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祭祖烧劳斯莱斯:1892年度事件：周汉反洋教案

上年四、五月间，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份接连发生教案，教堂被毁，教士被杀，一时间长江流域风声鹤唳，各国驶入长江示威护侨的军舰多达二十余艘 。
教案的集中频发，引起各国驻华公使的注意。在华传教士更多方搜求缘故，收集到多种民间排斥洋教书籍、文告、歌词乃至伪造的中国官方公文，并追踪到大多数反洋教书籍乃是由湖南长沙的三家书铺所刊刻。此三家书铺的所有者，则系朝廷四品官员陕西候补道周汉。各国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并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厉查办。此即牵动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汉反洋教案”。
反教文件泛滥，长江流域教案频发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人。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后投身军旅，积军功被保荐为山西补用道，获二品顶戴。1884年返回湖南长沙居住。
时值外国传教士来湖南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开始撰写反教文字，并以各种形式刊布传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余种反教著作。这些文件广泛流传，对1890年代长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案的频发引起了各国在华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给总理衙门的多次照会中，各国公使均特别提及民间流传的各种反教文件的危害。朝廷因此于五月下发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员对“匿名揭帖造谣惑众”者“从重治罪”。但地方官员显然缺乏执行兴趣，以至于上谕七月不得不再度质问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谣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捕获一人，惩办一事”，反而导致反教言论“几遍中土”。
地方官员以谣言揭帖来源芜杂难以查实为由，消极对待朝廷的追究。积极的外国传教士们则通过调查发现，湖南长沙是长江流域反教文件的编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并最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汉请求谭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教文件而被捕的一名亲戚，并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文件书册，都是他和长沙宝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这名亲戚不过是受自己所托去武汉散发罢了。周汉说，如果耶教之“邪”不应该“辟”，则他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应被抓起来严办，其余从犯应从轻释放。信的末尾，颇有壮士潇潇易水一去不返的气概——“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被冤数人独流万古之芳！”
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
各国集体施压，地方官员坚决抵制
反教揭帖书籍流播范围之广，大大出乎各国公使的预料。1891年末，各国驻汉口领事同聚英国领事馆（计有：美国、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等10国）商议，并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书内容如下：
“我们签名于下的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与代理领事，听说一项散发（反教文件），不仅暗地，甚至完全公开地进行，以激动华民根除基督教与毁灭基督教。对于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谕与总理衙门屡次的命令，全然不顾。甚至将揭帖贴在各县城的城墙上，特别是在湖南省，成千成万的小册子《鬼教该死》已经在长沙公开再印出公开发售与分送。”
“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抗议书同时被送往各国驻京使节，以冀向朝廷施压。抗议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随即在周汉的活动下，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刷反教书籍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
针对地方当局的消极抵抗，德使巴兰德十一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了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设法严禁。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令其严禁反教匿名揭帖，严惩周汉。英国政府亦命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并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中国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暴动，中国政府需负担全部责任。
总理衙门于压力之下，一面向各国保证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别行文给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抚、将军，命嘱他们严厉查禁销毁反教文件，追究造谣惑众之人。
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北张之洞方面却另有顾虑。张在十二月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电报里说（作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周汉此人素来喜好攻击诋毁洋教，编著歌谣图书极多，刻字铺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让儿子们都去学刻印，专门刻诋毁洋教之书，刷印了数十万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导致许多民众相信教堂真有各种残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机闹事酿成教案。各国领事多次照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多次查禁。但旧本才毁，新本又出。请湖南官绅婉劝也全然无效。……据查，此道员性情迂腐，在湖南颇有名望。长沙三大书院对其颇为推重，代其传播之人极多。该道员对刊布反教书籍的事情供认不讳，并声称不怕死。其人颇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为自己此举乃万世不朽之事业，所以禁、劝俱对其无效。湖南地方官吏对其无可奈何。该道员素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己任。若施以刑罚严办，恐有碍政体，且可能激愤湖南无知民众酿成事端。”
故而，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甘肃或者新疆任职——“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议随后被总理衙门驳回，理由是英、德等国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调职甘肃周汉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汉目前是闲居道员，调任甘肃，反会给洋人造成不但不惩处元凶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节。
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风波勉强平息，周汉两次被精神病
1892年二月，驻英公使薛福成致电总理衙门报告，称英国政府已经看到了周汉的反教图书歌谣，认为长江流域的教案，不是单纯的会匪作乱，其背后实有显宦巨绅在指使谋划。薛福成警告国内，英国政府很可能借此指责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引发新的外交风波。总理衙门接电后，遂强硬命令张之洞立刻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此前，李鸿章曾建议调查周汉反教之外的其他劣迹，譬如经济问题等，以此惩处周汉，如此既不碰触民意，又可以给洋人一个交待。但湖广方面似乎没有调查到周汉有什么个人劣迹，最终，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周汉乃精神病患者”的结论：
“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
“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澂。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1897年，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周汉此举，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将激发教案，再造祸端。故派人将周汉自宁乡家中拘回长沙讯问看管。周刚被押离宁乡，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员便聚集到县衙公堂，以罢考相要挟，要求释放周汉。省城士绅对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极多。陈宝箴想把烫手山芋扔给张之洞，提出把周汉押往武汉审讯，张之洞则以汉口洋人太多、长沙尚无洋人为由，拒绝接受周汉。最终，陈宝箴亦不得不仿照当年，再次将周汉“被精神病”，称其“疯癫成性，煽惑人心”，按疯病惯例，交特殊监狱监禁。
结语：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义和团的狂欢中达到巅峰。后世反省这场运动，多乐衷于批判其中“群众运动的非理性”，甚至将其与文革民众的狂热非理性相提并论。诚然，这其中或许有某些可资批判的相似之处，但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所应负的责任，也同样湮没不彰。
1892年的“周汉反教案”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推波助澜酿成教案并最终诱发义和团运动的个案。周汉虽有官衔，但朝中并无靠山。张之洞们屡屡不愿意动他，所忌讳的乃是周汉身后强大的“民意”（实际上是“绅意”）——整个湖广知识分子圈，大多数都是周汉反教言论的支持者。
周汉的反教著作，内容无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的陈词滥调。但这样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中国，却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大多数是无知识的平民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却恰恰是周汉这些官绅知识分子。他们是乡土中国“新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的反教宣传与他们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结合在一起，最后，催生了义和团的大悲剧。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还能观察到：1890年代的“维新领袖”康有为与1890年代的“反教领袖”周汉，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康和周一样，都奔走在“孔教救国”的歧路上（可参阅：转型中国第28期：康有为的“孔教救国”之路）——只不过，康试图走上层路线，将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对抗“耶教”；周走的则是底层路线，试图发动底层民众武力驱逐洋教。
晚清中国的悲哀尽在于此：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负担起“启蒙”民众的责任，而只是在不断地“蒙”民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