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控福利 微博: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失败的真实缘由

　　本文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王龙 著，华文出版社 出版

　　孙中山乐观太早了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的悲剧性结局，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幕。

　　孙中山和华盛顿均是在中美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关键转折点上，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华盛顿取得了成功，美国后来居上，其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同途何以异归，人们不禁要追问：同样致力于实现民主共和、追求国家统一，为什么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却三月任终？为什么美国能成功建立共和制度，而中国却一再出现专制复辟？难道华盛顿的政治神话，真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华盛顿神话”在中国失败的结局。

　　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以前，其中的四十一位男人就在船上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他们承诺：“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先躯，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实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这个无比神圣的概念，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头脑中。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弗吉尼亚州行政长官亨利号召人民反抗英国暴政时慷慨激昂的演讲：

　　难道生命如此珍贵？难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于非要用镣铐和奴役去换取它们？我不知道别人何去何从，我的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

　　因此，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当英国统治者私自颁布“印花税法”、强行解散纽约议会，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时，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挺身而出：“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在革命过程中，“天赋人权”成为每一个北美人争取自由的强大思想动力，《独立宣言》更与革命实际紧密相联，成为指引独立战争走向胜利的耀眼火炬。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充满激情地为革命奔走呼号，托马斯?潘恩在他的宣传论著中大声疾呼：

　　如果你遭了殃，你还能同凶手握手言欢，那么你便不配被称为丈夫、父亲、朋友和情人，并且不管你这一辈子的地位和头衔如何，你都是个胆小鬼和马屁精！

　　战争期间很多民兵的口袋里都藏着他宣传独立自由的战斗檄文《常识》一书，这本小册子广泛流传，在只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很快发行了五十万册，而作为作者的潘恩却分文不取，清贫依旧，他拒绝领取任何稿费和版税，只为了这本书能低价印发，让并不富裕的人们广泛购买阅读。华盛顿后来回忆说：“《常识》使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沸腾起来，我们不能屈服作奴隶，不能任人压迫和宰割，我们决心与这样一个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国家断绝一切关系。”

　　而在中国，却远非如此。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是被资本主义的炮舰强行轰开国门的，变革之路一开始就充满无奈和妥协。从维新派、洋务派，直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他们对近代中国种种现实困境的探索与分析，更多体现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理想和观念方式，即“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柏拉图般的愿境虽然无比美好，但总是与现实相距那么遥远；他们虽然满怀希望地仰望星空，却没有看到自己正身处黑暗的阴沟。

　　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应邀回国，组织临时政府，途经巴黎时他满怀希望地告诉记者：“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都皆不宜于中国。”面对蒙昧状态中的国民，孙中山大声疾呼：“民主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他迫切地憧憬中国出现人人参政的“全民政治”局面，恨不能将全体人民直接扶上民主政治的“快马”。为了启蒙民众，他用最有鼓动性的语言，信誓旦旦地向国人宣讲：实行民主政治，并不需要普通人具有多么专业和高深的政治知识。关键是我们要搞好政治制度的设计，使一般人民能够很方便地运用就行了。他把政治分为政权和治权，惟恐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政权与治权也就是“权能分开”的原理，他还以阿斗和诸葛亮为例子说明：

　　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

　　因此他说，在民主政治下，我们全国人民就都是皇帝，个个都是阿斗。

　　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当做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孙中山《三民主义》

　　针对有人说中国发展不够、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民主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袁世凯之流，必以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人乎！”（孙中山：《建国方略》）

　　在他看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并不那么遥远和困难：“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个很安全的节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就可以用它。”（《三民主义》）

　　孙中山显然过早地乐观了。这些乌托邦似的美好愿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兑现的。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几千年传承的政治结构对于器物更新、制度创新支配的顽强和有力。自秦汉以来就实行专制独裁制度非常牢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上，有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和难以逾越的民间权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礼”是天地人间的权威，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而几近于无地提到权利。在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近代的政治家即便具有较高的民主素质，他们面对犹如“一盘散沙”般仍带有浓厚小农意识的广大民众却只能显得“曲高和寡”，缺乏起码的民众认同与社会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