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惠男小说:熊猫外交记

2011年1月9日，英国皇家苏格兰动物学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签署协议，今年秋季中国的两只大熊猫“甜甜”和“阳光”将落户英国爱丁堡动物园。

这对大熊猫让英国政府和民众异常兴奋。英国《卫报》评论称，对一般的英国民众来说，熊猫的光芒甚至遮盖了中英签订的26亿英镑大单。爱丁堡所有民众都在谈论熊猫，“微博网站上充满了‘熊猫’的字样”。爱丁堡动物园负责人说，两只大熊猫抵达后，将大大提升动物园的吸引力，游客数量可能翻番。而同大熊猫相关的玩具、表演等商业项目也将大受欢迎，创造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据悉，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曾因接收大熊猫，一年之内游客人数便从40万人激增到100万人。其实自20世纪30年代，一代代熊猫就作为礼物从中国去往西方国家，掀起了西方人对熊猫的热情和对它所代表的东方国度的想象。

■ 意外猎物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将一只大熊猫标本带回欧洲。

从20世纪初开始，不断有西方探险者深入中国四川、西藏地区寻捕大熊猫，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克里姆特·罗斯福和小西奥多·罗斯福。在他们后来的回忆录《追踪大熊猫》中记述道：“我们同时对渐行渐远的熊猫背影开枪，两枪都命中。……我们再次开枪，它应声而倒， 但又爬起身，跑进浓密的竹林。我们知道它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让西方人遗憾的是，探险家们带回去的都只是大熊猫的标本或者毛皮。直到1936年12月，纽约时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尼斯把一只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苏琳带到美国。

苏琳的到来给处在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带来了意外之喜。

1937年春，苏琳在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展出，它立即成了城里的大明星，它的每一个滑稽逗人的动作，都成了当时报纸和广播的新闻。人们从各处赶来一睹这只“活着的”大熊猫的风采，参观者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四万多人。参观者当中不乏社会名流，甚至著名的盲人作家海伦·凯勒也亲自前往动物园摸了摸苏琳。

曾经在苏琳的家乡击毙一只大熊猫的小西奥多·罗斯福也带着儿子昆丁来到芝加哥动物园，在看到苏琳后，他动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做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自己的儿子来代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远征中国西部项目负责人赛奇则完全被苏琳征服，他甚至许下誓言：“我这一生将再也不会射杀一只大熊猫了。”

可惜的是，苏琳于1938年4月1日死于肺炎。

后来，它被制作成标本陈列在芝加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 有生命的“玩具熊”

苏琳死去的这一年，曾经担任哈克尼斯夫妇捕捉大熊猫帮手的英国人佛洛依德·丹吉尔·史密斯（Floyd Tangier Smith）在汶川收购了12只大熊猫，其中一半死于运输途中，剩下六只经香港带往英国。除了一只在路上死亡，其它五只平安到达英国。它们分别是乐乐（Happy）、杜贝(Dopey)、格鲁贝(Grumpy)，奶奶(Grandma)和年龄最小的贝贝(Baby)。

1939年1月9日，年纪最大的奶奶在到达英国的半个月后死去。二战爆发前夕，乐乐被卖给了德国动物贩子奥托·福克尔曼，在离开欧洲去美国之前，它一直辗转于纳粹德国的各大动物园进行展览。随后，丹吉尔·史密斯把格鲁贝、杜贝和贝贝卖给了伦敦动物园，三只大熊猫被重新取名为唐、宋和明。

1939年12月18日，宋因病去世，次年4月23日，唐也追随宋而去，动物园里孤零零地留下了年纪最小的明。

明的出现正如苏琳当时在美国造成的效应一样，很快成为了当时报刊上、银幕上、玩具业、旅游业的焦点。玛格丽特公主和姐姐伊丽莎白（也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二世）一起到动物园去看望明，它却毫不矜持地抢夺玛格丽特公主手上的小花伞，接着又仰卧在地上，咧着嘴乱哼哼，然后用前肢捂着它的眼睛，让公主挠它的肚子。

旅居英国的著名中国诗人、作家、艺术家蒋彝在与明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后，创作了童话《金宝和大熊猫》和《明的故事》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和大熊猫的故事。在书中他写道：“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代表。它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善良和友好，有耐心，坚持自我。它已经准备好定居在英国，并与英国人成为永久的朋友。”

蒋彝对明的描述是毫不夸张的。

1940年到1941年，当德国飞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明安之若素地待在自己的小院里，任凭炸弹像冰雹似的落在周围，它不动声色，玩耍自如。为了鼓舞英国人反抗法西斯的士气，摄影师为明拍摄了一系列快乐生活与安然玩耍的照片，它仿佛成为了这座城市团结、镇定、无畏的一种象征。当法西斯的铁蹄逼近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明在报刊上的每一次出现都仿若是对战争的藐视。

1944年的圣诞节后一天，如同它到达英伦半岛的圣诞前夜一样，天空上飘着雪花，明追随他的同伴唐、宋而去。

《泰晤士报》在悼念明的讣文中写道“它是一只最精美的有生命的玩具熊，它可以死而无憾，因为它给千百万人带来了欢乐。”

■ 政治礼物

当大熊猫苏琳和明在西方世界里大出风头的岁月里，为了满足西方人对大熊猫的喜爱与占有欲，他们遥远的家乡成为了西方动物贩子们寻宝的天堂。

从1936到1941的六年间，美国从中国弄走了9只大熊猫。4只在纽约动物园，3只在芝加哥动物园，2只在圣路易斯动物园。他们获得大熊猫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是通过传教士，以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大学为据点，以收购、合作、交换、送礼等名目，组织探险家和猎户进入川藏地区搜捕。

中国当局也开始认识到大熊猫在西方世界的价值。

1941年，为了感谢美国人救济中国难民，宋美龄向美国赠送了一对大熊猫潘迪和潘达。宋美龄在致纽约动物协会会长约翰·狄梵的信中写道：“作为微不足道的感谢，我们通过您向贵国赠送一对可爱的毛茸茸的黑白大熊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向外国输出活体大熊猫。

在伦敦动物园的唐、宋、明死去后，为了填补空缺，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赠予大熊猫的请求，作为交换，他们将给予中国生物学家全额奖学金到英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在更多政治压力下，四川省省主席张群同意在1945年12月协助英国人组织了一个二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分十人一组，深入汶川大熊猫产区捕猎大熊猫。

1946年，大熊猫和中国生物学家一起到达伦敦——这是中国第一次从输出大熊猫上获得实质利益。

从此之后，进入西方世界的大熊猫更多是以政治礼物的方式出现。

■ “共产主义熊猫”

因为“冷战”对垒，具有“共产主义背景”的大熊猫最初只是赠予社会主义盟国的礼物，英美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从中国获得大熊猫。 

实际上，1956年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分别先后两次致信给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的一对大熊猫”。

迈阿密鸟类饲养场主席安东·福礼门在信中写道：“我最感兴趣的是大熊猫……但是我很抱歉我们的国务院拒绝批准我直接和你的国家交换动物。我不知道你们和日本、菲律宾的关系，通过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你们交换动物或许是可能的。”  

为此，北京动物园于1957年5月17日给对外文化联络局写了一封信：“我们应争取和美国大城市的动物园及具有代表性的野生动物贸易机构建立交换动物关系。通过动物交换可使广大的美国人民知道由中国来的动物，借以达到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好。我们可考虑主动提出交换动物的建议。如果能作好适当的安排，我们也可送出一些比较珍贵的动物，如大熊猫、东北虎、雪豹等。毫无疑问这些动物园是极愿意获得中国特产动物的。如果能够实现，则会为进一步扩大我方影响创造条件。”

对外文化联络局回函表示：“在目前中美关系情况下，按照北京动物园所提出的办法，以一二只珍奇的动物与美国动物园交换动物并不适宜。因自解放后，我以熊猫与别国交换动物的，仅有苏联。但考虑到我们一再主张开展各国人民间文化交流，所以也不必正面拒绝对方的要求。”

最终，在各方极力游说下，对外联络局通过北京动物园向美方表示希望双方互相派员到对方动物园直接交换和领取动物，但这一提议却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

1958年，奥地利动物商人海尼·德默（Heini Demmer）以特有的商业眼光抓住了这次机会。芝加哥动物协会告诉海尼·德默，如果他能从中国得到一只大熊猫，他们愿意以2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

据亨利·尼古拉斯在《熊猫之路》（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一书中所写，海尼·德默是将他和妻子从肯尼亚带来三只长颈鹿、两只犀牛、两只河马、两只斑马送给北京动物园，于是北京动物园慷慨地让他从三只大熊猫里选择一只作为回赠，最后他选中了从苏联返还的大熊猫碛碛（回国后改名为姬姬）。

麻烦随之而来。尽管芝加哥动物协会已经与海尼·德默谈好了价钱，但因为姬姬的“共产主义背景”，华盛顿政府禁止姬姬入境。

于是海尼·德默只能带着姬姬一路向北，先后在莫斯科动物园、柏林动物园、法兰克福动物园、哥本哈根动物园短暂停留。作为战后第一只到达欧洲大陆的大熊猫，姬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在法兰克福动物园，姬姬的到来甚至吸引了意大利著名演员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前来拜访。

1958年9月26日，海尼·德默带着姬姬来到了伦敦。因为财政危机，最初，伦敦动物园只打算让姬姬停留三个星期，但后来，在私营企业的协助下，伦敦动物园以1.2万英镑的价格买下姬姬，最终她成为该动物园的大明星。

■ 明星效应

大熊猫姬姬在伦敦动物园得到悉心的照料。

时至今日，英国著名的野生动植物节目主持人奈杰尔·马文(Nigel Marven)仍然记得七岁那年见到姬姬的情形：它住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它只吃由童子军亲自收割的竹子，它的主食除了竹子之外，还有胡萝卜、米饭以及游客带给它的巧克力，它的专属饲养员戴着软呢帽、穿着黑色制服，看起来有些像马龙·白兰度。

人们成群结队地到动物园来看姬姬，姬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英国人的心。

为了给姬姬寻求一个伴侣，1966年3月，分属两个阵营的英国与苏联放下龃龉，达成协议，用专机运送姬姬前往莫斯科“相亲”。当飞机到达谢诺梅捷沃国际机场时，已经有二百多人在等待，其中包括英国驻苏大使、苏联文化部官员、动物园工作人员以及大量新闻记者。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写道：“我曾经去过世界上的很多机场，但从没有任何一位元首或国王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WWF）也看上了姬姬，他们需要一种既有广泛认同感又要在黑白印刷品上具有辨识度的动物作为组织标志，在伦敦动物园红得发紫的大熊猫姬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唯一选择。

此时，在中国，大熊猫的形象得到了政府和全民公认。1961年的《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写道：“大熊猫是中国最著名和最宝贵的动物。”许多以熊猫为名的工厂、产品和艺术品应运而生，最为著名的是南京国营电器厂更名为熊猫电器厂。

进入70年代后，随着西方各国与中国建交，大熊猫成为礼物重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大熊猫黎黎和燕燕落户巴黎文森动物园；1974年9月14日，大熊猫佳佳和晶晶抵达英国伦敦动物园；1980年11月5日，西德总理施密特亲自来北京迎接大熊猫宝宝和天天，一起踏上了西柏林的红地毯……

 当然，最轰动的是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后，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这对大熊猫抵美时，8000名美国民众冒雨前往迎接。当它们初次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与美国观众见面时，动物园前交通阻塞。开馆第一个月观众就达一百一十多万人。1992年，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玲玲、兴兴莅临美国20周年出版了专刊《熊猫热》。

随着熊猫生存环境的恶化，政府担心国内数量本已非常有限的大熊猫日渐减少，自1982年后，我国停止了向外纯政治性的赠送，大熊猫出国只能以“访问”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