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和撒旦的区别:嶺南感舊：睡獅醒了

嶺南感舊：睡獅醒了

2011年04月12日 10:22 南方都市報

　　嶺南感舊

　　● 黃天驥

　　1949年7、8月間，報章上天天報道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解放軍揮師南下的消息。又傳聞國民政府要撤出廣州。那一陣，廣州市面，一片混亂，物價飛漲，盜賊橫行，垃圾滿地。大人們十分緊張，有些街坊又像日寇投降時那樣，湊錢在街頭巷尾，築起木柵，組織聯防。而我們一班無知的初中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到9月，學校雖然依舊開學，但氣氛有點異樣，老師們似乎沒有多少心思上課了，我們則渾渾噩噩，懵懵懂懂，甚至趁機溜號，胡天胡帝，打打鬧鬧。

　　到了10月13日下午五時半左右，我們正在宿舍裏玩撲克，忽然轟隆一聲，天動地搖，窗戶的玻璃也震得格格作響。我們大吃一驚，奪門而出，紛紛跑到操場上。只見東面天空，一片通紅，還衝起了磨菇形的黑煙。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議論紛紛。再過一會兒，便見路人氣急敗壞地奔跑，都説是海珠橋沒了，被炸飛了！

　　海珠橋被炸，這怎麼可能？要知道，它是當時全國最大最先進的鐵橋，橋的中部，可以開闔，它橫跨珠江兩岸，讓江南江北連成一體，是當時廣州的標誌，是廣州人的驕傲。想當初，日本空軍也曾向它扔過炸彈，它雖有損壞，卻巋然如故。是誰喪心病狂，讓廣州人用血汗壘成的大橋灰飛煙滅？不久，又有路人説是國民黨南逃的軍隊，為了阻止“共軍”向南追擊，堆起了十幾噸炸藥，把橋炸斷。再過些時候，就有同學氣衝衝地跑進學校，説海珠橋附近的房屋，都被炸塌，還死了好幾百人。我們這夥正在惶惶然的青少年，嚇得倒吞一口冷氣，家住大橋附近的同學更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誰也想不到“國軍”如此殘忍，讓無辜百姓在剎那間家破人亡！不過，這一炸，把人們對“國軍”的幻想炸碎，也把許多不關心政治的青年炸醒了！

　　第二天一早，幾個大膽的同學，偷偷打開了學校的一扇後門向外窺看，我生性好奇，也躲在後面探頭探腦。馬路上，商店都關了門，只有一個老年乞丐拿著破缽，呆呆地坐在校門附近。黎明時這裡靜悄悄。這時候，我們見到一隊士兵，排成單行，從東向西無聲地行進。士兵們背著步槍，似乎經過了長途行軍，頗顯疲勞。忽然，一位挎著盒子槍的軍人，離開了隊伍，跑到老乞丐的身邊，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饅頭，放進乞丐的缽子裏，然後急急返身歸隊。我們瞥見這軍人的左襟上，別著一小方白布，上面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幾個字樣。這時，我們朦朧地感到了這是一支不同於“國軍”的隊伍。

　　這一天，學校沒有上課。有些住在校外的同學，陸續回到校裏，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論著所見所聞。有人説見到國民黨軍隊，擠在黃沙碼頭，拖南帶女地逃跑；有人説看見有幾個“共軍”(那時的中學生還未懂得“解放軍”的稱謂)，坐在沙袋上吃甘蔗，面前鋪著廢紙，他們把蔗渣都吐在紙上，包起來扔到拉圾桶裏。從他們注意保持地面清潔的舉動中，我們又感覺到這是一支很守紀律的軍隊。

　　當然，同學談得最多的還是海珠橋被炸毀的情景。有人説見到橋身放炸成兩段，橋架支離破碎地倒在江面上；有人説看到了斷手斷腳的屍體：有人説是國民黨廣州衛戍司令李及蘭下令炸橋。總之，大家對海珠橋的被炸，既痛惜，又氣憤。

　　廣州的局面，很快平靜了下來。不久，就出現了許多新鮮事。例如常有解放軍戰士和工人糾察隊，一起打掃街道：學校和商鋪，開始插著五星紅旗，我們曉得這就是新的國旗。特別是在馬路上，常常出現市民敲鑼打鼓慶祝廣州解放的隊伍。有趣的是，隊伍中常有秧歌隊、腰鼓隊，讓我們這些從未見過北方民俗的南國少年，大開眼界。

　　跳秧歌，又叫扭秧歌，跳的人頭上和腰裏，係著白毛巾，兩臂左右扭動，雙腿隨著“嗆嗆，嗆嗆切”的鑼鼓聲，進兩大步又退兩小步，搖搖擺擺地前進。打腰鼓者，則在腰上橫縛著桶形的紅色小鼓，手上拿著兩根縛有紅綢的小槌，大家排列齊整，一起揮動手臂，敲打鼓面，發出“蓬蓬、蓬蓬蓬啪”的聲響。每進三步，便前弓後箭，低挫腰身，略停一停，才又繼續行進。我們對這些從陜北傳過來的民間舞蹈，倍感新奇。很快，大家便在操場上大跳秧歌，大敲腰鼓，還無師自通地玩出許多與眾不同的花式。於是，校園裏出現了歡樂活躍的氣氛。

　　在慶祝廣州解放的遊行隊伍裏，還有一群人舞著獅子。“獅子”一個跟著一個，在鑼鼓聲中昂首闊步，奔騰跳躑，這使我深感詫異。因為，在廣州，每逄節日神誕，店舖開張，人們舞起獅子去湊熱鬧，是司空見慣的事。但讓獅子參加政治性活動，我卻是第一次看到。

　　説來有趣，嶺南人舞的“獅”，其實並不像獅，有人戲稱“舞獅”為“舞大頭狗”，語雖近謔，卻不是無根之談。特別是，近百年，嶺南人還稱它為“醒獅”，其中又大有文章。

　　在我國，舞獅這種伎藝，可分為兩個流派。中原地區舞的“獅”，毛色金黃，兩個舞者把軀體套進獅身，連腿部也包裹得毛茸茸。乍一看，倒真像頭百獸之王。慣常的舞法，是“獅子”搖頭晃腦，撅著屁股，跟著一個手拿火珠的演員悠悠轉轉；或者在搔首弄姿之後，躥上圓球，踩著它轉來轉去，來一番“獅子滾球”。這一類“獅子”，人稱為“北獅”，它舉止儀態，雍容華貴，頗像是馬戲團中被馴化了的動物。其實，我國境內，並沒有獅子，所謂“北獅”，也不是中原的土特産。據文獻紀載，漢魏以來，獅子舞屬“百戲”的一種，它從西域傳入。白居易有詩云：“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奮迅毛衣襬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説的就是這種進口貨。

　　至於嶺南人舞的獅子，人稱為“南獅”，其形態與“北獅”大不一樣。它頭有尖角，眼似銅鈴，雙耳高聳，面目猙獰。嘴下有須，或黑或白，據説不同顏色的須，代表獅的不同脾氣，黑鬚獅剽悍，白鬚獅沉雄。而獅身，則是脖子後拖著的一條彩帔，舞者舉起獅頭左右搖幌，而人身則暴露無遺。在行進時，又有戴著“大頭佛”面具的人，在前引路。它扭扭捏捏，作出種種滑稽的姿態，與威武雄壯的獅子相映成趣。到了一定的地方，“南獅”還要“採青”。所謂“青”，其實是“紅包”，上面綁著些生菜。人們或是把“青”高高吊在樓層上，讓舞者疊起人梯去取，這叫“採高青”；或是把盛著“青”的木盤，放在地上的條凳前邊，讓“獅子”跨上窄窄的橈子上舞弄，這叫“採水青”。無論是哪一種採法，在採青前，獅子都要作出洗臉刷牙搔首叩頭等姿態。當獅子把“青”吃了，人們便大放爆竹，以示祝賀。

　　解放前，“南獅”是不同武館、堂口、社團或族群的標幟。當它出行時，後面總跟著一批手拿刀槍劍戟的大漢，氣勢洶洶，威風凜凜。不同的獅子碰到一起時，友好者便作出揖讓行禮的舞姿。若是遇到早有嫌隙者，或是為了採紅包而爭風鬥勝者，“獅子”便要各顯威風，互不相讓。在慶祝廣州解放的遊行隊伍中，我看到的獅子，是成群結隊，一個跟著一個，你起我伏，興高采烈地前進。而後面跟著的人，手上舉著紅旗或小三角旗，喊著“歡迎解放軍”、“共産黨萬歲”的口號，再沒有人拿刀使棒作護從，這真是從來未有的局面。

　　嶺南人舞的“獅”，分明不是獅。它到底是什麼東西？以我看，這是古代“舞儺”的遺存。早在秦漢以前，民間就有驅除疫鬼的風俗。驅鬼者是“戴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的“方相”，他“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見《樂府雜錄》)。“方相”前邊，有被稱為“倀”的小孩引路，後邊則跟著百十人一起驅鬼。這風俗傳到南方，舞“方相”便演化為舞獅，那“獅”隱然有“黃金四方”和“衣熊裘”的影子，而“大頭佛”則可能與“倀”有所聯繫。

　　古代傳説，有一種被稱為“年”的怪獸，頭有尖角，相貌兇猛，常在春節前後出現，殘害人畜。但人們掌據了這“年獸”害怕紅色和火光、聲響的習性，當它出現時，便敲鑼打鼓並且燃放爆竹來驅趕。又據民間傳説，舞南獅，起源於佛山。這四不像的“獅子”，又稱為“嗹獸”，因為它會發出“嗹嗹”的聲音。人們説，在明初，除夕前後，有怪獸在田間出現，蹂躪莊稼。人們為了對付它，便倣照其猙獰模樣，用竹蔑扎成獸頭，披上彩裘。當怪獸出現時，大家便舉起假獸頭，學著嗹獸的樣子，群起而攻之。這一來，舞動假獸頭的行為，便演化為舞獅。顯然，舞“南獅”者，源於驅鬼，至於“年”和“嗹”，其音均與“儺”相近，這就不難看到它與儺舞關連的痕跡。看來，嶺南人把驅儺與彝族以虎為圖騰的風尚，融合起來，便出現了與舞“北獅”風袼迥異的舞“南獅”。

　　嶺南人，又稱“南獅”為“醒獅”，這固然是顯示它舞態的生猛，其實還有特別的涵義。而首先推出這一稱謂者，乃是廣東人引以為豪的梁啟超。

　　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先生研究，遠在1898年，梁啟超發表演講，説“英人烏理西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縱之臥則安寢無為，警之則奮牙張爪”。所謂佛蘭金仙，是收藏在倫敦博物館裏的機器人，“狀若獅子”，內有機關，“一撥捩之，則張身舞爪”。那時，駐英公使“譯其名謂之睡獅”。梁啟超便以此來比喻先睡後醒的中國。

　　石川先生説，此後，“睡獅(以及“醒獅”)一詞為清末知識分子所喜好並經常使用。”比如黃遵憲在其《病中紀夢寄梁任父》中，便有“睡獅果驚起，牙爪將何為”之句；鄒容的《革命軍》也稱：“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有些雜誌，甚至以《醒獅》為名，“這些都是梁啟超創造發明的睡獅而出現的文化現象。”(參看《晚清“睡獅”形象探源》，載中大學報2009年第5期)。也正是在梁啟超等的啟發下，嶺南人便把那怪獸模樣的“南獅”，稱之為“醒獅”了。請勿小覷這稱謂的賦予，在這裡，老一輩嶺南人把傳統用於辟邪的風尚，和當時的時代精神結合起來，充分顯示出嶺南文化的開放性和創造性。這一個“醒”字，也表達了人們對中華奮起的渴望。

　　當然，小時候的我，和許多舞獅的漢子一樣，對“醒獅”的含義實在懵懵然。當我看到本來用於辟邪祈福，並且多少具有迷信色彩的南獅，竟出現在政治性的遊行隊伍裏面時，只覺得不同以往。而南獅在鑼鼓喧天中昂首奮飆的景象，確使得許多圍觀者熱血沸騰，感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開始，它也體現出嶺南人在政治上的新覺醒。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睡獅醒了！

　　(題簽：吳瑾)

　　◎黃天驥，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