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跑步机与走步机的区别:鲁迅独子周海婴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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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7 15:30 来源：中新网
周海婴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终其一生，他都在努力走出父亲巨大的光环。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到周海婴这个名字，首先跳出来的还是“文豪鲁迅之子”，而非“无线电专家”和“摄影家”。
名人之子的苦恼：不想活在鲁迅光环中
一般人知道周海婴，只晓得他是大文豪鲁迅的儿子，对其本人在科技、摄影等领域的建树，却了解不多。周海婴一生都试图走出自己的路，但“鲁迅”之名太过耀眼，以至于到周海婴去世，新闻媒体还以习惯性在其名之前冠以“鲁迅之子”。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作为名人之后，周海婴对于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将他的一切与父亲鲁迅相联系很无奈。他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不愿意在父亲的光环下生活。
“我们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周海婴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海婴依然喜欢默默无闻、淡泊名利地工作与生活。
尽管不想借父亲之名，但作为鲁迅仅有的一个儿子，周海婴还是做了不少与纪念、研究鲁迅相关的工作。他本人曾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2010年，《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得以完整面世，周海婴是该书的主编。他透露，那时的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的，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而真正能够反映真实的鲁迅一生的书，就是妈妈被“创作组”改动前的“手稿本”。
1960年周海婴、马新云夫妇与母亲许广平合影
不做空头文学家一生研究无线电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鲁迅在遗嘱中“希望后代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这一教诲始终贯穿于周海婴的一生。他的启蒙教育一向顺其自然，不被强迫。小时候，他很喜欢一种叫积铁成像(也叫小小设计师)的玩具。这是一盒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的玩具。他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拆了又装，鲁迅总是在一旁鼓励他。鲁迅去世后，周海婴用自己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后开始走上科研道路，最终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他曾担任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一直从事广播电视规划工作。
周海婴从事无线电事业长达55年以上，家中摆满了所获的各类荣誉证书。
“准摄影家”第一架照相机是借来的
如果不是2009年的《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展》，知道周海婴热爱摄影的人恐怕会更少些。有人评论说，能够数出他的摄影成就的人，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准摄影家”。
周海婴在回忆自己的第一架照相机时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只有一架照相机。他虽然用过不少机型，但手里总是只有正在使用的一架。
对于儿子痴迷于摄影，母亲许广平非常支持。周海婴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都是许广平帮儿子细心粘贴的，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许广平还为海婴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字：“雪痕鸿爪”、“大地蹄痕”。
1948年，许广平还将买防寒衣服的钱省下来，给孩子买了台照相机和20个胶卷。这架相机，周海婴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2009年10月到11月，一生热爱摄影的周海婴，在他八十岁生日之际，举办了一次个人摄影展。人们在这次展览上，看到了1948年郭沫若、侯外庐、宦乡等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周海婴拍摄的《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的召开(沈阳铁路宾馆)》、《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词(火车上)》等照片被摄影界称为：见证这段历史的“孤本”。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在他将出世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幼年父亲病逝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周海婴家藏珍贵照片再现鲁迅慈父形象
“海婴六个月，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注：背后扶着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同心出版社推出《鲁迅家庭大相簿》。该书收录了周海婴家藏相簿珍贵照片353余幅，其中近三分之一首次发表。全书以时间为主线，分为11辑，前6辑主要为鲁迅个人生活及人际交往，后4辑以许广平及周海婴生活为主，全面呈现鲁迅先生成长、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真实立体全面的再现了鲁迅先生的整个人生历程和身后的周家生活。
大河网：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
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７６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１９２９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1931年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费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的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１９４７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漠然的态度，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１９６８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鲁迅之子周海婴（右）和鲁迅长孙周令飞
“鲁迅的姓名权、肖像权，所谓的人身权益，鲁迅的有形的财富、遗产，和无形的遗产，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应该怎么去看待？不能够在消费主义横行的今天，把它当成一个摇钱树，也不能把它当成小集团的，或者某一个既得利益的团体的私人占有的东西。”做客凤凰网《凤凰非常道》节目时，鲁迅长孙周令飞无奈的说。
周海婴、周令飞，一代文豪鲁迅的儿子及长孙，如今却以维权者的形象出现：不久前撰写的一篇《鲁迅姓什么》中，他们直指如今的鲁迅已改姓“钱”与“权”，痛批一些人打着鲁迅的幌子大发其财，一些部门利用鲁迅的名号动辄垄断。
是什么让他们发出这样的质问？12月27日，周氏父子做客凤凰网节目，详细描述了他们这十数年来经历的怪现状――鲁迅的姓名、肖像以及作品等被大量用于牟利；鲁迅的遗物没有受到必需的保护；鲁迅后人对鲁迅的天然继承权得不到尊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侵权行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呼吁“鲁迅为公”，而政府部门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周家捐献：“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都捐出来了”
周海婴在《非常道》访谈开始时即透露，当年母亲许广平是在千辛万苦的条件下，把父亲鲁迅所有的东西保护下来，交给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筹备建立鲁迅展览馆，周家捐出了所有鲁迅遗物。“我们困难到什么条件，所有东西交了以后，连吃饭的碗筷都交出去了，什么补偿也没有，就等于扫地出门一样。但是我们是心甘情愿地把东西奉献出来。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都捐出来了。”
周海婴说，把鲁迅捐出去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和研究鲁迅，是希望鲁迅成为全民族的财富。希望鲁迅的这些遗物，能够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让全民共享，属于公益性质的，而不是属于哪个个人和小集团的来独占独享的东西。
2002年，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每一年都在做普及和传播鲁迅思想的工作，“我和我父亲我们都是义工，没有拿工资，所有的这些开销都是自己掏腰包。”
现实状况：侵权行为层出不穷 吃鲁迅饭的人“像蟑螂一样爬出来”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想象得如此美好。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状况开始出现。
“孔乙己”、“咸亨酒店”等鲁迅小说笔下的著名形象变成了现实中一家接一家的连锁品牌店；鲁迅域名被注册精光，家属去申请被要求付钱；向博物馆捐献鲁迅物品后不留账底无从查证；鲁迅藏品在博物馆离奇失踪……人人都在吃鲁迅饭，却侵权意识淡漠；人人都在用鲁迅做摇钱树或招牌，却未必真正做到尊重。
“曾经有那么一件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面开了一个酒店，它的厨房就在鲁迅文物库的旁边。每天炒菜，万一失火怎么办？不考虑的，因为缺钱，经费不够。完了以后，醉汉喝了酒，在中亭有一个鲁迅雕像，醉汉就冲着雕像尿尿。”
对此周海婴父子也感到很无奈，使用鲁迅“商标”的人，99.9%都没有知会鲁迅家属。“它就好像蟑螂爬进来一样，你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它就蔓延起来了。”
而在看到鲁迅遗物在纪念馆的遭遇之后，鲁迅后人开始找相关部门解决，但得到的往往是“捣糨糊”或是“忽悠”的待遇。周令飞说，他到相关政府部门去跟他谈事情，对方态度都是良好的，都说，我很尊重你的意见，我们要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半年以后，你再去找他了，又说，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说现在还不是很好办，那么有历史的原因，你再给我半年时间。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领导换掉了，由另外一个人来接手了。周令飞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况—“凉性循环”，让人心灰意冷。
资料图片：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左）和全国政协委员、鲁迅之子周海婴委员在驻地邂逅。
“凉性循环”令人忍无可忍：“感觉就像热脸去贴冷屁股”
周令飞在《非常道》现场表示，父亲和祖母要求的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公益事业宣传和弘扬鲁迅精神，不以盈利为目的。而类似推诿的事情不停地累积，周家也不停地沟通，试图采取最柔软的解决方式，然而受到的待遇总是冷遇、拒绝、漠视，“有时我们就感觉是热脸去贴冷屁股。我们用一种感情上和亲情上的感召都不能够融化你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说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
“在很多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是很凉的。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催促，这些问题一直都得不到改善。而且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改善的苗头已经出来，最后这小火又灭了。当十年，你再花尽你的全部精力再主动地去跟人家沟通、协商的，依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了。因为在我们个人的立场上，我们觉得已经实在是没有这样的能量，我们需要唤起大家的注意，唤起媒体的注意。”
周海婴在节目中急切地呼唤，现在侵权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有人管哪！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更人性化，更注意法治，更注意权利。”
呼吁健全法制：《商标法》有缺陷 政府应是公共利益守望者
对于泛滥成灾的侵权行为，周氏父子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制存在一定的缺失，“我们的现在的法律就是，你先注册了，你就可以用了。或者商标也是一样，在先权利，你先注册了，你就可以先用。”这样容易让很多人钻漏洞，但是也有很多东西是主观上可以去防止的。他们以“孔乙己”为例，“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被你抢注去的。这明明是鲁迅写的，我怎么会让他注册呢？那么国家是不应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里，去制定一个相应的政策？”
“并不是说法律不可以去修订的。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律都在修订，最近我就知道人大在修订很多的法律，过去不健全的地方，过去不完备的地方，逐步在完善。那么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转型正义，在转型过程当中寻求正义。应该可以做的。”
“只有民间的力量，草民的力量，有的时候才能够推动一件事情。所以守望者是，我们讲这个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应该是政府，有公权力的人。现在我们应该去期待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其实还是要靠法的。如果你把这些目录清单搞清楚，把这些游戏规则定清楚，谁触犯了，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现在只能这样子。”
1933年5月1日鲁迅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
澄清公私概念：鲁迅不是国家公仆 人的私权要首先维护
对于有学者认为鲁迅应当无条件归属于全民族的说法，《鲁迅姓什么》一文中提到，鲁迅的遗产分为精神遗产与物质遗产两部分，精神遗产属全民族所有，“鲁迅为公”，物质遗产则属于个人私权范围。周令飞解释说，“为什么大家认为鲁迅的肖像是属于全民的，实际上对我们人身权利，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不清晰。一个人一生当中所拥有的权利，姓名权、肖像权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你死了以后，还是不能被人乱用，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不存在你是鲁迅还是一般的老百姓。”
“真正的国家的公仆，比如说毛主席，周恩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肖像，他们的这些东西是属于国家的，因为他是国家的领导人。这和鲁迅是不一样的，鲁迅是一个作家，他不是公仆，他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周令飞继而发问道，“我要问问所有天下的人，如果你家里的财产随意地被人侵占的话，你作为当事者，作为后代你会怎么做，随便让人家把你的东西都拿走，有谁愿意做这种事情，谁是那么慷慨的？我觉得人的私权首先要维护，这是一个做人最基本的权利。”
名人之后困境：为鲁迅维权承受太多白眼和压力
作为现代史上最伟大作家的后代，鲁迅后人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期望，而期望愈大，苛责愈深，名人之后，成为周海婴和周令飞心头挥之不去的“不能承受之重”。面对他们的维权甚至与商家对簿公堂的行为，各种言论纷至沓来。有人说，“鲁迅的儿子爱钱”，还有人说“鲁迅的儿子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做这种事”，更有甚者声称父子俩是败家子。周海婴坦言自己曾经“压力很大”。
如今父子俩却能坦荡面对，周令飞说自己现在“反而觉得轻松了，因为过去的压力，我好像觉得有一个包袱，我的祖父是鲁迅，我觉得好像不成器，我做事做得不好，好像给他丢脸，那今天我来做传播和普及鲁迅的工作的时候，第一我没有私心，第二我完全是付出，还是我自己掏腰包的，第三我做的事情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