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追捕字幕:宁波游记:鹤鸣九皋——古镇鸣鹤场(全本) -- 商略的一起游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2:16:17

鹤鸣九皋——古镇鸣鹤场
 
1、鸣鹤古镇
 
鸣鹤古镇、杜湖和金仙寺,都是突然而来,是柳暗花明后的又一村。在经过漫长的乡村之途,穿过了杂乱、嘈杂、世俗、忙碌的现代生活之后,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闲散的古镇,这样一个安静的湖泊,这样一个黄墙古柏的寺院。一种不适应——突然地面对着世界的两极——世俗和世外的两重天。明镜一般的杜湖,山间湖畔荡漾着的寺院钟声和南无之声,古镇小桥上的光阴在一脉溪流中无声地消逝,这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寂静和闲适,尤如图画一般。人们会惊奇于这不真的画面,惊奇于柳暗花明的瞬间转换。
 
这种突然的不适应,令人无语,陷入无端的沉思之中。这一条干净、平坦的水泥路,让你很舒服地沿着弧形的湖畔深入它的人文历史之中。尽管你尚无法探究周遭的五磊寺、杜岙的虞氏故地和上林湖的越窑遗址,但你已能闻得出这幽远的人文气息,感觉得到杜湖之畔的扑面水汽,甚至你能看到古镇鸣鹤上空散去的阵阵炊烟——千百年来的生活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这不是无人居留的荒芜遗址,而是一部依然被书写着的历史。
 
鸣鹤之鹤,唐宋之时就杳杳飞远了,但鸣叫之声仍回旋于九皋,不绝于世间。这是文明残余的碎片,是你不可探究穷尽的矮墙、古桥、流水和院门紧闭的前朝故事,是古老的闲适生活在世俗的最后保留。这样的生活似乎是我所熟悉的,它存在于我的记忆,或是历代的文丛之中。但它却是不可求的,像失踪的桃源,无政府人士的乌托邦。
 
作为一个短暂的过客,作为一个无法掌握其历史脉络的“外乡人”,我所喜爱的程度或许上升不到生命的高度。但它似乎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对它的似曾相识似乎前生就已光顾。因虞氏之故,因弘一之故,因这高墙深院、曲弄幽巷、小桥流水的气息之故。
 
鸣鹤简介:
 
鸣鹤古镇,因唐虞世南重孙虞九皋而名。唐时,虞九皋自余姚虞宦街(今新建路向北至宪卿第一带)迁一支于杜湖之畔,遂成村镇。虞九皋,字鸣鹤,体质文弱,进士及第后不幸病逝,为追思虞氏家族之遗风,遂将“鸣鹤”冠以乡名至今。鸣鹤场地处原慈溪县北侧,故称为慈北鸣鹤场。

鸣鹤镇解放前属余姚所辖,五十年代规划至慈溪。它位于五磊山下,杜湖、白洋湖之滨。古镇在唐宋时为浙东主要盐场,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设有鸣鹤盐课司,故当地人又习惯称之为鸣鹤场。镇内河道纵横,横跨有明代古桥七座,沿河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明清住宅,商贾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高墙深院,曲弄幽巷,四合院,走马楼,人字坡青瓦顶,马头山墙,其风格与宁波一带略有不同。宅内雕琢精致的花格门窗及石窗等极富韵味。

古镇建筑除明清时期的官宅民居外,还有祠堂、庵、寺及横跨河上的岳庙等等。背倚崎山、面临白洋湖的金仙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寺内天王殿、大殿、玉佛殿等建筑巍巍壮丽,寺前有七座石塔立于湖水之中,别具风致。杜湖南岸的杜岙解家村为虞氏故里,后“舍宅为寺”,名定水寺,尚有遗址可寻。杜湖的东西两厢有五磊山、栲栳山雄踞,山势幽深秀美,多奇峰异石、山泉飞瀑,著名的有鹁鸪石、狮子岩、三石门、小石城、象眼泉、白龙潭飞瀑等等景点。坐落在五磊山象王峰腹部的五磊寺,始建于三国赤乌年间(238-251),为我省最早的寺院之一。古镇辖境内还有南宋著名学者黄震墓、石马弄窑址、枫树湾窑址、栗子山窑址等等文物史迹,毗邻上林湖青瓷越窑遗址。















注:以上图片皆出自于网络,其中前五张为“下雨天”所摄。

2、金仙寺与杜湖

杜湖,古称杜若湖,现在的平湖高坝,将其分成里、外两湖。据文献记载,杜湖之名,始于汉光武帝年间,其后屡加修浚,始成今貌。湖边多古迹,有虞氏故里、袁韶之墓、金仙寺。湖通上林,可抵青瓷越窑遗址。杜湖之美,不仅在湖,而且更在于湖山相映。有“清翠扑阑干,烟篁露未干”之句,说的便是湖山映衬,相得益彰。

作为植物的杜若,据说有好几种解释:有称蔷薇科者,淡紫色,花期短;有称马兜铃科者,亦名杜衡;有称鸭跖草科者,亦名竹叶花;有称姜科者,学名高良姜。明以前的《本草图经》,提到的杜若是“叶似姜,花赤色,根似高良姜而小辛,子如豆蔻,二月八日采根暴干用。”可杜若究竟是哪一种植物,至今都无法确凿地考证。明代之后《图经》也不再提及,它的名称还在,而它的真实形体似乎在世间蒸发了一般。杜若一词,出现文学典籍中最多的是屈原诗歌,诸如“山中人兮芳杜若”、“搴汀洲兮杜若”、“华采衣兮若英”。无疑,这是一种美好的花,有幽远长久之香,却是隐居山间而不易寻访。那么,杜若湖之名,是否出自于“山中人兮芳杜若”呢?它的安静、和温和,无不散发出古隐士的芬芳。

湖畔有寺,名金仙寺。金仙之名稍俗,似乎隐士手上的一枚金戒指。奇怪的是,有乡人告诉我说,金仙寺是五磊寺之下院,我现存的资料里都正式地提及这一点。金仙寺在湖之东,因而它能更早地享受到日出的第一缕光芒,那时的湖水还在寺院楼阁的阴影下,睡梦中轻漾着涟漪。在弘一到来之来,金仙寺似乎没有从杜湖吸取到一丝安静、芬芳的隐士之气,杜湖也没有从邻近的金仙寺里沾到半点金气和仙气。它们各自存在,互不干扰,只有每近傍晚时,寺院的钟声让这湖泊荡起些小小的波纹。

金仙寺为世人所注目,是因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弘一法师屡次开设道场。据载,弘一大师在慈溪学法弘法,最先是金仙寺,时间当为1930年秋。金仙寺主亦幻法师曾有《弘一大师在白湖》(载于1943年大雄书局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一文记载:“弘一大师在白湖前后住过四次……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后的来去,亦多在春秋佳节。”弘一大师是自上虞白马湖来到金仙寺的,但早先他在永嘉之时就已有心来此。“他因为在永嘉得到我在十八年冬主持慈溪金仙寺的消息,他以为我管领白湖风月了,堪为他的烟雨同伴,叫芝峰法师写一封信通知我到白湖同住。”果然,后来在金仙寺,弘一大师与亦幻法师真的相邻而居了。“我那时真有些孩子气,好偷偷地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发出诵经的音声,字义分明,铿镪有韵节,能够摇撼我的性灵,觉得这样听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有启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无疲容。”待静权法师讲经结束,弘一大师便也离开金仙寺。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第二次来到金仙寺。不久,他就去了五磊寺。农历九月,他又一次到了金仙寺。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件对他来讲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即编创了一改当时靡靡之音的《清凉歌集》。弘一大师再一次到金仙寺,是在1932年春。这次他是要发心教人学习南山律。并于1931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与寺主订下契约。后来因与五磊主持性愿法师在开设南山律院产生分歧,遂离浙赴闽,终未回来。

即使弘一法师驻锡金仙寺的前后时间不过二年,但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寺院的历史。只有弘一师驻锡的金仙寺,才配得上屈灵均笔下的“山中人兮芳杜若”啊。我想,千百年来,这“山中杜若”不曾从这亭台楼阁、飞檐回廊的金仙寺得到清净和智慧的浸濡,只有后来弘一师的律宗教化之声,才让如今的杜湖如此安静、温和和渺远吧?





3、五磊寺
 
自外杜湖出,便是沿着里杜湖的弯曲山路。两边风景奇佳。左边是植物茂盛的山体,右边是碧绿幽静的湖泊,我行走在山水的隔缝间。事后写下《杜湖》一诗:
 
我喜欢这沿湖的小路
水泥的,石子的,如果有柏油的
那就更好,可以听见
车轮子滋滋地响
一整个上午就可以闻见
这粘稠和凉爽的清香
车轮拂过了野草尖,昆虫逃离
而湖水依旧平静
阳光下,没有船只也没有落叶
因为是夏天的开始部份
阳光只能够到杜湖的皮肤
看不到皮肤下的鱼,它们更深
路边写着:禁止垂钓
当沿着我们的左边,五磊寺的下院
那澄黄色的围墙
进入了湖边的弧度
甚至可以看见湖中间
那个向心力的点,浩淼而微弱
当我们遇到了坡度
那便是脱离它的时候了
或者干脆就忘了它
忘了它不甚安全的吸引力
如果运气好,我们在半山上
还能碰到一二只没见过的鸟
从左边的树枝,飞到右边的树枝
或是迎面碰到一个骑单车的男孩子
双手同时握着车把和冰棍
脸晒得通红,还唱歌
飞快地,消失在我们的身后
 
如果说在没有抵达五磊寺之前,山间公路带给我们的是身处自然的快乐,那么在购买二十元的门票之后,五磊寺所能给予的,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等价交换。——出乎我的意料,五磊寺没有开辟一个资料翔实的“弘一法师陈列室”。除了厢堂一侧的墙上悬着法师中年时的素描,我再也找不到他的丝毫痕迹。寺院似乎并不在意弘一师的曾经存在,尽管他们在门票上比较醒目地注明弘一法师曾驻锡于此——这种醒目,接近于诱饵一种。
 
这个被冠名为“讲寺”的寺院,和祖国各地的小寺庙一般,寺内的僧众都服务于寺外百姓的水陆道场,以获得捐赠之外的额外收入。因为生意火爆,寺院的弘法宗旨最后都改变成了赢利最大化,大量的法事耗费了年轻僧人的学法时间。我询问过道场间隙的几个小僧人,他们知道弘一法师,却无法言谈法师之事——他们似乎对此毫无兴趣,对法师之生平没什么了解。一个僧人甚至坐到了池边的栏杆上,抽起烟来。
 
在更早时候,在我还没有来过五磊寺之前,我就对弘一师为何来鸣鹤场的五磊寺感兴趣,为他后来为什么要离开五磊寺感兴趣。各种资料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当时的矛盾,但隐约透露着其中的一丝玄机——这就是我在前一则文章里说到的,法师因创办南山律学院,与寺主方在经济原因上产生的较大分歧。闽南佛学院刊出的《弘一大师对律学的贡献》一文中有如此描述:一九三一年,大师住在慈溪五磊寺,此寺地处山巅,环境幽静,创立学律道场,最为适应。当时有亦幻法师最初产生这种设想,就与此寺住持栖莲和尚商议,并取得大师的欣然允许,拟兴办南山律学院,三年为一期。讲授南山三大部。由栖莲和尚与亦幻法师前往上海筹募开办费用,得朱子桥居土慨允,助以一千元,嗣后仍可设法。不料栖莲和尚起了贪心,以为此举有利可图,因此在上海定印了几本大而且厚的缘簿,请大师撰序言,拟广为捐募。又律院请安心头陀当院长,他要严格实行托钵乞食制,大师以为过于注重形式,太无谓了,于是飘然离去。南山律学院昙花一现,大师受此打击,精神不安。过了二年,大师在厦门妙释寺讲《四分戒本》时,曾述及此事,并提出将来培育律学人才的方针和愿望。大师说:“甚愿得精通律义之比丘五人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弘律责任即竟。故余之讲律时,不欲聚集多众,但欲得数人发弘律之大愿,肩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生之事业者,余将尽其绵力,誓舍生命而启导之。余于前二年既发弘律愿后,五月居寺即由寺主发起办律学院,惟与余意见稍有不同,其后寺主亦退居,此事遂罢。……以后即决定弘律办法,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等。
 
这一典故,和如今寺僧不守戒不弘法,却热衷于水陆道场之利润,有何等的相似啊。弘一至今,已近八十年,而五磊寺的“拜金主义”色彩仍未得到改观,令人叹息和失望。其实,我也分析我的失望,并不在这区区二十元的门票,不在他们的水陆道场,不在于他们不守戒不弘法,而仅仅是没有能为弘一师提供一间小小的陈列室而已。尽管五磊寺在名义上还是宁波一带天台宗的发源地,但释氏的妙法莲华一宗能容忍下他们这样的所做所为吗?
 
除了叹息和失望,我几乎是带着三毒之“嗔”离开五磊寺的。沿途风光再也引不起我的任何兴趣。直至数月之后,在上虞白马湖畔游历过“晚晴山房”后,这种怨忿之气才稍稍平复。
 
五磊寺资料:
 
五磊寺属密家埭石湫头,位于杜湖东侧,和金仙寺上下对应。清雍正《慈溪县志》载∶“五磊寺,吴赤乌间有梵僧那罗延结庐修静,唐文德间僧岑建,名灵山禅院。”康熙《五磊寺志》所载与雍正志相同,说明五磊寺三国赤乌年间开山。五磊寺周围,还有不少与那罗延相关的遗迹。内五峰之一的牛角峰顶东南坡上有一石洞,相传为那罗延田石为墙面壁坐禅处,人称“祖师洞”。寺西天峙峰麓“剩口湾”有那罗延尊者塔。塔柱上刻∶“开山那罗延尊者之塔”九字。

唐僖宗文德年间,寺僧募资对寺院进行了扩建,名“灵山禅院”。宋大中祥符初年,敕赐寺额“五磊普济院”。宋仁宗天圣九年僧岑继募资修葺,去残布新,殿堂焕然。旋由云们宗六世智环禅师任住持,传讲云门教义,深山古刹,自此渐令人瞩目。五磊山清幽景色,奇丽风光,遂使朝野名士,行吟忘返。明永乐年间册定全国寺院名称,五磊普济院改名“五磊禅寺”。明万历四十六年住僧守智、福顺募资重建寺院。明末,国事多故,载火时起,朝政不修,民生维艰,致佛事衰落,寺院渐废。

清顺治四年,五磊寺达变禅师在窑房山建普同塔,计三顶三塘,上盖瓦房,并函请其曰“寝息诸缘”,请释真头书联∶“一穴共埋千僧骨,四时常覆万松荫。”司后,每逢望,寺僧均于塔诵经超度。同期,建砖窑于普同塔旁,专为寺院修建烧制砖瓦。今存遗址,沿称“窑台”。顺治六年,达变禅师圆寂,五磊寺由拙岩法师接任住持,二十馀年间,撤旧创新,百废俱举,寺院扩大,佛事兴旺,自顺治六年至康熙十年二十余年间,共修葺、扩建殿堂楼客一百四十间,使寺院规模恢宏,造型庄严,吸引四方信众,一时间香火鼎盛,佛事兴旺,五磊寺遂成为浙东名刹,十方丛林。

咸丰三年,大殿及其两侧建筑,尽毁于火。后难募资重建,规模已非昔比。同治、光绪两朝,政局动荡,载火频起,佛事渐衰。延至清末,寺院废驰,香火式微。时寺院讲法檀越页鸿年、吴作贤辈图挽残局,乃请鸣鹤场金仙寺住持炳瑞法师兼主寺务,始稍有起色。宣统三年,天台宗四十三世法司谛闲法师莅寺主持讲席,弘扬天台宗教义,改寺额为“灵山讲寺”,五磊寺遂转为天台宗道场。民国三年,炳瑞法师由金仙寺迁五磊任住持,遂重建大雄宝殿,次年建成。自民国四年至十年先后拆造、重建殿堂,修葺已倾圮殿宇,共计大小八十馀间,并同时收回典地,翻恳竹山,植树造林,整敕寺规,佛事随之复兴,法宇再护重光。

民国十六年,谛闲法师复监五磊寺主持讲席,并设坛传戒僧徒,慈溪、象山、镇海、余姚、奉化等地僧徒百馀名到寺剃度受戒。民国二十年春,金仙寺住持亦幻法师,倡办律学道场,并邀弘一法师至五磊寺主持“南山律学院”,弘一法师乃于是年农历五月至五磊寺,授菩萨戒,发弘律誓愿,开办“南山律学院”,后分岐未果。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谛闲法师在宁波观宗寺圆寂。其法徒炳瑞、宝顺等将灵会迎至五磊山,并于寺东牛角峰下建塔,民国二十六年,炳瑞法师迁金仙寺养病。至民国二十八年,炳瑞法师回寺仍任住持。现五磊寺改名为“五磊讲寺”,四字由赵朴初先生所题。


















 
4、虞氏故里
 
虞氏故里,在杜岙。在当地政府所立的碑文中,被称为“世南故里”。
 
虞世南(558一638),字伯施,唐初越州余姚人。隋大业初授秘书郎。入唐,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弘文馆学士。贞观七年(633)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授银青光禄大夫,世因称“虞秘监”或“虞永兴”。虽然当初的鸣鹤场隶属于古越州余姚县,但近代从事史志之大儒皆考证出虞世南并不是出生在鸣鹤,甚至有没有到过鸣鹤也是件难以判断的事。现今的慈溪市政府且能排除万难,把虞永兴拢为已有,对慈溪人来说倒也无可厚非,但对于如今年轻一代实是误导至极。虞氏家族一支,自余姚县城虞宦街迁居至鸣鹤,应是虞永兴重孙虞九皋的事了,而且鸣鹤也因虞九皋字鸣鹤,命名其居住之地。当时命名之时,不可能有放大而抓小,弃永兴而用鸣鹤的道理。
 
误导归误导,但慈溪市政府打造文化大市之心,倒是值得许多对文化和历史漠不关心的官僚们学习。现今的慈溪人民,是没有任何历史归属感的人民,因其大部分地域在解放前属于余姚。而解放后重新规划县境时,宁波地区把原慈溪县城的慈城划拨给了江北区,而另辟浒山镇为慈溪县人民政府所在。但这浒山镇,原本也是余姚县所辖。这就导致了日后的众多尴尬——就像口口声声是余姚人的余秋雨,现今的出生地却是在慈溪;严子陵所葬客星山,他的墓体却被规划到了慈溪;原慈城之名,因大隐董孝子之事,而大隐现却属于余姚。一个凑合起来的新县境却冠之一个旧名字,就产生了如今民间所说的“慈溪不慈溪”的境况。
 
鸣鹤一地,因虞九皋而命名。虽然在其故里立上了“虞世南故里”之碑,但我觉得应改为“虞氏故里”为适,虽然混淆了些,但不至于误导历史。虞氏故里在一片竹林中,除了无边无际的竹,就是无边无际的“虻飞”。我奇怪在这片幽静的谷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虫子。它们似乎是一下子多起来的,就在我们看到虞氏故里碑刻的时候。
 
那里只有两块碑。一块是竖碑“唐虞秘监故里”(背刻咏蝉之诗),另一块是横碑“虞世南故里”。这内容重复的两块碑,似乎是在强调和重申着什么。但历史是不会因为这样多矗上几块石碑而被改变。历史是真相,没有什么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其已经存在的事实。在慈溪市政府矗起内容重复的两块“世南故里”碑文之时,余姚政府却拆毁了整条虞宦老街,并且更名为深具时代特征的“新建路”。那么,慈溪市政府的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努力,是不是要比余姚市政府更加值得称道呢?这可真是件呜呼哀哉的事啊。










 
5、袁韶墓遗址
 
袁韶,当初被朋友说成袁绍,我觉得不可思议,这就像关公遇到了秦琼。袁绍是汉末之人,而袁韶却生活在南宋的半边江山中。两袁之间,有无血脉关联不好说,却都同样出生在一个动乱和衰败的朝代。袁韶,字彦淳,鄞县人,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嘉泰中为吴江丞。嘉定四年召为太常寺主簿,累迁户部侍郎、户部尚书、临安府尹,理讼精简,里巷呼为佛子,平反冤狱甚多。绍定初拜参知政事,出为浙西制置使,端平初提举洞霄宫卒,后以郊恩,累赠太师越国公。《宋史》、《嘉靖府志》、《鄞县县志》均有传略。
 
史载之袁韶墓,营制规模较大。陵墓依山而建,砌台阶,建明堂,筑石亭。神道自西向东长约一里许,沿途设石牌坊、华表柱;墓前依次排列文臣、武将石翁仲各一对,石马、石羊、石虎各一对和拴马石一个,气势恢宏壮观。自1958年始,因建设里杜湖水库需要,当地政府把石牌坊、华表柱和陵墓外围砌筑的石料逐步拆除,移作他用。80年代初又遭大肆盗挖,致使遭受严重破坏,墓基荡然无存。
 
自虞氏故里向袁韶墓,不过里许。路途虽短,因前几日大雨而泥泞不堪。除了闷湿之水汽,还有植物腐烂的酸臭味。我们小心地行走在泥路两侧稍干燥些的地方,有时会遇到几个收工回村的农人,就只好侧着身子,或是索性跳到路边的庄稼地里。不多时,我们就看到了一对石马和一个武将石翁仲,而一对文官石翁仲的头颅早已被割去。据说村内还有石虎及拴马石各一个。
 
半匹石马陷在泥土里。近二公尺高、重近三吨的武将石翁仲,在前几年被偷去了一个——那是墓园里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个。剩下的一个武将,孤单地站立在竹叶密集的缝隙里,头顶着枯叶和鸟屎,铠甲散发郁郁苔藓。如此魁梧、笨拙而又无用的身体,恐怕是走不出这栅栏一般的竹园了。再向里去,就能看到高于地面的封土,和一块今人所立碑刻。这残破和荒凉的景象,我想就是太师越国公袁韶在七百年后的“身后事”了。在宁波文化遗产保护网的介绍中,袁韶墓被定义成“慈溪市境内至今唯一幸存的封建王侯将相墓”。
 
袁姓,在四明算是个大姓。据《袁氏宗谱世序》载,袁姓在宋时分四支,而鑑桥一支因袁韶而最显。袁韶子似道,似道子洪,洪子桷。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晚年又号见一居士。曾求学于王应麟、戴表元、胡三省等大儒。入仕后任丽泽书院山长,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元朝泰定元年辞官归里,死后谥文清,其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后鑑桥袁氏又分三支:一分慈溪竹江渡,二分寨岭今江口,三分象山金鸡岭。其中慈溪竹江渡一支,后来诞生了(清朝)诗人袁枚。当时初见袁韶之墓,就觉得和清代慈溪袁枚可能有所瓜葛,回来后查索,果其然。
 
关于袁韶墓,除了那些附着青苔的文人武官的石翁仲,除了幽暗、酸臭的植物腐败气息,我再也回忆不出什么来。那些残留的历史和文明碎片可能会带给后人一些值得考证的线索,在从事史志研究、发掘前朝文化历史的学者们手里,它的价值超过了任何数量的黄金和宝石。但在1958年,它的价值仅仅等同于围堰筑坝的“土石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它的价值等同于谣言中六斤八量重的黄金头颅;本世纪初,它的价值又体现在盗贼的铤而走险上。这些碎片的保存,即使就今天的环境来说,困难程度要甚于刀耕火种的时代。机械、贪婪、麻木、功利、钱财,这都在或多或少地吞噬着它们。
 
但比起那些尸骨无存的古代达官贵族,比起在历代政治运动中被挫骨扬灰的不幸的人们,袁韶还是幸运的。毕竟有残余的文武翁仲保护着他,残余的半匹石马等着他来驾驭——毕竟,今人还为他矗立起一块石碑。他已艰难地度过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集体精神亢奋而造成的大面积毁坏,也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今因物质利益驱使而导致的偷盗、盗挖。但他不可能有活着的人那般的未来,他只有被不断地沉沦,销蚀和遗忘。因为,除了人为的破坏,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更大的、来自于时间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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