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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

2011-05-09 16: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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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待人处世很低调，受教育水平和文化修养都很高。他们对我很好，我对他们也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我仍然是‘反日派’。我一直强调，日本必须对它发动的战争付出代价。”

CCN记者 许夏颖 北京报道

陈默供职于福建省福清市一家报社，平素勤恳低调的他看起来和其他记者没有太大区别。实际上，他经历颇丰，曾在日本东京工作、生活近十年，从饥寒交迫的打工仔到今天成为受日本人尊敬的访问学者。

最近日本的“3·11大地震”，陈默也非常关注，特别是核泄漏危机。此次地震也打乱了他原本的行程。他们福清一行五人受日本京都那边政府邀请，定于4月27日前往日本，考察京都当地的黄檗文化（佛教的黄檗宗，由福清的禅师传入），由于突发的灾难而被迫取消。

在东京期间，因为担心自己的中文会生疏，尽管工作繁忙，陈默几乎每晚都会坚持写一段类似日记的文字，待他返回中国时，已陆续积累了三十余万字。进入报社工作后，在总编辑的鼓励下，陈默将自己在东京的经历与感受整理成文，以《东京生活的日子》为题，从2002年10月起在报纸上进行连载。

“毕竟在东京生活那么多年，我也是用心在感受那个民族。那个国家的人情风俗，他们的先进技术，国民的素质等等，我也很用心去观察.。”陈默说。

“一切从头再来”

即便有人知道你过去的辉煌，但在日本这个只问今天，不问过去的社会，一切都只得从头再来

1989年，抱着增长见识，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想法，陈默放弃了国内“体面”的工作，东渡日本。

彼时正是福清人前往日本的高峰期。日本的语言学校为了吸引生源，允许留学生半工半读。于是，众多中国人怀揣淘金梦，以留学的方式赴日，谓之为“洋插队”。

一下飞机，陈默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傻瓜。电车、Taxi、投币电话，以及先进的公共设施，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均难得一见。

前后花费二十余万日元（约一万人民币）后，陈默获得了在语言学校注册半年的资格。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就读语言学校后，交通、伙食、住宿以及后续学费等必要开支加在一起，月花费至少在八万日币左右。

因此，尽快找到一份工作维持生计，成为留学生们的首要问题。每天学校课程一结束，陈默和他的同学们就像冲出牢笼的困兽，直奔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为“找工”四处奔波。这是前辈总结的宝贵经验：越是繁华的地方，机会也越多。

寻找工作的过程最初并不顺利。来日本之前，陈默是某电力公司政工办月薪78元的国家干部，手握人事大权，充满优越感。但到了日本，他和几乎所有初来东京的外国人一样，在日本人眼中不值一提。

陈默及同伴沿着餐馆、饮食店、商店一路问来，回答仿佛是商量好的千篇一律：不懂日语不要，外国人不要。每当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无功而返时，那种消沉、失落的情绪令陈默至今回想，仍然唏嘘不已。

“即便你有多么辉煌的昨天和学识渊博的才能，但在这里无人知晓！即便有人知道你过去的辉煌，但在日本这个只问今天，不问过去的社会，一切都只得从头再来。所有的这一切，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和忍耐：在希望中等待，在失望中忍耐，在绝望中咽下泪水，重上战场。”

为了尽可能节省开支，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把饮食业工种作为找工的首选目标。看中的仅仅是一顿工作所能提供的免费午餐或晚餐。自己花钱吃饭时，陈默们会选择廉价的面包皮、芥麦面和相对便宜的鸡蛋作为食物。时常有人因为营养不良而住进医院。

在陈默最为失落的阶段，除了找工作，尽管身处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但雄伟的富士山、繁华的都市、整洁的街道、迷人的霓虹灯，《追捕》中令他神往的新宿街景，一切似乎与他毫不相干，即使身在其中也觉得无比遥远。

不懈的努力后，陈默终于找到来日本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餐饮店当服务员。每天工作七个小时（下午5点至晚12点），时薪七百日元，外加免费供应一顿晚餐。

“被日本改变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日本改变的，这来自于初来东京所经受的种种磨砺，而非国内的一三五政治学习和有报必读。

从语言学校毕业后，由于一场重病，陈默没有上大学，而是去了一家专门学校学习摄影。为了获得更多收入，他在东京大饭店和一家杂志社同时兼职。

随着居住年限增长和日语水平的提高，陈默对日本的观察，从高耸的建筑这些物质表面，逐渐深入到日本的文化、民族性格等层面。

来东京前，陈默对日本知之甚少，接受的教育也是日本人特别坏。陈默坦言，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在日本改变的。对外国的重新认识，来自于初来东京所经受种种磨砺，而非国内的一三五政治学习和有报必读。

“像我这样年龄都是生活在毛时代，绝对相信共产主义理念和信仰。出去之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比我们进步，人民生活那么的好，他们的民主与自由超过了我们当时所能想象的。”

在陈默的记忆中，以往所接触的教科书中，所描述的资本家无一不非常残忍，唯利是图。

但丰富的打工经历让陈默总结出一条定理：越大的资本家，也就是工厂里所说的老板、经理越和蔼。

这让陈默感受到日本这个高组织化、高效率的工业社会中人情脉脉的一面。他记得，有几次，因病没有上班，老板平素很严格，以为是无故旷工，很生气。当他解释自己确实生病了，把病历单给他，老板不仅认为他应该休息，还拿出五万日元给他，起初他不敢接受，后来才知道，在日本，老板对员工的困难给予补助，并非局限于过节等特殊时间。

日常生活中，令陈默印象深刻、交口称赞的还有日本各行业服务水平的一流。比如到银行里去办事，由于是留学生初来乍到，语言不通，银行会有专人进行协助。想开设账户，或者要求提供其他服务，用汉字写在纸上，工作人员看过就能理解。

在东京的商场，想看什么，就让营业员拿，包括钻石、黄金戒指等等。陈默说，他们看手表，有的手表售价达几千万日币，营业员会把这款手表的来历说得清清楚楚。即使逛一整天不买东西也没有关系，营业员会服务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医院也不例外。陈默住院时，有位护士小姐，给他挂瓶的时候，打两次都没有打准，打第三次的时候，陈默觉得点痛，皱了皱眉头。没想到，护士小姐立即跪在病床前，向他道歉说，非常对不起，因为我的疏忽，给您造成了痛苦。

“规则大于一切”

任何违反规定的“改革、创新”，即便可以给日本人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对你来说，也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谈及对日本人的整体印象，陈默觉得日本人的待人处世很低调，受教育水平和文化修养都很高。

日本人的高素质首先体现在对公共秩序的遵守，日本地铁出站口有的士停靠点，队往往排得非常长，但不会有人想到不去排队，就是有外国人去插队的话，他们也是笑笑而已。

大地震以后，陈默看到日本人仍然在排队的新闻报道，他觉得大灾难来临面前，最能考验个人的素质。这也勾起了他对东京生活的回忆。

“某个星期六中午，我从超市购物后走路回家，由于带着耳机，听不见外界声音。突然我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迎面走来的人都要靠边走？过了一两分钟我才反应过来，肯定是后面有车。果然有辆轿车跟在他后面，按照他行走的速度缓慢行驶，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就深深地给司机一个鞠躬。他看到我，突然也停下来，也给我深深的一个鞠躬，然后开走了。”

“再比如要在哪里建一个工厂，中国现在顶多也就举行听证会，而在日本，相关方会在电视上公示数学、化学公式的计算，用数据来说明这种成分会不会对空气造成污染，造成污染的话会不会随着风飘向什么地方，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既反映了日本国民的较高的文化水平，也从侧面折射出日本人严谨的性格特点。日本人很忠诚于上级，如专业人士研究出一套工厂程序，工人就必须按部就班地做，不能怀疑。

Murakosi（姆拉克西）工场做工的经历，让陈默看到了日本人“不近人情”的一面。在他们看来，制度就是制度，谁也没有超越的权利。

某年大年三十晚上，为了降低工作强度同时完成当天生产指标，在该工场打工的中国和马来西亚留学生，联手省略了部分工序，没想到竟然通过了次日的产品检验。陈默他们暗自欣喜，觉得日本人很笨。

就在陈默们“洋洋得意”时，不多久工厂以表现欠佳为由辞去了部分临时工，并拆除了可以省掉工序的机器。随后，打工的留学生们每“技术革新”一次——省略工序，总会有人遭到辞退。最后他们发现，原本几十个人的车间，只剩下不到二十人，工作强度反而空前加大了。

原来工厂的管理者经过严密的论证，报到总部，经过研究后，才觉得省略工序的做法可行。但陈默他们的“技术革新”，反倒为日本人提供了裁员、减员的机会。

“在东京打工，不要投机取巧或耍小聪明去偷工减料、移花接木，也不要随意改变操作程序——即便被改变后的操作程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你在算计日本人的同时，日本人也在计算产品的价值。任何违反规定的‘改革、创新’即便可以给日本人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对你来说，也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夸大的敌意”

日本民族对我很好，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对他们也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我还是‘反日派’。我一直强调，日本必须对他发动的战争付出代价。

中日两国由于历史的纠葛，当代的摩擦，使得两国对双方的相互认知，不仅充满差异，还存在误解。

就陈默的观察，整体来说，日本大和民族的确有排外思想，但不仅针对中国人，对韩国人、台湾人等等都如此。但是具体到企业和个人几乎没有这类行为。至少就他个人经历来说，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一次，陈默打电话咨询工作，问对方是不是在招临时工？店长问他是否为中国人，答曰外国人不要。但可能由于紧张，对方把“外国人”（gaikokujinn）说成“外人”（gaijin），语境就完全不一样了。陈默听了非常生气，说不是叫“外人”是叫“外国人”，电话那边马上连声道歉。

说起日本的右翼势力，陈默觉得国内的报道将他们夸大了。其实右翼团体每次也就几十个人，顶多一百多人在中国大使馆面前举个旗子，喊高音喇叭，无非也就这样而已。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有时还会雇一些人，装成爱国者站到卡车里招摇过市，好像声势很大的样子，其实中国的报道是夸大其词了。

相反，每年的8月15日，日本全国都要举行反对核战，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活动。每年五一节的时候，日本的大型公园会举行劳动者集会，整个东京会播放国际歌，参加的劳动者都是举着“世界和平”的旗子，陈默觉得，据他首次到日本至今这二十多年的了解，要求和平的声音还是在日本占据主流。

“我们经常碰到那种老年人，因为我们一说话，他们就知道我们是外国人，一听是中国人，老年人都会深深的鞠躬，说过去战争给你们增加了麻烦，向你们谢罪。”

至于像爱国党，右翼分子，他们也有其言论自由，实则不必过于介意。陈默说，他介意的是指比如政府高官，内阁成员发表了错误言论。公民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法律并未禁止，但是如果以政府身份进行参拜，当然是不合适的。

目前，陈默的大半个家庭都定居日本，包括他的母亲。每年，陈默都要回日本探亲。

“日本民族对我很好，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对他们也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我还是‘反日派’。我一直强调，日本必须对他发动的战争付出代价。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虽然）政府已经答应放弃赔款，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民间索赔，那是非常巨大的数额。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让日本赔款，它就会觉得随便就能发动战争，也就不会吸取教训。”

 （本文参考陈默《东京生活的日子》部分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