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越秀星汇君泊:游子吟（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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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者、专家的证词
也许有人会认为，象耶稣复活这样的事，在两千年前科学不发达时可能人们容易相信，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会真正相信了。事实并非如此。两千年前，保罗第一次到希腊的雅典布道，宣扬主的复活，立刻受到人们的讥笑。其实，何止是雅典人、犹太人呢，正如前面讲到的，连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呢！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不少著名的、严谨的史学家、法学家也完全接受耶稣复活的史事。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史托特（ John R．W．Stott）在《真理的寻索》中列举了很多例子，现我仅引用几例。
亚诺（Thomas Arnold）教授是英国著名学者、牛津大学的现代
达林公爵（Lord Darling）曾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次私人宴会中，当客人谈论到一本论及耶稣复活之事的著作时，他一本法官之态度，庄重地发言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比方说，要能相信耶稣的教训和他所行的神迹。但在全然相信之前，我们也当先有所怀疑。我们应对一些问题的关键重加思考，如耶稣是否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这必须决定于他有没有复活一事上。对耶稣复活一事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证据，也可以是间接的证据。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在观察之后，才很肯定地下判断说：耶稣的复活故事实在是真的。”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克里（Armand Nicholi）曾在1968年著文介绍
著名的生理学
付来
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在致梅克西（E．L．Macassey）牧师的信中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作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根据一些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类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是无保留地相信，它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作的见证。”
葛林尼夫（ Simon Green leaf， 1783-1853）曾任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并在大法官史陀瑞（Joseph Story）去世后接续成为同校的
葛氏从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精辟入理：“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他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招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予酷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持此信仰的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能肯定这些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无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的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骚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作这些虚伪的事。”
六、复活之事至今无法推翻
柯伯里（John Singleton Copley）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律法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司、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贺思公爵（Lord Lyndhurst）。他去世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迄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两千年前如此，中世纪亦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仍也未变。柯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
律师莫理逊（Frank Morison）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象。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他本打算尽可能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Who Moved the Stone ？）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不愿意被写成的一部书。”
利特尔敦（Lord Lyttslton）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追述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Gilbert West）一段往事。他俩年轻时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数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不曾复活。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时，都觉得有些腼腆。他们没能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Evidenc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Jesus Christ）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
孟沃伟（John Warwick Montgomery）1931年出生于纽约州，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千康奈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法国Strasbourg大学获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文学、神学
孟沃伟提及的鲁益师于 1898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 1954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他在描述他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皈依基督时，有如下自白：“1926年初，我所认得的无神论者中之最顽强者，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着说：‘弗锐瑟（Frazer）笔下那位受死的神，好象真正曾发生过似的。’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自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对基督教表示任何兴趣），才能想象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悚然大惊：“倘若这位犬儒中的犬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我所最不期望的，是他的无情步伐。可是，它却偏偏临近我。我最惊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1929年三月一主日，我在神前跪下祷告，承认他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象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着地回家去了。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得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
七、小结——选择
杰出的剑桥大学学者魏思科（Canon Westcott）的话可以作为这一章的小结：“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
复活的证据是如此充分、确凿，但有的人们不信耶稣的复活，原因何在呢？我个人以为，那些对耶稣复活的事经过深入、详尽的研究、了解后仍不相信复活的人，并不是证据不足使他们不能相信，而是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道德层面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论及）这里只探讨一下有关理性和意志的原因。
有人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纯属无稽之谈，因而根本不重视复活的证据。这种态度本身恰恰是不合科学的。 R． T． France在《认识主基督》（Jesus the Radical）中指出：“如果你认为，任何凭我们已有的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不能用自然科学解释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你已经采取了一条不合科学的思想途径，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拒绝证据所清楚指出的结论。”
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都有很多事与愿违的经历。在研究前我们有一套假说、设想，但实验的结果与我们的设想不合，于是我们怀疑结果是否有误。可如果反复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只好接受这些结果，开始考虑如何修正、甚至推翻我们原先的假设，以合理地解释实验数据。如果仅仅因为不喜欢数据可能引导的结论而置实验数据于不顾，依旧坚持自己的假想，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起码品格。对耶稣的复活一事所应持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再说，耶稣死而复活的真伪是无法用自然科学逻辑来验证的。我在第一章已谈到一些关于科学与神的关系（在第五章＜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中还将详细讨论＝。自然科学是研究宇宙的自然规律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都须伏在自然律之下。但作为自然律的制定者、维护者的神当然是超越其上的，他可以按他所造的律办事，也可以不按其律行事，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如果耶稣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的自然律之下，他就不是神而是与我们无异的人了。神自己宣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十八14）耶稣也明确地对门徒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可十27）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也是神，他有超然的来踪去迹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出生顺乎自然，他的成胎却是超然的；他的死是自然的，他的复活却是超然的。正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充分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R．T．France还指出，“从雅典的哲学家到今日的世俗思想家，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人拒绝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它们已经够明确了），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再多再好的证据都无法让他们愿意照着耶稣所要求的，重新调整他们的世界观。”是的，你如果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你就可以接受《圣经》中的一切神迹。你就必能放弃无神论，把神引入这个世界。那么，宇宙就变得有目的、有意义。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你就必须彻底地重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岂止仅是“调整”而已，简直是大破大立、脱胎换骨！而这正是许多人不能面对的事。认识自己进而否定自己，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然而只有修正错误才能把握真理。我们应该有在事实面前降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勇气，应该有按认定的真理重新塑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科学的追求者还是信仰的探索者，诚实、公允、执着、坚韧都是必备的品格。
一谈及基督教信仰，不少人总是习惯地说：“拿出证据来！”现在看得很清楚，关键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缺乏证据，而是我们愿意采用一条比较符合科学的途径，顺着已有的证据去找答案呢，还是固守先入为主的意念，拒绝顺着证据去找答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十四6）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十一25～26）我们是愿意自觉地经历痛苦、磨炼而踏上永生之道呢，还是甘心昏昏然、舒舒服服地坠入永远沉沦呢？这是一个将灵性与世俗分开来的基本选择。耶稣一直将这项选择放在我们面前，无人能回避，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他的复活尤其如此。
主要参考书目
1． Josh McDowell， Euthenics That Demands a Verdict， 1972．（韩伟等译，《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美国， 1993年。）
2． JOhn R． w． Stott， Basic Christianity， 1958．（胡志伟译，《真理的寻索》，福音证主协会，香港， 1975年。）
3． R． T． France，JesustheRadical,1989．（黄吴期馨译，《认识主基督》，校园书房出版社，台湾， 1990年。）
4．FrankMorison， Who Movedthe Stone， 1962．（胡务实译，《历史性的大审判》，证道出版社， 1980年。）
5．JohnW．Montogomery，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1965．（陈咏译，《历史与基督教》，校园团契出版社， 1977年。）
6 . C． K． David Watson， My Godis Real．（张妙怡译，《光明的挑战》，证道出版社， 1974年。）
7． Charles F． Pfeiffer，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Bible1969．（袁戎玉琴译，《死海古卷与圣经》，种籽出版社，1978年。）
8． Charles Colson， Kingdoms in Conflict， 1987．（陈咏译，《当代基督教与政治》，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2年。）
9．周联华著，《新约概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0年。
10．史祈生著，《耶稣十二门徒》，宣道出版社， 1979年。
第五章 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
现代科学与信仰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时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此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我将不对此种观点多费篇幅。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原在科学与信仰方面有过长期的挣扎。本章拟就对这三种观点，在我曾困惑和思考过的一些层面上，作些剖析和论述。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飘渺的信仰，虔诚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足以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心上。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作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
第一，哥白尼（ 1473～ 1543）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么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时期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耽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1564～ 1642）。他于1610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 1632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弗罗伦斯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但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对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
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来自基督教或《圣经》，而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KePler）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
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确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拼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性的对峙中，迷惑着、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作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着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进化论与创造论〉中我将详细讨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本该是和谐一致的。神是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启示他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根据盖洛甫统计，前三个世纪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学家中， 92％是神的信徒，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熟知的所有大科学家，如牛顿、焦尔、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蒲朗克、爱因斯坦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科学与信仰的和谐、统一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二、神只存在于缝隙之中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神只存在于未知领域之中，即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需要把神抬出来作挡箭牌。随着人们认知的增加，未知领域越来越小，神存在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当人们完全认识宇宙时，就再也不需要神了。人们常常以牛顿的一个故事作为例子。牛顿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准确地算出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运行轨道，但他不能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写信给剑桥大学老师的信中说：“地球为什么能自转，我不能用万有引力推算，所以要用神的手去转动它。”（神创造一切，牛顿的话并没有错，但一直受到嘲讽和曲解。）随着科学的进步，抬出神来解释未知之事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几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宗教是不必重视的，宗教已渐渐被科学推翻了，科学方法证明极有效能。”医学的进步，使求神治病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说：“艺术的价值可以等于大量的祷告了！”
阿基米德和拉普拉斯的夸口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暴露出人的骄傲和无知。“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大声地这样宣告说。他的依据是杠杆原理。但他尚不懂得能量守恒原理，否则便不至如此狂傲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确立之后，不少人以为宇宙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公式来表示。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nlace）即为一代表人物。他认为，给定了方程和初始条件，宇宙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据说，一次当他把一本天文学著作献给拿破仑大帝后，拿破仑问道：“神在你的学说里还有什么位置呢？”他回答说：“皇上，我不需要神这种假说！”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确立了相对时空观。除光速保持不变外，时空的一切量度都会随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和参照系的不同而改变。此时，拉普拉斯的豪言便显得浅薄了。
勃克感言
首次登月成功是人类科技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划时代大事。此时又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报纸上鼓吹说：“这次登月成功证实《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也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
相比之下，美国太空计划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华特·勃克（Walter F．Burke）的头脑却冷静得多。他说：“我喜欢用尝试征服的字眼，而不单用征服一字，人将永无完全征服太空的一天，只要想想离开我们最近的星球的距离。你若在基督降生时，就以每小150万哩的速度旅行，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到达那里。再想想约翰·格林的飞行，他飞行的最大高度为 150哩，而我们地球的直径为8000哩，因此我们第一位太空人所飞的高度与地球的大小相比，不过是刚离地而已。”
我曾更直观地画了一个图，将地球缩小为一个直径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惊异地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未知领域却越来越多，现仅以几件事为例。
人能造一个活细胞吗？
五十年代的生物学基本还是宏观生物学。一提及生物学人们立即想到捕蝴蝶、采花草。电子显微镜的应用，使人们可以研究、观察到细胞的各种结构和变化，六十年代，生物学发展为细胞生物学。到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基因重组技术等的问世，人们已可以在分子水平研究各种生命现象了。分子生物学的崛起，为生物学、医学、农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生物工程已成为若干前沿学科之一。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尽管生物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人们仍无法造出一个活细胞来，不少人认为，人造活细胞是遥遥无期的。
光的本质
三百年前，牛顿根据他长期研究的结果，认为光是由粒子组成的。虽然与牛顿同时期的荷兰科学家海更斯Huyghens）的实验证明光由光波组成相触，但因牛顿名气很大，科学界没有重视海更斯的学观。1801年，杨多马(Thomas Young）发现，光穿过两条狭缝会发生于扰现象。光的这种衍射现象强烈地支持光是波的理论，但那时光波性质仍未被充分认同。
1864年数学家马克威尔（Clerk Maxwell）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1887年，赫兹(Hertz)在实验室中成功地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证实了马克威尔的理论。自此以后，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才接受了光的电磁理论，牛顿的光粒子学说被认为是错误的，光波学说高于一切。
到十九世纪末期，光电效应的发现又对光波学说提出挑战。当光撞击一个金属面时，会把金属面的电子打击出来，这叫光电效应。电子流的强弱取决于入射光的强弱和波长。当入射光的波长大于某一个值时，则无论怎么增强光的强度，也不能产生电流。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因为光子的能量与它的震动频率成正比，只有频率大于某个值的光子才有足够的能量击打电子使之脱离金属面而形成电流。同时，入射光越强，表示入射的光子越多，打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也越多，故电流越强。所以，光电效应与光波理论不符。
1900年蒲朗克（Max Planck）推出量子光学，认为光是由量子（Quanta）组成的理论，才解释了光电效应。于是，人们对光的认识又翻了个儿。到底光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在科学家承认光有两重性，既是粒子又是波。光的反射和折射既可用粒子学说也可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的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则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
光是如此重要，又如此奇妙，令人感叹不已。人们日前对光的性质只能用颇为矛盾的两重性来解释。但光的这种两重性已被科学界凭信心接受。我联想到，我们读《圣经》时，也同样面对很多难解的地方，如道成肉身的耶稣，同时既有人性又有神性，既是人又是神。我们是否也可以象科学家接受光的两重性一样，谦卑下来，凭信心接受耶稣的神、人两重性呢？而目一，耶稣就称他自己是光、是世界的光！真是太美妙了。
非线性三体系统的可测性
我一个研究物理的同学告诉我，目前在自然科学界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叫“浑沌”（Chaos）。这一研究揭示一些极简单的系统有惊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自十八世纪以来，很多科学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研究由太阳、地球和月亮组成的三体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但至今未得到答案，对这样一个体系，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以庞加莱（Poincare）为代表，认为其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则以拉普拉斯(Laplce）为首。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宇宙每一颗粒子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准确位置和速度，便可以计算出宇宙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受机械律支配的。现在科学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确立，证明庞加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Kadanoff 1991年在Physics Today上发表的一篇通俗文章上写道，当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非线性三体系统的运动时，如果仅仅忽略了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该系统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这个简单系统的行为也将变为不可预测！
我的同学极为感慨地说：“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身，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武器，面对这类问题时，人类显得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是有限的，在无边无涯的未知世界中，我们始终只是一个稚童。在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和主宰！”
人体特异功能
大约在1979年，报载四川省有一个叫唐雨的孩子可以耳朵认字，但后来又说是弄虚作假。但到了 1980年，北京又传出小学生可以用手认字的消息。而且，北京大学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对北大附小的学生进行有关的测试。联想到 1965年我曾看到的一则关于一个苏联孩子可以隔着玻璃板模字的报导，我虽对用手识字一事十分疑狐，但仍抱着开放的心态，专门抽了一天的时间到北大的测试中心去，想看个究竟。
我去那天，主持测试的是一位我认识的学长。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邀我参加测试。测试工作十分严谨、细致，有防止作弊的各种有效措施，全备科学研究的特点。主持人介绍说，小学生们用手识字已有三种不同的等级。直接把字、画握在手上识别是初级的。把字、画先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盒，然后用手隔着塑料盒识别的是中级；用手识别已暴光、但尚未冲洗的照相底片是最高级的。他问我要测试哪一级。我说，只要能亲眼见到初级识别，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分派了两个男孩子给我。我分别把一张看图识字的画片放到他们手中，然后用一个厚布套子从左胳臂一直套到右胳臂，使他们无偷看图片的可能。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寸步不离（连厕所也没敢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个男孩儿说他识别出来了。我问是什么？他说：“一条蛇！”我追问一句：“真的是一条蛇吗？”他有点含糊了：“让我再想想！”于是他又闭目聚精会神地想了片刻，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不放心地问：“确实了吗？”他说。“没错儿！”于是我动手取下大套袖，从他手中拿过图片。果然，是一个人在游自由泳！游泳者的左臂已向后划出水面、正上举要挪到前方。弯曲的胳臂和手腕真与蛇的形状相仿。难怪他一开始说是一条蛇呢！我惊咤莫名。
这时另外一个男孩儿说他也认出来了。他说他手中的图片是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白衣白裤，戴着红领巾。我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毫不犹豫地说：“男孩儿！”除了性别以外，图片上的图象与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个打羽毛球的小孩儿在后脑勺露出一支很短的扎着头绳的小辫，是个女孩儿。这个学生误认为是个男孩儿。但我已相当满意了。真可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了。
到晌午时分，被测试的学生们都陆续回家了。我见一个女孩子还坐在测试中心，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她平时识别中级的图片又快又准，那天却一次也没有识别出来，因而非常失望。我兴致勃勃地鼓励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灰心，我让你摸一个初级的。”于是从房间的另一端的一张桌子上随手拿了一张图片放在她手里。她两手紧紧握住，高举过头，仅仅几秒钟，她就对我说：“有了！”“什么？”我问道。“一匹马。”“什么马？”“斑马。”结果是一匹深棕色的马。不是斑马，由于投影关系，马的身体有明、暗、深、浅之分，被她认为是斑马。但她能识别出是一匹马就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了。
测试中心的人告诉我说，我一个同学的女儿是摸底片的高手。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吃晚饭。饭前我对她女儿说：“青青，听说你摸字摸得挺好。今天表演给我看看吧！”她面有难色。她母亲告诉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特异功能，认为孩子们在弄虚作假。我安慰青青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再说，又是在自己家里，给叔叔表演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她同意摸一个中级的。我把一个火柴盒的火柴倒出去，把一个东西放进火柴盒里，让她隔着火柴盒摸。不一会儿她就说：“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还戴着红领巾。”我不禁脱口而出：“对呀！那是我小学毕业时的照片！”
手何以能识别图象呢？我问了很多被测试的孩子，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当手接触到图片后，只要闭目凝思，脑子里就会闪现出各种图象，象放卡通片一样，变幻不常。如果其中一个图象在脑子里频频浮现，这就是手中那图片的图象了。这是孩子们识别的实际过程。但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呢？为何手一接触到图片（有时其间还隔着盒子），大脑就会浮现出图象呢？看来，手似乎具有与眼类似的功能。但眼有视觉细胞、晶状体、视网膜、视觉神经等一整套精密、完善的组织结构，而且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的过程呢？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只要稍加训练，使孩子们学会集中自己的意念，大约三分之一的小学生都有这种识别功能。这也许不叫特异功能，而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第六感官”
近年来，气功风靡中国。练气功的人不仅可以使气在自已体内运行，有的还可以发外功为人治疗疾病，甚至可以意念移物等。气功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尚不清楚，有待时日。
物质是由物质组成的吗？
二十世纪初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动摇了牛顿时代的绝对时空观，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尽管相对论的一些论点仍超越人们的常识，不易于理解，而到二十世纪中叶量子力学提出的论点不仅常人不着边际，连爱因斯坦都难以接受。
前面提到的Thomas Young的双狭缝实验中，如果把光源减弱到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地射出，双狭缝后面的感光胶片仍得到干涉条纹。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同时”经过两个狭缝呢？于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波尔（Bohr）等的结论是，一切物体皆由能量波组成；只有在物体被观察的那一瞬间才从能量波凝聚为有本体的物质。
比如，我们看一个物体时，光波被所看之物表面的电场反弹到我们眼里，在视网膜上凝聚成光子方产生视觉。又如，一个物体只有在被触摸的那一瞬间才由波动凝聚成由原子组成的实体，从而产生触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受是幻觉，因为能量和物体都是真实的，且能互变（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E：运动物体具有的能量；M：物体质量；C：光速），但总觉得够玄的。
1927年海森堡（Heisenbrg）发现“测不准定律”（ Uncertainty Principle），表明微粒（如原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兼得，越准确地测出其位置，则越不准确地知道其速度，反之亦然。因此微粒的动态无法用方程式精确计算，只能用概率加以预测。这种看似“不科学”的量子力学使科学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更加科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更多我们无法解释的问题被发掘出来，更暴露了我们的无知。余国亮在《物理学家看圣经》中说：“神用测不准定理来提醒世人，人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他又选择了非常小的普朗克常数，使人类的日常生活，不会因测不准定律而带来麻烦。他的慈爱何等的大，他的智慧何等的深。”
物理学的发展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绝对零度（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类显得很渺小、无知。地震、台风、洪水我们尚难应付，何谈“人定胜天”呢？有人说，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有长足的进展，人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宇宙的一切。但基督徒相信，“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二十九29）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人们认识了宇宙的一切现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神了呢？不是的。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维护者，“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位方有”。（希一3）正象一切律法必须由权威制定，并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执行一样，神所创造的宇宙的一切规律也只有在神的护持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否则，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人纵然可以认识宇宙，却绝无力维持宇宙。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永远需要神。
三、基督教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地超越科学。这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我将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的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趴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着在海上浮着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首先定出地球两极、赤道和回归线的位置、划出子午线和经纬度的也是希腊人。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22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这一本《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哥伦布斯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 1549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打破。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 140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二十六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过。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十七30～35）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和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
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 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用奥利斯（G．G．Corioli 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 The Coriolis Force）。其后费瑞尔（ William 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旋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旋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6〉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已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21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
水文学是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的关于水的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 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 ）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埋学家加俐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是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时，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用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巾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伪，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多数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十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八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1873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 1923年在首府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
·电磁波
1820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发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1864年，数学家马克斯韦（ 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1887年，赫兹（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1749年，富兰克林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于 1753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借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卅八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唯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十年，摩尔斯（ Morse）于 1844年成功地借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卅八章35节这句经文包含着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当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 Red 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它们是谁，而且告诉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约伯记>这句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呵！
·割礼
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世记十七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撤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上帝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二十一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 10％。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30％，而第八天达到110％，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医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象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于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55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15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 CoPernicus）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和凯普勒（Kepler）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着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可以凭借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万物，进而认识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借着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题，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题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题，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给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要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20％，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90％！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27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敬畏神。在平常谈话中，从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提到神的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他曾说：“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他研究《圣经》的浓厚兴趣绝不在科学之下。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百分之十几，他80％以上的著作皆为神学著作，总字数超过一百四十万字。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的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Kel 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 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去世时才39岁。他16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要求，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我，象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我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我认为，这些朋友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我觉得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圣哲思想深切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予’。”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也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的。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儒目睹，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没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徒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象，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一面深入研读《圣经》，常常讲道。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侯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象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象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基督徒科学家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如此。一次一位朋反在牛顿面前讲了一通不信神的话后，牛顿当场予以驳斥，“我对你关于天文数理的高见，一向乐于领受，因为你是研究有素的；但是你对基督圣道，最好不要随便发言，因为我素知你于此道毫无研究，并且我敢断然地说，你根本是个门外汉。”牛顿之所以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深受这种盲目反对基督圣道之害，希望自己的朋友不要重蹈覆辙。牛顿早年是个实证主义者，只信科学，不信神。对宇宙现象有了深入了解后，他才心悦诚服地伏拜在神面前。他在《原理》（Principia）一书的结论中写道，“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 Francis Trevelyan Mille）在《爱迪生传》（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皈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William和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William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 John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Wiliam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现为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候顿博士（John Hovghton）在他的新作《宇宙：神迹或机遇》（Does God Play Dice? A look at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e）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
1968年 12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In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 Walter F． Burke），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肯尼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余国亮在《物理学家看圣经》一书中曾引用了《读者文摘》登载的一个小故事：一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集中起来，制造了一台世界最大、可以解答古今中外一切疑难问题的电脑。在电脑揭幕那天，全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围在电脑四周，迫切地想知道它如何解答全世界最重要、也是最难解答的问题：世界从何而来？当他们把此问题输入电脑，经过复杂的程序后，答案出来了。大家急不可耐地展开答案，上面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答案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认识、所接受。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Explorer，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1989年11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1992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 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又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就象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the“handwriting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Burham）也发表评论说：“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着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的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为着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进而大大增强对事物的洞察能力，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虔神。
如此往复，科学家们把科学研究和信仰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他们心中有神，科研中取得的成果越大，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越谦逊自律。牛顿仅仅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海边的沙滩上有幸拣到几个比较好看的贝壳的孩子。‘’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一7）因为神是万有之本，是智慧、知识、真理、生命的源头。科学家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然而，人类的始祖因为不甘处于自己受造的本位，要与神争智慧，违抗神的旨意，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骄傲使人类的祖先犯罪、堕落。堕落后的人类心中少有想到神，使骄傲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宇宙万物的复杂、浩瀚和精妙，使人不能不再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不能不承认人的有限和渺小。所谓科学研究，只是去认识神所“授与”的宇宙；所谓科学定律，只是描述神的正常作为罢了。没有神的创造和护持，就没有科学研究，没有神的启示，无论怎样假以时日，人类也无法认识宇宙的奥秘。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我打个比方。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令人百思不解。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象当年牛顿一样，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虚怀若谷。他一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却说自己只是在真理的海洋边上徘徊，一无所获。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智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候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象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 ）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 Robert Jastrow）在God and the Astronomers。（《神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象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
有人会想，如果按我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后，科学家对神这个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是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此外，不少人认为，科学家的信仰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因此是客观、可靠的：而基督教的信仰是出于人的臆念，因而是主观、不可靠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由于方法的误用和对基督教缺乏了解，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不少人开始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认为凡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的，皆不可信：基督教的信仰不能被科学证明，所以也不可信。当年，别人向我传道时，我要对方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今天我向别人传福音时，又受到同样的挑战。可见科学主义的危害之深。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ibility）被动的（ manageability ）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是无法重演、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的。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已远远高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后先是一楞，尔后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目．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我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也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由天使堕落后变成的魔鬼撒旦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后大都堵在车门口，这样下车时方便。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着的中部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信心的飞跃
从神存在的证据、《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考证到本章有关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信仰是置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与理性、科学相行不悖。理性的思辨和科学的成果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然而，科学只是求真，基督教信仰却是求真、求善、求美。这是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之处。人们单凭有限的理智和科研活动是无法企及神的。我们只有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凭信心飞跃上去，才能和神建立个人关系；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成为神国的儿女。在与神亲密的交往中支取智慧，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和虔诚的基督徒。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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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功和，《基督教科学观》，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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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语堂，《信仰之旅》，香港，道声出版社， 1991年。
13．梁斐生，《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