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登死后的故事：统一、核武，两大遗恨

核心提示：原子弹和一个是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是拉登心中永远的痛。毛泽东苦战二十多年，趁二战乱局把中国重新建成了统一的国家，又借冷战的契机把中国建成了核大国。阿拉伯各国，二战和冷战这些历史机遇一个也没抓住，至今连一点统一的影子也没有。

阴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拉登来了”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整个冥界，连那些睡了好几百年的老人们也都聚到了北阿拉伯海，希望能和这位才五十出头的年轻名人见个面，聊上几句。

但拉登的心情不太好。本来他没准备这么早就下到阴间来，因为好多事还没做完，特别是原来准备在临死前和美国人好好辩论一场，让世人都看清楚当今世界霸主的真面目。但没想到，口口声声讲人权、道义、国际法的美国人居然朝手无寸铁全无抵抗的他连开三枪，当着他家人妻小的面送他上了路，没容他对世人说句谢世的话。

见拉登紧锁眉头一言不发，众人想要劝劝他，正好看见毛泽东也在人群里，就把这位在阴间也仍然享有“人民导师”称号的领袖人物推到了前面。

在毛泽东看来，拉登生前的这一套，大体上符合他关于武装斗争、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这一套革命理论。但具体的斗争策略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都不行，不如他当年。见到拉登身穿睡衣两手空空的落魄样，劈头说了一句：“你这个基地总司令，连个枪都不拿，哪像个干革命的样子！”

拉登内心里是很佩服毛泽东的，但听见老毛这样当众数落他，本来就郁闷的心绪顿时转成了怒气，立刻就顶了一句：“你最多也就在家门口的朝鲜和美国打了几仗，你炸过美国本土吗？打过纽约吗？”

老毛一看这位已经死在美国人枪口下的失败者嘴还挺硬，也不准备安慰他了，傲慢地说道：“我当年有卫星，有原子弹，有陆海空三军，要想打美国，我早就打了。1972年我告诉尼克松，我只要有6颗原子弹就够了，谁也不敢动我的中国。你看见没有？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奏效！”

听完这话，拉登不吭声了。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两件大事是拉登和他的战友们心中永远的痛。想当年，近东一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远东一个中华帝国，两个“病夫”国家，在西方的打击下都解体了，都分裂了，都成了殖民地了。毛泽东苦战二十多年，趁二战的乱局把中国重新建成了统一的国家，又借冷战的契机把中国建成了核大国，这才有了今日这个强盛的中国。反观奥斯曼帝国废墟上的阿拉伯各国，二战和冷战这些历史机遇一个也没抓住，各部落划地为国，自立为王，至今连一点统一的影子也没有，只能在内乱和内战中任人宰割，被人分而治之。

毛泽东走了，列宁捋着山羊胡子走过来对拉登说：“你也不用太生气，其实毛泽东最多也就是救了民族救了国，比你强一点，但他也没敢打世界大战，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哪有那么容易？历史证明，我发明的列宁主义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全球斗争运动，我一手缔造的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当年也是什么都有了，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其实我倒觉得凭你那点游击队规模的实力居然也和美国抗衡了这么多年，算个英雄啦！”

列宁的话并没有让拉登高兴起来，他摊开两手说：“你看，我被捉的时候连一把枪都没有，你们以为我就只是搞暴力活动吗？美国不给我机会让世人听我说，其实我也有我的主义。帮帮忙，你们替我把威尔逊大总统找来，我想和他讨论讨论。”

众人一听，齐声喊伍德罗·威尔逊。

威尔逊大总统自1924年下到阴间之后，就一直是里面最忙的人之一。20世纪去世的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无论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他，非要和他辩论当年他推行的“威尔逊主义”之利弊，之意义，之后果…等等。

之所以个个都要找威尔逊先生算账，故事要从百年前的世界说起。

1917年那年他要求美国国会对德宣战，并宣称“世界必须确保民主”，从此以后美国接过了“世界警察”的职位，并且夸下海口要在全世界实现公正和平。1918年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标杆。

吹牛皮谁都会。被美国赶下台的前任“世界警察”英法两个老牌列强，当时就对这位自以为是的愣头青嗤之以鼻，立刻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伟大的傻瓜”。

英法两个老警察眼中的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丛林，强权即真理，只有现实主义，没有理想主义可言。警察就是警察，统治世界靠得就是软硬兼施、巧取豪夺，谁有本事谁当老大，没有真正的公道可言。公道可以当作征服和统治的手段，可以当作假面具，当作遮羞布，当作皇帝的新衣，总之，千万不能当真，不能当作目的。

老警察们的游戏玩了上百年，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新的老大，要重新改写规则，要在国际关系中主持公道。表面上看的确很“伟大”，但其实是个“傻瓜”。

威尔逊大总统在世时曾以固执和决不妥协著称，两届总统任期，顶着“傻瓜”名声领导美国参加了一战，主导了巴黎和会，创立了国联，为当时的黑暗世界带来了一片触手可见的光明。但同时也让美国戴上了Moral Policeman“讲公道的世界警察”这顶高帽，直到今天也没摘下来。

所有这些来找威尔逊论战的人，说来说去，还是围绕着1917年的那几个老问题转圈：国际社会能够实行民主吗？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民族自决”的平等权利吗？如果这个世界需要一两个强国当“世界警察”，“世界警察”本国的利益和全世界的公平正义两者孰高孰低？如果是前者高于后者，那么所谓公道就仍然是假的，仍然会沦为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如果是后者高于前者，那么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又有哪个国家可以承担Moral Policeman这个重担？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宁肯牺牲本国利益也要维持世界的公平正义？

威尔逊当年一鼓作气把美国推上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可上不可下的道德高地，一百年来虽然做了很多好事，赢得了众多喝彩，但却也制造了大量的问题。为了建立一战战后的和平秩序而抛出来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一些从未落实，甚至酝酿成为了二战的导爆索。

因为长年被众人纠缠，威尔逊早已精疲力竭、形容枯槁。当他目光呆滞、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本拉登面前时，拉登原本憋了一肚子的话却突然说不出来了。

俄顷，拉登慢慢地冒出一句：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实现自立自强的民族来说，1917年同时出现了两条道路。你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正在改邪归正，将会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只要听美国的话，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安排；而列宁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埋葬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才能得到解放。

威尔逊回答道：你是想说，我的这个主义虽然好，但却实行不了；他的那个主义虽然不好，但却可以实行。

拉登站起身，拍着威尔逊的肩膀说：我们等得太久了。当年赫鲁晓夫宣布将在2000年埋葬美帝国主义，结果没实现，所以我2001年下令进行9-11攻击，意在提醒你们：如果没有世界公平正义，列宁主义早晚还是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