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网页游戏:《瞭望》：汲取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 2011.05.08. BZRXZ zhuantie

第一篇：《瞭望》：汲取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探解中共成功之谜
第三篇：新华社评论员：感悟伟大历程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第五篇：《历史的轨迹》：揭开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13个谜底
2011.05.08.  BZRXZ  zhuantie
2011年05月08日 13:05:29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也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继续执政？”——在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主编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中，以这样锐利的提问直面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
“建党90周年正是全面更新群众对党的历史认知的最佳时机，这有助于让世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谢春涛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回避、不掩饰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对历史、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也曾犯过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因之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谢春涛指出，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资为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正因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不断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不回避、不掩饰历史上的错误
谢春涛介绍道，执政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犯过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中共中央批准编写和出版的正式史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在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也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过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及其后果。
谢春涛说，新中国成立前七年，中国共产党紧紧地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环节，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特别是，l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还明确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当作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这些正确思想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党的指导方针产生了失误。先是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使阶级斗争成了与经济建设并列的又一个工作中心。接着，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于1958年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规模变动。在工业方面，过多过滥地向地方下放经济管理权力；在农村，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急于实现所有制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和由集体向全民的转变。结果，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谢春涛分析，党史二卷讲清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讲清了庐山会议转向和“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并用具体数字反映了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所导致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包括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油和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等。书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在《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中这样描述：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难，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展，l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系统地提出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此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196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谢春涛说，其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体制更是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000亿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在党的建设上，党组织的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0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党史二卷中，不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文革”错误发生发展的过程，还专门用较大篇幅讲其严重危害，并得出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此外，谢春涛告诉本刊记者，关于中苏论战，党史二卷也在讲清历史过程和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后，指出了论战的严重后果和中国方面的问题。认为，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也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分裂。同时，这场大论战也严重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成为后来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还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审查干部和内部肃反中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等等，也都在党史二卷作了叙述和评论。
负责任地反思原因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不是去渲染错误，更不是去追究犯错误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客观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复杂性。”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谢春涛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因如此，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及时纠正。
谢春涛指出，为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而发动“大跃进”，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大跃进”失误的出现，既有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有其社会根源。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其时，面对“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党中央曾进行了初步总结，恢复了八大前后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认识。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并带有一些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观念，很快就从过去对苏联模式一些具体弊端的批评转向了对苏联模式总体上的维护。他不但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也把苏联所进行的一些改革斥之为“变修”。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把判定南斯拉夫“复辟”和苏联“变修”的标准用来衡量国内工作，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把主张和支持这些政策的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实现他的美好理想而发动的，也是在他的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谢春涛分析，为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但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
而党史二卷中，关于“文革”前十年发生严重失误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更有助于理解这段历史。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时间不长，对于如何治国理政和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这就使得一些正确认识不够稳定、不够成熟，导致在实践中不易坚持下去，甚至出现反复；这就使得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已有论述中去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照搬某些具体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具体设想来衡量现实生活；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方式方法发展经济，容易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式方法处理阶级斗争。
二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党中央、毛泽东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各项方针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包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不得不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希望以尽可能的超高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观点，等等。
三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十年探索发生失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固然有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单位的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党却不能及时防止和发现这样的重大失误，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及时纠正。
以史为鉴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开始布局，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谢春涛认为，这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经受失误和挫折后仍可以重新凝聚民心、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则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历史错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讳言，而是能够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
谈及此，谢春涛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为纪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周年，他曾专程访问过参加过决议起草工作的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
据龚育之回忆，1981年，党中央之所以要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正是拨乱反正的需要。而所谓拨乱反正，主要的就是指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且它的发生还有更远的由来，所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澄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这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此，敢不敢于正视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敢不敢于追溯“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敢不敢正视和批评这些错误，这是对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一个考验。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考验，这就是善不善于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些错误，用科学态度对待错误？能不能够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以后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这些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龚育之当时指出，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不能采取回避开、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就对不起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重犯这些错误。
谢春涛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犯错误的负面经验。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得到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史二卷总结了五条：
必须科学对待马列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谢春涛认为，“这几条，若仅仅从文字表述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但如果结合对于‘文革’等错误的叙述和评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他认为，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党的历史经验的实质，可使执政党在90年的新起点上更好地前进，“前瞻未来，在实践中，当需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拘泥于前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切实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时代的实际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探解中共成功之谜
2011年05月07日 08:19:39 　来源： 中新社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13个“为什么”串起了《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这是一本探解中国共产党成功之谜的书。
在6日的研讨会上，李忠杰表示，这本书好在从问题着手，以问题为纲，以史实为依据，从书名到内容至全书的逻辑展开都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因为是党史，是历史史实，有很多故事性，相应也就有很大的可读性。“当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时候，一定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表示，此书可贵之处在于回答这些问题时，作者力避空洞说教，而是用生动事实予以有说服力的回答。同时，在阐述中共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样一个大命题的时候，作者也不回避中共面临的挑战和今天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认为，在该书在该书所列的13个问题中，比较难以回答也考量着作者研究水平和理论勇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涉及怎样看待中共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遭受的大跃进这样的挫折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他认为作者回答得简明扼要有说服力：一是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即中共犯错绝不是为了党的私利，出发点是为了把中国搞的更好；二是即使犯错误期间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就，这是获取人民支持的物质基础；三是困难时期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四是勇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
该书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谢春涛表示，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读物，也不是传统的党史著作，而是试图实现二者有机结合，以此增进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透露，作为中国外文局用世界眼光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尝试，该书中文版上市一个多月已累计发行近20万册；英国出版公司已经签署了该书的英文版版权合同引进，香港繁体版和韩文版也已经在策划中。(记者 应妮) 第三篇：新华社评论员：感悟伟大历程
凝聚奋进力量--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2011年05月05日 23:04:45 　来源： 新华网



4月22日，出席活动的嘉宾在仪式上共同启动网上活动。当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网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外宣办、中央文明办、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100家网站共同主办的网上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据介绍，活动将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伟大历程为主题，包括开设专题网页，开展网上作品大赛、网上知识竞赛、“双百”人物和时代先锋网上论坛、网上系列谈、网上红色旅游、“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展播等内容。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新华网北京５月５日电 题：感悟伟大历程　凝聚奋进力量——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新华社评论员
７月１日－－一个伟大的日子正在向我们走来。举国上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活动不断升温，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热情参与，在回顾党的历史、感悟伟大历程中弘扬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有着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的先进政党不断提出并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回眸中国共产党９０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激荡中，嘉兴南湖上的一艘红船从民族危亡的困境出发，把理想化作信念，用鲜血染红旗帜，一路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创造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惊世伟业，书写了彪炳千秋的辉煌篇章。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就是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得到深刻启迪，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下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4月19日，人们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前的红船边参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对国内外游客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每天，大批各地游客前来瞻仰红船，接受“红船精神”的熏陶。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谋求伟大复兴的探索史。无数仁人志士的尝试与抗争，都以失败告终，直到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才有了先锋队和领路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核心力量，不愧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盛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出的根本结论。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就是要牢记历史昭示，增强跟党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共产党９０年辉煌史，是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与不懈追求中铸就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铁骨铮铮向鬼魅，挥洒热血写忠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漫漫长路上百折不挠艰辛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一定能化为美好现实。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谱写新的篇章。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完成“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对于实现十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十年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抓住和用好重大战略机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任务光荣而艰巨
      为庆祝建党90周年，《遵义！遵义！》和《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两本图书已分别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据介绍，《遵义！遵义！》是一部描写我党我军重大转折时期的长篇小说。《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语言平易通俗、故事丰富生动，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历史轨迹，也对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新华社发（万象 摄）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就是要明确奋斗目标，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创造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光辉业绩。
９０年光辉历程、沧海桑田，中国从四分五裂走向统一，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走向团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翻天覆地的山河巨变，扭转了百年沉沦的民族命运。世界东方的这场历史性变革，从根本上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来自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伟大力量。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就是要凝聚奋进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拼搏，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谁能担当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任，谁是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驶向复兴彼岸的领航者？历史给出了答案，人民作出了选择。我们迎接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就是要从９０年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开拓奋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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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2011年04月12日 10:42:58 　来源： 《中直党建》杂志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90年的光荣奋斗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她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在1921年的成立，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条件。
首先，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建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她的产生应当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前提，这是不言自明的。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发表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成立。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极不发展，工人阶级力量过于微弱，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并不具备。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在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成长起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据有的专家估算，近代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万人。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动这场斗争胜利发展的主力军。这说明，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已经基本上具备了。
其次，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提供了思想条件。
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只是使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具备了必要条件，而不是具备了充分条件。工人阶级有各种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妇女团体等，这类组织有许多在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党与这些工人群众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阶层，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应当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了解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的条件、进程和结果，据此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策略，领导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去进行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胜利的战斗。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这个党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体系，但它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 只有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出理解了旧社会制度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创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建立共产党所不可缺少的思想条件。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企图仿照欧美的榜样，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由于这种努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十月革命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同时，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既然学习西方的努力已经遭到失败，而中国的国情又“皆与俄国相近”，中国为什么不应当转而向俄国学习呢？他们感到，中国人“须有（与俄国）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推求，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他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3种类型：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点：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就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就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这样，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也逐步在中国具备了。
再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在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严厉镇压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运动突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在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真正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样，五四运动就“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这样，党的一大就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她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一方面，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尽管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她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她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具有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十个成员；28年以后，她就成为领导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如今，她正领导着13亿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1956年2月，董必武在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时题写了8个字：“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中的这句话（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告诉人们：当年在这里诞生的这个幼小的党，担负着崇高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她有着伟大而光明的未来。（沙健孙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第五篇：《历史的轨迹》：揭开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13个谜底
2011年04月08日 18:29:58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４月８日电（任忆 张德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之际，新闻出版总署重点图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近日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中央党校数位党史研究专家和学者集体编写，围绕国内外读者共同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１３个重大问题，如“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等，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做了深入的思考，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的历史轨迹和建党理念，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１３个谜底，并对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做了深刻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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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节选
建立多党派联合政府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届“无与伦比”的精彩奥运会。殊不知，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即提出申办奥运会，反映出了民众对国家经历战火浩劫后的和平愿望和对国家走向富强的热烈期盼，然而此时不祥的内战阴霾却是越聚越浓。
抗战末期，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逐渐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
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吸引力，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显然，联合政府已成为国民党之外各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五点协议上签字，赫尔利还预留了蒋介石签字的地方。  然而，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截然不同。1945年 9月 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作正面回应，而是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也仅是提出了加紧实行地方自治等若干意见。但是，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却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中共不应再拥有军队，其意仍然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由此，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五点协议也就不可避免地胎死腹中了。
国民党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遂提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建议，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时，国民党当局却大感意外，毫无准备，只得虚与委蛇。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却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为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同时，杜鲁门还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杜鲁门明确地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马歇尔后来也多次说：他使华时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让共产党等少数派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可见，此时美国仍然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调处持积极的欢迎态度，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为，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12月2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和美国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我们对其“中国不能内战”、实行“民主政治”、“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意的。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处亦无疾而终，美国最终也只得放弃调处，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这样，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民主蓝图，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反省说，“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后见之明，悔之晚矣。而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从而汇聚起广大的民心民力，夯实了战胜国民党的基础。
农民“躺着翻过身来”
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
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提出：“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他的这个估计仍略显保守，实际上旧中国占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70%—80%。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所讲，1946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 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 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