事，于是在我心中便珍藏了汉语和朝鲜语两个版本的“洋葱头”和“星期五”；“爱丽丝”和“小红帽”；“翡翠城”和“小人国”；“冉阿让”和“珂赛特”……。鸭绿江的夏夜是宁静而清爽的，有一天外祖母一边梳理着刚刚沐浴过的头发，一边揽着我坐在天台上仰望苍穹，眩月当空，繁星点点，夜幕似乎因为有了姥姥那一头雪白的长发而显得更加清晰、华丽。外祖母说地上生出一个人，天上就会升起一颗属于他的星星，一旦这个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就会化做流星从太空划过……。没想到刚才还举着姥姥那根漂亮“筷子”，十分得意地给姥姥指点北斗七星的方位和它们水舀子似的连接线的我，一下子搂住姥姥的脖子恸哭起来。那天晚上外祖母笑眯眯地哄着我入睡，却到底也没有问出我为什么哭，但是我想姥姥肯定明白我的心思，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哭。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祖母也经历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故事，姥爷死了，姥姥被下放农村，滨江街117号曾经变成街道办事处。
然而，外祖母是非凡的，她把生产队分给她的那间山村小屋收拾得坐卧有秩，门前种树栽花；屋后养猪喂鸭；房檐上挂满了老玉米，红辣椒，大酱坯子和干豆荚；院坝里种满了青菜，散满了鸡雏，姥姥的日子曾经让屯子里的老乡刮目相看。我参军前的最后一个大年夜是陪着姥姥在屯子里过的，姥姥杀猪宰鸡，酿米酒，做打糕，比老幼齐济的家庭主妇还忙活。那天晚上姥姥洗过头，挽好发髻，穿上洁白的朝鲜族丝绸盛装，把屯子里的“赫尔阿爸基”和“赫尔阿妈妮”（爷爷和奶奶）统统请上了自己的热炕，待酒足饭饱，敲起锅碗瓢盆就开始《道拉吉》（朝鲜民谣，常用来在吉庆节日里载歌载舞）。姥姥沉吟而委婉的歌声回荡在白雪覆盖着的清冷的山野里；轻缦而舒缓的舞姿旋转在柴火烘托着的温暖的土炕上，我坐在已经半醉半酣，却仍然兴奋热烈，尽情歌舞着的老人们身后，痴痴地欣赏着姥姥那到老都未曾改变的高窕而又挺拔的身姿，揣摩着她那一辈子平淡无欲，自信而豁达的大度情怀，姥姥的白色发髻和发髻上那枚古朴的棒型银簪，在山村小屋并不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入伍那天，我从同学们送给我的一大堆影集、手帕、钢笔和书本等小礼物里挑了一个带着粉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我把那一缕外祖母的白发和母亲塞给我的七块钱零钱分别夹进笔记本前后的两个侧袋里，装进挎包，带进了军营。斗转星移，外祖母过世已经30多年了，然而，姥姥的白发带着姥姥的慈祥，姥姥的爱抚，姥姥的温暖和姥姥的味道一直被我保存在自己身边，直到今天，无论在幸福快乐的时候，还是在悲伤忧郁的时候，我都会思念外祖母，睡梦里仍然会像小时候那样不顾一切地扑进姥姥的怀抱。
外祖母的白发
2011-05-04 16:56 作者: 文羊羊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军休之友》心中的珍藏征文——外祖母的白发
姜文玉
在我珍藏的一个带着粉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至今夹着一缕外祖母的白发，那是我6岁那年，在与专程从丹东送我到北京念书的姥姥告别的那天早晨，从她的木梳上摘下来的。外祖母有一头雪白的长发，我经常依偎在她怀里，看着她娴熟而有条不紊地把一头长长的白发梳理成髻，然后用一枚筷子似的棒型银簪挽在脑后。外祖母的白色发髻与众不同，即淳朴自然，又端庄优雅，饱含着朝鲜民族的异域风情，走在大街上，尤其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赢得许多瞩目。那一天，我曾在前门楼子东侧老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不顾一切地推开揽住我的父母，哭着，喊着，拼命地追赶那列带走了外祖母的火车，声嘶力竭地跌倒在月台上，泪光中，两根伸向远方的铁轨留给我的，只剩下无尽的思念。
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我也曾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积攒过糖纸；搜集过邮票；储存过硬币；收藏过名著，但是大多又都在生活的不经意间散失了，唯有那一缕外祖母的白发，最初被我夹在那天送走姥姥以后，父亲为了逗我开心，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给我买的一本一撒谎就变成了长鼻子的《匹诺曹》画册里，然后不断地被我变换着夹在《三毛流浪记》，《半夜鸡叫》，《小布头奇遇记》，《大林和小林》，《卓娅和舒拉》，《星火燎原》，《欧阳海之歌》，《海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艳阳天》，《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和《红楼梦》里……，再后来就被我夹进了那个带着粉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
我的外祖母原是丹东鸭绿江大桥对岸，朝鲜义洲文氏宗族里一户殷实人家的大小姐，皮肤白皙，身材修长，是家乡远近闻名的漂亮“伽奈”（朝鲜语，姑娘）。外祖母非常讲究穿戴，即使是打了补丁的衬衫也要熨平了再穿，她还是个天足，在她们那一辈儿汉族老奶奶大多还颠着“三寸金莲”，穿着大襟袄和免裆裤的年代，身着西式服饰，脚蹬摩登皮鞋的外祖母的确是大胆而又罕见的。姥姥说从她十四、五岁开始，说媒的人就多得讨厌，我的曾外祖和曾外婆曾经一心一意地想给她选配一户好人家，却若得她十二分逆反。后来她喜欢上了一位经常到家里来问病送药的民间女汉医（朝鲜人称中医为汉医，中药为汉药），这位女汉医是附近金氏家族里一位从年轻时就带着遗腹子独自谋生的寡妇，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寡妇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医德两馨，母子二人自立自强，在族人和邻里间声望极好，姥姥由钦佩到敬慕，便执意做了女汉医的儿媳妇。婚后，姥姥一点也不在乎我曾外祖和曾外婆的长吁短叹，带着她的嫁妆，包括头顶上我姥姥的姥姥送给她的那枚筷子似的棒型银簪，跟着做食品罐装工艺和汽水配方的姥爷来到安东（1965年改称丹东），服务于日本人开办的食品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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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的曾外祖和曾外婆也曾特别心疼他们的大女儿，经常从鸭绿江大桥上走过来看看女儿女婿的日子。吃饭的时候，外祖母把盛满大米饭的铜碗恭恭敬敬地端给二老，自家人碗里的大米饭却虚虚地只是盖了个碗顶，等“大米饭”吃漏了“馅”，曾外祖和曾外婆总是哀怨地看着外祖母，外祖母却一边嘿嘿嘿地笑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往自己嘴里扒拉着高粱米和玉米碴子，末了增外祖们只好唏嘘着解下身上所有的盘缠细软留给这个“傻闺女”。到了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的时候，姥姥一头乌黑的长发已经全白了，而头顶上我姥姥的姥姥送给她的那枚筷子似的棒型银簪，也成了她从家乡带出来的唯一“念相”。后来，日本老板被赶跑了，而姥姥姥爷的两双儿女中却有一对儿参加了“八路”方面的“干活”。不久，国民党撤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日渐兴旺，他们便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成为中国公民。
外祖母是我生命的守护神。
那年岁末，母亲带着七个月的身孕回家过年，也许是旅途颠簸，当天夜里竟然提前两个多月就把我生在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间带着木质推拉隔扇的日式榻榻米上。巴掌大小，脐带绕颈，浑身青紫，没有哭声，令闻讯赶来的老邻居，滨江医院妇产科的顺子大夫痛惜不已。姥姥顾不得洗涮就把我包在棉花团里，裹上厚厚的棉被放到炕头上，一边到灶间添煤加柴，一边嘱咐外祖父坐在那里不停地拉风箱。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寒夜，门外大雪没膝，冰凌高悬，屋子里却灯火通明，温暖如春。姥姥跪在热炕头上，目不转睛地守护着棉花团里那一小堆儿因为极度缺氧而紫疳，挛缩，尚且辩不出是男是女的小肉肉，嘴里不停地为我祈祷。渐渐地，我的小身子变得红润起来了，姥姥让母亲试着喂奶，可是孩子太小，不会吸吮，顺子大夫就用吸奶器帮着母亲把奶水留到外祖母的大铜碗里，情急之中，姥姥就用我们朝鲜族传统的长把铜勺的勺把儿沾起奶水，把第一滴人间的甘露滴进了我的小嘴吧。从此，姥姥牵着我的手，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到一只手攥着硬币，一只手握住玻璃瓶颈，掂起脚尖儿请柜台里面的合作社爷爷帮忙打酱油，在美丽的鸭绿江边度过了一段虽然掺和了不少来苏味儿和野菜味儿，却依然明媚快乐的童年时光。
从一落地我就特别爱“感冒”，尤其每到立秋，鼻涕眼泪，咳漱气喘，来得跟日历牌上的节气一样准，假如再遇上点儿劳碌风寒，注定感染发烧，不闹到急诊住院，打针输液，就过不去立冬。因此，我的前半生曾经与青霉素结下不解之缘，屁股上凹凸不平，至今摸上去还有未散的结节。趴床上打针的时候，战友们经常拿我开心，说姜文玉你知道你为什么老也提不利落你那个“大裤裆”吗？就是因为青霉素抑制了你的臀大肌。过去女军裤的裤裆的确很肥，有心计的姑娘都会想办法改瘦了再穿，而我在这方面一向“不赶趟”。直到41岁那年，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当过副院长的白琴阿姨领着我到她们医院，请“变态反应门诊”的护士小姐用各种试液在我胳膊上扎出二、三十个小水疱，我才知道自己患有比较严重的，以秋季豚草类花粉为首恶的多重上呼吸道过敏症。难怪我平时嗅到点儿烟草、灰尘、香水、杀虫剂之类的味道，甚至冷风冷气都会打喷嚏，流鼻涕，以至于喉头发紧，胸闷气短。白阿姨说早一点儿做个试验就好了，这毛病虽然不好根治，但对症的办法还是有的，何苦受了那么多年罪……。那年头青霉素是很珍贵的，多亏了快人快语的顺子大夫帮忙张罗，说“照顾照顾啦哈！军队的孩儿，她爸她妈都在北京……”，弄得滨江医院和四邻八舍几乎无人不知老金大娘和她那个捡回半条命的宝贝女长孙。我只记得每当我从迷离混沌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姥姥总是坐在我身边，一边梳理着她那一头极富光泽的白发，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而在我的枕头边上，早已堆满了榛子、板栗，樱桃、草莓，苹果、甜杆儿，鸡蛋、蟹黄儿，山核桃、甜姑娘，粘豆包、冻秋梨……等等，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应时应市，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至于外祖母侍弄着一棵“病秧子”，寒冬酷暑，黑天白日地着了多少急，受了多少累，则是三十年后，当我也有了女儿，也经历过孩子生病急诊住院的紧张和焦虑，才深深地体味并领悟了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经历过一场难言的“饥饿”，在长春音乐学院读书的小舅舅曾经悄悄地告诉我，说夜里饿得实在睡不着，就伙同寝室里的同学们爬到学校食堂的屋顶上偷吃大师傅们凉在上面的干白菜头和干白菜帮子，要不是检讨及时，差点没被撸了团籍……。4、5岁的女孩子已经相当懂事了，开春儿，我常看见姥姥先把粥锅里的米粒儿捞出来留给我，她跟姥爷则把从小贩手里买来的，焯过水的野菜团儿丢进锅里煮开了喝“菜糊涂”，于是我拿着小羹匙坐在外祖母和外祖父中间，左一勺，右一勺地强迫他们咽下我的“大米饭”，便是那一时期我们祖孙三人最大的快乐。有一天下午，我听邻家放学回来的春香和小环姐姐说“榆钱儿”和“杨穗儿”都能吃，就跟在她们屁股后头，跑到丹东市立第一中学大操场边上那一圈高高的白杨树底下，拣拾飘落到地上的扬树花。那么多小孩子，眼巴巴地盯着树梢上随风摇曳的“毛毛虫”，掉下一条就七手八脚地抢成一团，那一天我摔的跟头大概比有生以来摔倒的次数加在一起还要多，泪眼朦胧，浑身暴土，连小辫子都挤散了一条……。如今郭沫若老先生题写的校牌依然庄重地悬挂在该校的校门上，然而过去广阔而幽然的校园，现在却被紧紧地镶嵌在城市繁华的夹缝里，那一圈高高的白杨树还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沧桑，老爷爷老奶奶般乐呵呵地站在那里俯视着眼下顾自穿“耐克”，背“阿迪达斯”，嚼“肯德基”，喝“可口可乐”，全然不知何谓饥馑的新新人类……。那天傍黑，当我抹着花糊脸，捂着上衣下面两个小挎兜里塞满了的“战利品”跑进家门的时候，外祖母一把将我抱了起来，等洗干净了手脸，给我端出来的竟是一碗真正的大米干饭，还有一片早已择净了鱼刺的干烤黄花鱼。
外祖父和外祖母居住的滨江街117号，是一幢屋后带着花园和菜畦，屋顶带着阁楼和天台的日式民居。在姥姥姥爷的寝室里，离炕只有30公分高，却足有60公分宽，180公分长的淡蓝色木质窗台曾经是我的夏日凉床，姥姥或坐在窗台里面的榻榻米上，或坐在窗台外面的葫芦架底下陪伴我的夜晚，充满了美妙的天籁之声和动人的世界童话。姥姥不懂中文，连汉话都讲得颠三倒四的，却一点也不妨碍她拿着中国版的“小人书”用朝鲜话给我讲述上面的故事，于是在我心中便珍藏了汉语和朝鲜语两个版本的“洋葱头”和“星期五”；“爱丽丝”和“小红帽”；“翡翠城”和“小人国”；“冉阿让”和“珂赛特”……。鸭绿江的夏夜是宁静而清爽的，有一天外祖母一边梳理着刚刚沐浴过的头发，一边揽着我坐在天台上仰望苍穹，眩月当空，繁星点点，夜幕似乎因为有了姥姥那一头雪白的长发而显得更加清晰、华丽。外祖母说地上生出一个人，天上就会升起一颗属于他的星星，一旦这个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就会化做流星从太空划过……。没想到刚才还举着姥姥那根漂亮“筷子”，十分得意地给姥姥指点北斗七星的方位和它们水舀子似的连接线的我，一下子搂住姥姥的脖子恸哭起来。那天晚上外祖母笑眯眯地哄着我入睡，却到底也没有问出我为什么哭，但是我想姥姥肯定明白我的心思，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哭。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祖母也经历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故事，姥爷死了，姥姥被下放农村，滨江街117号曾经变成街道办事处。
然而，外祖母是非凡的，她把生产队分给她的那间山村小屋收拾得坐卧有秩，门前种树栽花；屋后养猪喂鸭；房檐上挂满了老玉米，红辣椒，大酱坯子和干豆荚；院坝里种满了青菜，散满了鸡雏，姥姥的日子曾经让屯子里的老乡刮目相看。我参军前的最后一个大年夜是陪着姥姥在屯子里过的，姥姥杀猪宰鸡，酿米酒，做打糕，比老幼齐济的家庭主妇还忙活。那天晚上姥姥洗过头，挽好发髻，穿上洁白的朝鲜族丝绸盛装，把屯子里的“赫尔阿爸基”和“赫尔阿妈妮”（爷爷和奶奶）统统请上了自己的热炕，待酒足饭饱，敲起锅碗瓢盆就开始《道拉吉》（朝鲜民谣，常用来在吉庆节日里载歌载舞）。姥姥沉吟而委婉的歌声回荡在白雪覆盖着的清冷的山野里；轻缦而舒缓的舞姿旋转在柴火烘托着的温暖的土炕上，我坐在已经半醉半酣，却仍然兴奋热烈，尽情歌舞着的老人们身后，痴痴地欣赏着姥姥那到老都未曾改变的高窕而又挺拔的身姿，揣摩着她那一辈子平淡无欲，自信而豁达的大度情怀，姥姥的白色发髻和发髻上那枚古朴的棒型银簪，在山村小屋并不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入伍那天，我从同学们送给我的一大堆影集、手帕、钢笔和书本等小礼物里挑了一个带着粉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我把那一缕外祖母的白发和母亲塞给我的七块钱零钱分别夹进笔记本前后的两个侧袋里，装进挎包，带进了军营。斗转星移，外祖母过世已经30多年了，然而，姥姥的白发带着姥姥的慈祥，姥姥的爱抚，姥姥的温暖和姥姥的味道一直被我保存在自己身边，直到今天，无论在幸福快乐的时候，还是在悲伤忧郁的时候，我都会思念外祖母，睡梦里仍然会像小时候那样不顾一切地扑进姥姥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