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越南人喜欢什么事物:转贴云南作家郎生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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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云南作家郎生的美文
(2008-12-16 08: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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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按语：文章就应该这样老老实实地写。可我自己时常竟做不到着一点，转在这里，以后下决心向郎生学习！
下乡前，老高初一都没毕业。回城后，他在某单位当工人，凭自学和函授，考得个大专文凭，在某大学打杂，讲过书法课。而今，退休的他已成为书法家，又做起了广告策划和社会活动，在全国各地都有朋友，时常被邀请到外地交流，所讲话题从书法、茶道、玉石鉴别到人生社会。
终日与大款老板、名流要员们周旋的老高，免不了要在酒池肉林中盘桓。此时，他会打通老同学夏道沛的电话，请他从西山上下来。大款名流们的宴席一般是摆来看的，大家吃惯见惯，毫无胃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动几筷子就扔那儿了，最后上白米粥才喝个稀里哗啦。见提了大袋小包赶来的老夏，不免惊异，问老高：“这个人是来干嘛的？”
“是来救我们，超度我们的。”老高和蔼可亲，微笑着说。听得懂这种笑话的人很少，更无人想到老高讲这句话是很认真的，并非玩笑。匆匆赶来的老夏也不客气，埋头大嚼。人一走，他便连汤带水，把奢华者们留下的宴席统统打包，放在自己的单车上。间或还会引用一两句知青时代的革命导师语录来打趣解嘲：“列宁同志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列宁是谁了。
有一次，老高列席一家传媒公司的高管会议。会上，总经理严厉训斥各部门经理道：“麻烦大了，连续几个月销售收入都只有三五百万，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喝西北风喽！”接着，他又侧身对老高说了句笑话：“难说你哪天上街卖字，我给你捧砚台。”会场气氛凝重，大家神情严峻，无人敢笑。
说话间，老高的手机响了，他避席接听。是摆摊的老夏兴高采烈从西山上打来的：“老高，真的是财运来了挡也挡不住，我今天卖出去两百杯橄榄水！”那时候，一杯橄榄水只能卖五毛钱。听了这话，老高大笑。
老高讲的故事，大都与他的同学老夏有关。此前，我早在朋友那里听说过老夏的零星传奇，但与老高的不期而遇，才真让我动了访谈之念，因为他才是“老夏传奇”的“第一讲述人”。改日专程拜访老高，他说起了老夏的故事——
老夏是我的初中同学，一个班的。他家住在如意巷，离我家走路不到五分钟。原本是个殷实人家，有一大院房子，门口有棵雪松，他爹的三个太太，就是老夏的亲妈、二妈和三妈，都住在里首（云南话，里面。“首”指方向、位置，如古汉语。下同）。
三反五反“打老虎”，他爹被抓去胜利堂关着，交财产，交金条，不交不准走。我老爹（昆明话，爷爷）也被关过，他是旧社会当学徒跑马帮发的家，后来在正义路开了家惠康百货公司，就是天天可以下点小馆子那种水平。我父亲对这种事倒看得开，他说一个新政权总要有经济支撑，要有实惠给打天下的人，财政是政府生存的血液。
老夏家是江西人，做金银首饰的。他家还保存着民国时期在九江庐山上的房契，大大小小盖了多少印章；六六三十六间房子，应该有两院，大小天井，正厢耳房，可能是个跑马转角楼。七九年九江政协发了个函给他家，说请他们回去协商解决过去的房产。他爹被运动吓怕掉了，他大伯就是在九江被斗死的，生怕回去又挨整，所以没去。后来时移世变，水过三秋才想起来，只能是个梦了。前两年老夏还想借钱去跑。我说：“老夏，你开山种地还可以，搞社交玩转算怕是不行。”后来他也说那是胡子上的饭，舌头舔不着，舔着也吃不饱。
老夏是个留级生，上学不行，但人不笨，求生本能强。他爹后来在新华印刷厂做会计，三个老婆，生了八个娃娃，所以老夏家弟兄姊妹多。从六岁起，他就开始折信封粘纸袋赚钱了。六六年文革，我们初一刚上了半学期，下学期的书发了，还没来得及看，就赶上停课闹革命。
他会动脑筋，动手能力强。我们积肥去学校农场，在羊仙坡，大家都是挑着肥料去，只有老夏拉着他自己做的滑滚车，那种自豪，兴奋。到坡底下，他挨滑滚车一藏，从草棵棵首拿出撮箕扁担来，再挨肥料挑上去。他现在在西山上摆摊的烂桌子，也藏在草首。
我们那个时候穿双剪子口布鞋，没得袜子，下雨天戴顶篾帽，或者打把油纸伞。羊仙坡现在被房子盖满盖严掉了，当时还是荒郊野外。我跟老夏去逮“鬼蚂蚱”，就是一种蝗虫，身上绿幽幽的，像阴间的颜色，敢用手逮才说明你胆量大，火色足。
我出身不好，被定为“黑五类”，干活用手堆肥料，别人扳包谷。劳动完还要挨斗，被同学取笑，拿马屎打，开会都不能跟大家坐在一起。逮鬼蚂蚱的时候，老夏问我咯难过？我说难过的嘛，刚才挨斗难过的嘛，不过现在好掉了。
六九年下乡，去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农场，我十六岁，他十八岁，不过彼此都称“老”了。我的诨名叫“老坎”，他的诨名叫“刀豆”，也认不得是哪个取的，是咋个取出来的。当时，从昆明到景洪坐车至少要四天，我们二中一百多学生住在江边的草棚旅社，等澜沧江通航，不然小火轮撞上瘤子滩就要命了。我还记得，草棚旅社两角钱一晚上，只有被子，没得褥子，盖一半，铺一半。
当时橄榄坝还是个荒坝子，走十来公里才见得着个把人。坐几个钟头小火轮，上岸后还要坐牛车。道路泥泞，坑洼多，牛车一崴，老夏的背包掉下去，捆在后面的搪瓷脸盆掼破了一点，掉了几小块瓷，他心疼了好几天。离开家没得人管，男生都买包“金沙江”烟揣着，你发给我，我发给你。到景洪，老夏见那里的“金沙江”要三角钱一包，比昆明贵三分，从此他就不咂烟了，省下钱来，每个月寄五块给他小妹，辅她上学。后来小妹念他的情，对他最好。他也不沾酒，连茶都不喝，没得任何不良嗜好。
没得象脚鼓也没得孔雀舞来迎接我们，只有蚂蟥、蚊蝇、毒虫、烈日和瘴气，到处都是茅草荆棘，原始森林。也没得住房，只能自己用竹篾编墙，茅草盖顶，搭几排棚子，住在里首。大家心中惶惑，一片茫然。
只有老夏不慌不忙，从背包里拿出小推刨来，为农场的铁锅做了个大锅盖，滚着送去。厨房里有个新锅盖，这可是轰动当地的大新闻！老夏就此在橄榄坝一炮打响，一举成名，那里的一两万人，应该都认得他。后来，他便能清悠地在木工房做床，打柜子，不用去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也不用去挖大坑种橡胶树了。
橄榄坝的知青是从昆明、重庆和上海三个地方来的。昆明的先去，后来的“重庆崽”，还有上海的“干北佬”（上海话，江北佬）年龄更小，人数更多，是昆明知青的十倍以上。大家才十几岁，都是些屁事不懂的娃娃，出工翻船死的，自杀的，就埋在路边。我们路过会给他们点根烟，请他们好好呆在里首，咂根烟，莫出来吓我们，嘻嘻哈哈，也不害怕。
种橡胶树要挖六十公分深六十公分宽的大坑，验收的人很坏，不用尺子测，拿个竹箩来量，放不进去就不合格。那样的坑，男生一天能挖五个，女生只能挖三个。我从小身体瘦弱，病多，老夏就喊我去木工房帮他，我觉得他是在为我遮风挡雨。那种幸福感，我永远不会忘记。现在的人没吃过那种苦，也享受不到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的快乐。
在版纳，我吃到过今生最美味的食物——猪油辣子拓锅巴。吃锅巴，如果一百米开外有人影出现，就要狼吞虎咽，赶紧吃掉，至少要含进嘴去，否则人家看见跑过来讨要争抢，你就吃不着了。还有最美味的饮料——猪油，喝一口滋润无比。因无油肉，我们的肠子都是干的，生锈了，又脆又薄。有个同学藏着罐猪油舍不得吃，哈（指变质）透掉才拿出来请客，又黄又臭，个个吃了呕吐拉稀。
老夏打开他的烂工具箱，里面装着上海软糖、四川泡菜、猪油辣子，包括最金贵的麦乳精。——都是上海和重庆知青请他帮忙送给他的。谁都想有个小木凳，那样开会方便，尤其是大城市来的姑娘。当时的老夏还拥有全橄榄坝最漂亮的赶集休闲时装——一件双面双色夹克，一套深蓝色运动服，最时髦的军帽也有，比现在的皮尔卡丹还稀奇。
不用去买去要，也买不着要不着，人家会主动送来。在木工班他是老大，又会带人盖房子，还会在宣传队唱唱跳跳。知青进驻橄榄坝前，当地的傣族人和哈尼族人，祖祖辈辈，一生人没睡过床，当地的社队干部也要来求他。那时候，哈尼族姑娘还穿着传统的短裤和露脐装，我们称之为“露肚族”。
我们两个后来都是病退回昆明的，半真半假。当时知青装病的不少，招数也多，有的在透视前抽几口泡过墨水的烟，哦，肺上有阴影！有的量血压前喝烫开水，哦，高血压！有个小伙子夏天还捂着棉衣，版纳的夏天，三十八度，他就是不脱，回城前把棉衣扔进了澜沧江。
当时的人只关心咋个生存，内心觉得恐怖。宁愿回城当狗，也不愿在版纳做人，因为回城还捡得着几根骨头啃啃，在建设兵团连油腥味都闻不着，被折磨到厌世，信神一样信领袖的结果就是如此。老夏原先还想入党，盖房子挣表现，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都放弃了两次，后来还是觉得小命值钱，那点政治资本是要拿命去换的。他拿着户口和粮食关系，一路上唱着歌回到昆明，说以后屙屎撒尿都不朝着版纳，还找车拉了两吨木料回来。
八十年代的老夏，也绝对属于最富有的人。工资只有三十六块的时候，他凭着一流的装帧装订技术，每个月还可以挣几百块外快。做信封，平时他每天可以做五千，星期天做一万，一万个信封可以卖三十块钱。厂里面还没得人敢想看电视，他就花五百三买了个黑白电视机，用垫单裹着抬回去关灯闭户地看。我刚听说“旅游”这个词的时候，他已经从桂林玩回来了。九十年代初，老夏开了个印刷装订厂，做了老板。我用手机打的第一个电话，用的就是他的大哥大。——当时连往哪点打都晓不得，记不得号码，也认不得有电话的人，只是好奇开个洋荤。
老夏命运的变化很正常，有了手机电脑，不时兴写信寄信，信封就不值钱了；有了塑料袋，纸袋也不值钱了。他的那个印刷厂其实就是个作坊，以装订为主，资产最多几万块钱。他勤劳俭省，舍不得五十块运费，骑二十几公里三轮车去大板桥拉改装机器，四百公斤，从早上八点拉到晚上八点，路上打了两次气。有次拉的纸太重挨三轮车胎压爆掉，要用千斤顶顶起来补胎。后来才买了张二手微型车。
老夏是个老实人，胆小谨慎，怕惹事，赊给人家卖的货收不回款来。我跟他去要过帐，他开口闭口都是某师（师傅）如何，某老板如何，声音多小，客气得很，还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像是他欠了别个的钱。我去骂去吵他倒来拉我劝我。
九十年代中期，老夏的印刷厂倒了，因为装订盗版书还吃着官司。他新找的媳妇又为他生了第三个娃娃，生活无着，只能到处流浪，做点小生意。他有本事装一二十块就到处去“考察”，其实是要账，一天只吃一顿饭，见着水管洗把脸，全省各地云南周边，包括更远的省区，都被他转遍掉了。哪班车票钱少几块，哪点的录像厅便宜，他了如指掌。
有一次我带他去成都，头晚上朋友请住锦江宾馆，他的鞋底掉了，用铁丝捆着，还怕人家不给进门。第二天陪他去攀枝花要账，老板跑了，他约我去录像厅，四块钱连看带睡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直接装成流氓，吸毒的，耍无赖，挨烧红薯砸在柜台上。我一脸胡子，又高又瘦，人家不知底细实力，怕了，才要回几千块来。但他好像从来不会为没得钱担心，多大的磨难都动摇不了他的生存意志，说再咋个现在也比当知青的时候好多了！
他饿可以饿三天，吃可以吃六斤。——六公斤！我在攀枝花买了六公斤橘子，上火车一觉醒来，橘子就没在掉了，只摸着卧铺边挂钩上的空塑料袋。他斜靠在车窗边上冲瞌睡，拿着一大瓶可乐，也喝得只剩下一口。在成都吃小吃，我和朋友讲了几句话，回过头来，他面前的碗就堆起来两大摞。在印刷厂，他有本事喝下一碗猪油去，也没得事。
有一回，他去马街菜街子上找游医拔牙，半边脸肿起来，我妈见着给了他五十块，叫他去医院看看。过几天问他咯好了？他说好了，修修五脏庙，买三公斤排骨吃了就好掉了。上西山摆摊，他还受过一次重伤，拉货的板车角铁穿过鞋子，戳进他的脚后跟，倒了半皮鞋血水，骨头露出来。一般人那种时候会昏过去，他不慌，抓一把蒿草嚼烂了塞进伤口去，半小时后止住了血。第二天整条腿肿起来，头昏，他煮了两海碗米线吃下去，头就不昏了，去小诊所随便处理包扎了一下。
他身体好，不怕吃苦，也是当知青时候打的底子。在橄榄坝他生过疮，腿上的肉烂掉，烂了八个月，伤口里面塞的纱布，拉出来有一公尺长，也见着骨头了。在西山，他模仿画报上看见的欧款“尖顶别墅”，自己设计建盖，顾收费低的黑车夜半三更把七十多吨红砖、空心砖和水泥拉上去。下货处离建房的位置还远，上坡下沟，有一百多米，就靠一根扁担。他挑了十几天，把砖头移到了地方，还不算他和媳妇小代挖沙挑水耗费的时间和劳力。我说，要是让我去挑，可能已经累死掉十回了。
他的大女儿是他在新华印刷厂做采购，早上买菜捡来的，去年才落掉户口。老夏捡着她的时候天还没亮，娃娃只有猫大，用块旧浴巾裹着放在洋草果树（桉树）底下，会动，还戴着顶用手帕做的小帽子，可能是四川民工遗弃的。抱回家一看，好手好脚的，只是有点感冒。老夏当时结婚好几年了，老婆一直怀不上，他们商量着把孩子养起来。老夏养她花了养两三个娃娃的钱，因为落不掉户口，上学哪样都是议价。第二年，妻子就怀孕生了儿子，两口子为抚养儿女的事闹矛盾。
后来儿子跟着他妈，今年考艺术学院差一分，是我托关系帮他入的学。他现在的媳妇小代比他小二十六岁，原先在他的厂里面打工。两个人其实还没正式结婚，只是事实夫妻。老夏的“前妻”还没跟他办离婚手续。——原因么，自然是“我过不好，也不让你好过。”我帮她儿子上学，是跟她讲好条件的，只要成了，她就挨老夏离婚。她答应了，到时候又反悔，没去法院。我就是想帮帮老夏，他的小儿子还是个“黑人”。
老夏跟小代好那下，他已经四十好几、将近五十岁了。不过人显年轻，没得几根皱纹，一直是伙子体型，是这两年才老掉一截的。跟小代回娘家，他穿着当老板时候买的罗蒙西服，挂着照相机，带礼帽，就差拿文明棍了。小代家是弥勒白龙洞附近的彝族农民，后来改成汉族的，几辈人都信基督教，他们喊信主。那里是喀斯特地形，石头多，地瘦，贫困，小代的姐姐有一条用九种颜色布头打补丁的裤子。晚上大家围在火塘边吹牛，小代的亲戚问他：
“他四姑爹，你是哪年生的？”
老夏不吭气，说：“么你看我有多大了？”
“四十多？”
老夏也不吭气。人家又问：
“四十？”
老夏还是不表态。
“三十九？”
老夏点点头。他这一点头，就点成三十九了。老夏的岳母比他还要小两岁，老公死得早，一辈子都没睡过床。老夏去的时候，挨我送给他的床也带去了，专门送给她。床是我结婚时候买的，纯栗木，比现在这些合成板的好得多，透气，无公害。老夏来拉床还讲：“哦，是前进木器厂的。老高，你是挨好东西给我了。”到那点，攉攉土基（土坯），拆掉烂板板，挨床支起来。人家太高兴了，说小代找着个城里人，有房子，还有电视，太要得了，都在说嫁给他四姑爹如何如何。
老夏那时候其实一样也没得，自己生活都困难，他就是挨城里面收来的旧衣裳、旧电视，包括锅碗瓢盆拉去，夸张点的说法是皮带上都挂满了旧手机、传呼机……东西太多了，最多一次拉了一卡车，十六大包，真的像个老板。东西除掉给亲戚朋友，他还计划登记好，哪家给个锅，哪家给几个碗，哪家给个九吋的黑白电视。
小代她妈原来有抑郁症，茶饭不思，身体衰竭，家里都在准备为她办后事了。她没进过城，不会用钱，老夏见面给她一百块，过了两个月她还好好地揣着。见着老夏，她很高兴，怪老夏不喊她妈，只是你家你家的。老夏说昆明人喊你家，就是你老人家的意思。后来老夏就喊她妈，喊的声音多大。
岳母想吃点米线，但几年吃不着，心里憋闷，就不吃东西，不讲话，一天到晚昏睡。老夏想尽点孝心，带她打吊针，接她去昆明看病。在弥勒县城三块钱买了碗米线，加了两块钱卤鸡，岳母吃下去就有好转。到昆明吃了一个星期过桥米线，岳母的病就彻底好掉，哪样事也没得了。
我收着哪样东西，就留着给他，还动员别人也收来，多多益善。不管哪样东西，只要是个固体，他都要。前几天我们那里拆房子，有些实木门、木地板、铝合金窗，他都拉去了，晓不得拿去整哪样。他在山上盖房子用的材料，好多也是建材市场拆迁时捡去的，拉了两马车。只是他的那个两层“尖顶别墅”盖起来又没住，你上山一定要看看，那个就是老夏的理想了。
他做梦都在想发财，发家，有次还想去倒矿石，他连哪样是矿石都认不得。刚上西山摆摊，他只拿着他小妹和侄儿子给的两百块本钱。爬山的人多，像游行一样，推打挤搡不开，他和小代卖橄榄水、凉米线，一天能赚一两百块。——不算成本，成本也低，不到三分之一。他太兴奋了，打电话来说，小生意也能赚大钱，这个一天一两百，也不得了啊！只是过两年玩处多了，生意又不行了。
在山上他也不顺利，一年搬了三次家。只要有哪样机会，能挣点钱，或者能吃着东西，我都带他去。我一样也不是，在学校待遇是最差的，职称都没得资格评，没得架子，不讲脸面，哪个请写字，哪怕是个水电工，只要他人品端正，我都写。老板请“名家”，一般要价高，字也不比我好，说不定还不如我，个别真写得好的又清高。我无所谓，是朋友，给瓶酒喝我就能帮人家写一夜，不管墓志碑文，家谱还是座右铭，写哪样都得，所以还有点名气，至少人家愿意请我。
我带老夏去的高档饭店、会所不少，昆明饭店一两万块一桌的“佳宁娜”餐厅也去过。有一次还叫矿老板的司机开着“悍马”去西山接老夏。吃饭我就喊老夏整，放开肚皮整。看他吃饭有快感，吃得那种香甜。打包我帮他一起打，帮他一起拎，大摇大摆，没得任何心理负担。汤汤水水，大包小包，路过老板的“沃尔沃”轿车，人家还以为要拎上去，吓了一大跳。老夏也没不在乎人家咋个看他，你戏弄他两句，他无所谓，只要经济上没得损失就行。
有一次他装了几块小奶油在衣兜里，化掉，一身上都是油。打包的东西他也要分类，哪些易坏，拿回去就要吃，哪些是干的，可以摆两天。他在山上开始那几年没得电，现在也没用冰箱。他儿子那下还小，在学说话，见我们拎着包去，会叫：“好东西！好东西！”老夏要养娃娃，很俭省，买肉都是去马街买点“收摊肉”，就是在下晚街子收摊前去买，便宜。
他小妹嫁了个企业领导，家里生活条件不错，她对丈夫说，哪怕开着私家车，衣食无忧，但想起老夏在山上吃苦受罪，日子也不好过。老夏的哥哥死了，他下山来奔丧，穿着双借来的胶鞋，前面通了两个洞。嫂嫂说他咋个混成这种样子，小妹就买了三双旅游鞋给他。两口子后来也帮他，过一两个月就要买几斤肉叫老夏去拿。
他真的是沦落到社会底层了，所以也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时候。老夏是个好人，不会做哪样大坏事，但也会做点小雀洋（昆明话，滑稽可笑之意）事。收钱偶尔会短款，不多，三两百块，有一次还拿了张假币充数。
他在我姐姐的公司干过，还帮忙照顾过我爹半年。——我老父亲有白血病，经常住院，老夏那时候守着他。小代领着娃娃在山上，有两个老男人有事没得事会去他家，老夏不放心，晚上悄悄回去看看。我们发现夜间没得人，怕出事情，责备过他，他流了泪。我说没得事，只消他说一声，晚上我们会喊人来，他尽管去，他才放下心来。
我母亲最喜欢老夏，每次见面都要给他点东西，或者是钱。有次老夏来玩，晚了赶不上公共汽车，我妈就给了他三十块，叫他打车回去。他没打车，拿包包提着我给他的两个旧吊灯，走十几公里去西山。到山口已经是夜半一两点了，执勤的人以为他是贼，差点把他关起来。他说没得事，即便关一夜也没得事，他睡一觉，第二天再回去，说不定还省顿饭钱。我妈给的那三十块，够他儿子吃一个月早点了。
小代帮了他大忙，要不是有小代，他也在不住山上。有次下山他想摘点香椿来给我们，去搬梯子，怀孕七个月的小代已经爬到树上去了。老夏有静脉曲张，岳母也心疼他，每晚都要烧水端来给他泡脚。有段时间，小代她妈，她妹妹，亲亲戚戚，一大家人都住在山上。
住在山上要养狗守门，老夏没得钱买狗。有一次他去关上赶街，想买点旧工具，看见一只饿得要死的小狼狗，可能是偷来的，要卖五十块。他说这种狗咋个养得活，砍价砍到二十，买了背上山去。现在站起来比人还高，恶得很。他除了在小馆子收点吃的，也没得哪样去喂，后来丢颗莲花白，狗也三嘴两嘴就啃完掉。
我说：“老夏，当年‘林副统帅’（即林彪）说的‘四个第一’，‘人的的因素第一’你算是做到了，改变了物种的习性！”其实，我们这些人的习性，又何尝不是被上山下乡改变了的。被文革，被解放，被时代改变了“物种习性”的人，又岂止是我们。
和老夏联系上，周末我背了睡袋，上山去找他。他家在西山二道湾，坐六路公车经马街至高峣下车，步行一公里即到。背靠青山，面朝滇池，柴扉木栅之后，三五间掩映在森林中的平房，六亩林地，两三处鸡舍，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现在的家了。叫我周末上山，老夏自有用意，周六和周日两天，是他出摊的日子，我便可与之一起去后山摆摊。
地与房是老夏租来的，一年才一千五百块租金。合同期虽说是二十年，但在这个计划永远也赶不上变化年代，合同也很可能不算数。不过即便如此，这里仍然让他们一家享有了三年安稳的田园生活，老夏夫妇摆摊、种菜、养鸡，照顾着十岁的儿子。
西山二道湾是城里人爬山背水的地方，那里仅有的一小股泉水从早到晚都有人排队在接。据老人们讲，城里加了漂白粉的自来水喝了败胃口，长结石，得癌症。这里的泉水比瓶装水都好，喝了想吃饭，还是免费的，他们接去煮汤、泡茶。我在老夏家只呆了一天便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有种久违的饥饿感，像是回到了七八十年代。
老夏说，在山上生活自由得很，想吃哪样栽哪样。在他家的菜地里，种着萝卜、韭菜、青菜、白菜、芋头、洋芋、玉米、茄子、小瓜、南瓜、洋丝瓜、雪莲果、折耳根、白花豆、四季豆和葱姜、大蒜、薄荷、香菜等，林地里还有上百棵果树。几乎不打农药，全部施用农家肥。这里空气清新湿润，呼吸几口，顿觉城中尾气浊毒，灰尘刺鼻。
按老夏的说法，在这里他们吃的是原生态，喝的是矿泉水，住的是大氧吧，过的是城里人做梦都向往的生活，有哪样不满足的。晚上，老夏指着房间里的柜子说，单是别人送的衣服，就够他们穿十年有余了。不过他也会感叹，说小代跟了他那么多年，还没给她买过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带她坐过飞机。于是，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种说法：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
老夏说，其实跟老高去赴宴，他并不很舒服，与大款要员们同席，总觉得自己多余，身上有蚂蚁在爬。拿吃的回来，小代也抱怨过他尽弄些残汤剩菜。带东西跟小代回娘家，有一次听亲戚说咋个都是些旧的，他心里不适，后来也就不积极了。他生性俭朴，不喜欢城里的花天酒地，一天不找点事做，就觉得生活无趣味。
他关厂那年，老高也经商失败，赔了六十六万，想死的心都有了。二人相遇在文庙喝茶，老夏说，生活咋个会那么简单，总会有机会的。以后老高经常帮他，也喜欢来山上看他，最爱吃茶花鸡蛋炒饭。
与老高相较，老夏的讲述更为实在、质朴，言语平淡。他们一家的田园生活，也确实没有多少浪漫的牧歌情调。连续两个周末，我上山帮他摆摊，顺便跟他聊天，晚上就睡在他家客厅的长沙发上。山上蚊虫多，挂蚊帐也不方便，我每晚要到一两点钟才能把屋里的蚊子拍打干净。夜里上厕所，眼前就是灯火辉煌的昆明城和灰蒙蒙的滇池。
在这里，我了解了老夏所收废物的用途：实木门可以做木刀木剑，木地板可以做玩具弹弓，在小摊上出售，铝合金窗可以盖房子，建鸡舍。“改变物种的习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饿，再挑嘴的宠物，饿上几天就什么都吃了。老夏收养或代养过不少城里人的猫狗，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那条会吃莲花白的大狼狗确实健硕凶悍，平日都不敢放出户外，怕吓着人家。
老夏说，他上山来，讲好听点是锻炼身体，搞搞养殖，其实是衣食无着，来讨生活的，别人是逼上梁山，他是逼上西山。只有自己下海，才知道水有多深，办厂那阵，他头发胡子都苦白掉。老夏做人实诚，送货给人代销，人家就玩空手道骗他，省外省内要账都跑了十几趟，不带打手莫想要着，有时连路费也要不够。困难时借不着钱，亲戚朋友也不借。厂里没得钱买菜，他这个厂长只好去菜市捡菜，发不出工资，小工都要喊人来打他。
厂子倒闭后，他和小代带着孩子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靠父亲的八百元退休金生活。一天清晨，父亲坐在椅子上悄然去世的样子，老夏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他的心脏收缩了一下，像被人用手捏了一把，抽到喉头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弟弟说他就会游手好闲吃白食，把父亲害死了，半个钟头骂了他四五十声杂种。他说他咋个要害死父亲，父亲一走他们连生活费也没有了。
父亲临终前说，他走了怕是这个家也要散了，遗憾的是没给子女们留下什么遗产。老夏说是啊，家散是肯定的了，除非父亲有几百万，不然咋个拢得住，又不是旧社会那种大家庭。但父亲留给他的是手艺，小时候喊他做信封纸袋他还不理解，后来就是靠父亲教的手艺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在同父异母兄弟的嘲讽声中，老夏硬着头皮，要到了父亲在遗嘱中写明留给他的房子，现在出租每个月有四百五十块钱，是他们最稳定的一笔收入了。
在城里生活，他已经过得像叫花子了，只能饿着淌清口水。有段时间，老夏去乡下倒乳饼来昆明卖，隔天一趟。坐晚间十点四十的火车，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到，身上着带钱，不敢走夜路，就在车站值班室外面的椅子上睡到天亮。早上九点去集市收一两百公斤乳饼，便赶班车回昆明。乳饼不易保存，遇上堵车，耽搁一晚会变质发臭，只能倒了或者自己拣好的吃掉。如今，他闻见乳饼的味道就恶心。
小代刚来昆明，在劳务市场上站着，先是给人家当保姆，后来才到老夏厂里。在老夏家，她服侍了公公婆婆三年，饭菜做好端来，大小便接去倒掉，连亲生儿女都难做到，直至二老先后去世。五年前，她跟老夏上西山，居无定所，换了两三个地方。三年前她刚跟老夏到二道湾，就被一条恶犬咬住，撕着在地上转了两圈，血脉全断，筋肉尽裂，露出白骨来，差点丢掉了右臂甚至是性命。住院时，她左手一直抱着《圣经》。
在农贸市场摆摊卖乳饼，小代抓了几十颗米捏在手心里，被卖米的逼着跪在地上发誓没有偷窃。小代单纯，就真的跪下去发誓了。老夏得知怒火中烧，说人可以吃亏但不能受辱，拉着小代去讨公道，要卖米的向她道了歉。有次小代发火，还离家出走过，老夏凭自己卫星定位般的直觉，在一个县城的集市上找到了她。
开始在山头上摆摊，他们去马街进矿泉水，老夏背枪般背着根扁担，小代则用背箩去背，他挑四箱，小代背两箱，公共汽车一来，二人便打仗一样冲上去。山头潮湿，床底下都会长菌，鞋子也是潮的。冬天阴冷，晚上一家三口盖四床被子，抱在一起取暖。
老夏一直记着“老人家”（毛主席）的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城里他就注意看农业频道，照电视上放的，画了不少养殖、种植图。只是才上山连生存都成问题，首先要学的，是别的知识。
山上野菜多，几年下来，他和小代能辨认的，至少有近二十种。尤其是雨季，荠菜、蕨菜、荨麻、褐玛叶、苦玛菜、水芹菜、水花生、粱碗草、苦刺花、大白花、棠棣花、艾蒿尖、青漆尖、沙松尖等，均可采食或出售。野果有沙林果（野山楂）、软枣、野樱桃、鸡嗉子果、锁莓、肉参、土参等，也可出售，或做零食。人们惯常采食的菌类不多了，老夏看野生菌图谱，认定大家以为不可食用的胭脂菌、米汤菌无毒，也采来大嚼。
我跟老夏上山头看他的“尖顶别墅”时，他们当年摆摊用的板车还搁在屋里。一路上，老夏比划着哪里的坡难爬，太长，是个“慢羊坡”。哪里的坡太陡，他拉车当夹杆马不得不跪在地上，裤子和膝盖都磨破了。小代则如何曳拽着绳子，前拉后推。“别墅”虽说简陋，但已成型，老夏一家还在里面吃过一阵“烛光晚餐”，是不得已才放弃的。
在西山上摆摊艰险重重，人家一看有利害冲突，马上翻脸，要不收回房子，要不就不租地给他，老夏只得带着妻儿东搬西走，还住过废弃的寺庙。有一次老夏刚卖出去三杯木瓜水，人家便要掀他的摊子，威胁他不准再卖，除非那家人不在西山卖木瓜水了。
老夏偶然间获得的配制橄榄水的秘方一直秘不示人——正如他当年每天能做上万个信封的“独门武功”，也决不会传授他人——包括小代，这是他作为一个金银匠后代的生存本能。让人觉得残酷的，是小代受伤，正是老夏一家得以在西山上安身立命的重要原因，因为咬她的狼狗，是当地村长兄弟家的。此后村长放出话来，哪个要跟老夏家为难，他就跟哪个过不去。
当然，老夏的吃苦耐劳，“有理让三分”的处事态度，也让当地农人刮目相看。老夏说，在这里不能用城里人的眼光去处人看事，他们毕竟是来人家地面上讨生活的，你看不起人家，人家更看不起你。农民讲实际，讲有你拿出现钱来，讲干你拿出力气来。如果关系搞僵，人家明着不赶你，暗地里小偷小摸来骚扰，也让你呆不下去。在山上，他不仅自己盖房，还帮人盖过房子。在山下农家，也有无话不谈的好友。几年下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环境，与这里“打成一片”了。
老夏喜欢摆摊，那时他可以随意与人聊天说笑，像在橄榄坝一样，在西山他至少也认识一两万人。来爬山的多是低收入的城市平民，中老年人和穷学生居多，偶尔也有个别爱爬山的大款老总，不少人见了老夏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他们周末来娱乐锻炼，去山顶的猫猫箐花五块钱吃顿农家乐，打打扑克，玩玩麻将，唱唱卡拉OK。
老夏观察过，家庭富裕的学生也不爱爬山，就像在城里，有钱的学生坐在西餐厅，没钱的只能去烧烤摊。来爬山的中老年人多半是下岗或者退休的企业职工，这些人聊起来无不怨声载道，苦水满腹。有个退休老工人上山来捡瓶子，想凑钱买个四百块的花架，等凑够钱花架已涨到了七百块。他捡到一个瓶子就振臂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
老夏把爬山者分为五类：一是六岁以下的孩子，跟着大人来的；二是大中小学生；三是情侣；四是有工作家庭的成年人；五是五六十岁以上退了休的。他揣摩着这五类人的不同需求和心理，进购或制作商品，从风车、弹弓、拐杖、玩具车、帆船模型，到“青龙剑”、“太极剑”、大小关刀及小饰物，当然还有矿泉水和橄榄水，每样售价多在十元以下。
山路上挺热闹，除了爬山的，一会儿越野摩托队来了，一会儿山地自行车队来了，一会儿捡垃圾的志愿者来了，还有拾瓶子的、打气球的、骑马的、谈恋爱的、摔断了腿或胳膊的，卖冰棍、泡菜、凉米线的，卖烧包谷、烧洋芋、烧红薯的，卖萝卜、野果和生态蔬菜的。也有人在这里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老夏就亲眼见过两个老人发病，跪下去哼几声就没气了。
周六出摊后，老夏下山办事，他的小儿子泰明送饭来给我，我便和他一起守摊。那天我们卖了八十来块。我问小泰明生意如何，他说门口公路边母亲摆的小吃摊多能卖五六十，少则几块，不过天天都摆；后山父亲的摊子多能卖一两百，少则抬滑竿，一块钱也赚不到，只是周末才摆。后山是土路，一下雨就没人走了，平时人又少。
小泰明在山下上小学，温顺乖巧，也有他的小心眼儿。父亲每天只给他一块早点钱，仅够吃两个包子。现在父亲不在，有客人问价，除了饮料，他都要多喊两块，我知道他赚零花钱的机会来了。他说父亲想看报，就叫他满山遍野去捡。摆摊他也是老资格了，收摊时要没有他，我连怎么收拾也不知道。老夏的货摊不轻，放在两个大铁皮箱里，我一挑起来顿感腰背酸胀。
山下有个刘姓老太，不时来找老夏闲聊。她也是老知青，丈夫外遇与之离婚后，她没有收入，生活无着，投靠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来此居住。曾自杀过两次，第一次吃安眠药没死，第二次喝敌敌畏又是假药。老夏说现在生活多好，她无牵无挂该安享晚年，咋个愉快就咋个过，为哪样要死。即便困难，女儿挨房子都给她了，自己搬去跟姑爷（云南话，丈夫）住，每个月还孝敬她四百块。就是没得钱，在山上一天捡几十个瓶子也很容易。老刘说是啊，只是她弯不下腰去。
前年，郑州还有个老刘师来昆明旅游，住在小旅馆里，经常来爬西山。认识老夏后，他干脆搬到老夏家住了半年，每天跟小代去摆摊。他早晚都要走几公里小路去龙门一趟，背个背箩，回来顺便捡一箩柴。老刘师其实挺富裕，在郑州有三个铺面，只是老伴去世，和儿子儿媳关系又不好，便时常独自在外旅游，天南海北都去过。
老刘师是回族，老夏和小代知道了，就不吃猪肉。他说这样不好，他当过兵，叫他们不要为了照顾他一个人把猪肉腌起来，吃新鲜的更有营养，不要管他，他吃素就行。当时山上还没通电，他就点油灯，不点蜡烛。九十多岁的老父病重发来电报，老刘师才回去了，说以后还会再来。原先他跟老夏说笑，还想去乡下找小代的母亲做老伴呢。
早先有个毕老师，每次来爬山都要跟老夏聊天。有一次他说，他想问老夏几个问题，问他是咋个上的山，靠哪样生活？听老夏讲完，毕老师给了老夏两千块养鸡，还打算帮他转租个农家乐去经营。后来农家乐没办成，老夏养鸡赚了钱还他他也不要。冬天毕老师上山来，给他们提了一大袋常用药，见老夏穿得单薄，就脱下自己身上的新衣服送他，还帮小代买了羽绒服和旅游鞋，每次过年都要给小泰明两三百块压岁钱。
说起关心帮助过自己的人，老夏总想有朝一日能够报答人家。他也想过，非亲非故，无缘无故，人家为何要帮他？他在山上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做点现炒热卖、吹糠见米的小生意，糊糊口？还是想锻炼身体、延年益寿？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他总想努力活出点新鲜样子来，人要有压力才会有动力。现在，没钱的人说不好过，有钱的人也说过不好，不辞辛劳、无忧无虑的人才好过。他就是要把日子过好，失去了这个目标，他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在小代的影响下，老夏也信主，但很少去礼拜，他的态度是信而不迷，自己不努力的人上帝也不会帮他。
老夏养鸡并不成功，茶花鸡数量太少，今年养的五六百只火鸡又死了大半。山上气温低，鸡舍保暖不行，小火鸡打堆踩踏，或被蚊虫叮咬，损失惨重。我去的时候，他正考虑借鉴北方火炕的原理，利用烟道，在厨房隔壁建造新的保温鸡舍，画了好几张图纸。
老夏十年间画的养殖、种植图有近百张，我一张张仔细看过。开始只是单项图，后来是合成图，最后是天上地下，海陆空立体开发，集居住、种养、餐饮娱乐、休闲养身、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一体的理想化农庄图。珍禽异兽，游鱼飞鸟，瓜果蔬菜，名类繁多，数不胜数。有的画面已近乎美术，上面还写着诸如“塘里鱼儿跃，网中特禽飞，架上果品挂”，“阳光四射，温暖无比”这样的赞语，可见作画时憧憬的忘我。
我总觉得，尽管年近六旬，老夏内心的自我形象，仍然是那个年方十八，满怀信心，不惧艰险，迎着朝阳，披着霞光，无畏地走向原始丛林的知青。
提着小代从地里摘来的蔬菜瓜果，我告别了老夏一家，回到城里。改日再约老高，他爽快地邀我再去。多年前与妻子离异后，老高一直独身，房间里宣纸摞摞，上面都是他的墨宝。他边烧水边说，他是手上有墨，胸中无墨，就爱看点杂书闲书，胡乱写写划划。
前些天，老高请教一位他真心敬佩的行家，行家说他已写得很好，形式感出来了，但要想再进一步，很难。他自己也明白，那种突破需要的功力和专注程度，是他此生难以达到的。在书法界，大家不谈书法，只讲材料，过去的宣纸几十块一刀，现在几百几千块一刀，过去的毛笔块把钱一支，现在好的也要几百几千，连用墨都“进化”到三百块一瓶的日本墨汁了。但这些，与作为艺术的书法，又有多大关系呢？
如今的人，个个焦灼、烦躁、不安，不满现状，无论收入、名位，永不满足，电话不断，社交频繁，这里才在吃喝商谈，那里铃声又响，在约下一顿了；个个光鲜，衣冠楚楚，皮鞋铮亮，春风满面，殷勤恭谨，其实是故作轻松，貌似潇洒，连癫狂都是装出来的，全是灰调子。大家心不在焉，言此意彼，无非名利。在名利场中，说到底人人都被动牵扯，想说的不能说，想吃的吃不到，别人硬敬你一杯，软塞你一块，你还不得不吞下咽掉。
吃喝不算，还得这里唱唱，那里跳跳；唱跳不说，又要这里按按，那里摸摸；按摩不说，最后总得叫个小姐来收工；完了再喊一声：“撕张发票来！”“我们过得太无耻，太肮脏了！”老高感慨道。“但不是谁都愿意如此，也不是说谁就是坏人，而是社会风气如此。”前几天，老高陪一个老板朋友请部队领导吃饭，因为老板的女儿想入伍当兵。几个三五千块的红包发过去，军官们个个恭敬抱拳拍胸道：“大哥，放心，放心，包在我们身上！”
我有个教授朋友，说他所在的大学简直变成官场了，流行的说法是：“厅级干部一包房，处级干部一会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大小官员的待遇比教授都高，哪里像个高等学府，哪里还有什么师道和学问的尊严。当官升到处级副处级，便可把只上过小学初中的老婆调来，安排在学校当干部，再弄个职务，拿份官饷。学校办公室里有官无兵，都是领导，都是闲人，都是些半文盲。
学校给外地单位办函授，说白了就是卖文凭。讲课叫有学问的教授去当小工，应应景；考试时官员到场，由当地领导陪他们公开地吃喝嫖赌，完了漏考题给人家，个个高分过关。至于所谓学术，也不过是些骗人哄鬼的把戏。现在的大学不讲学术，不谈学问，说的是你住哪样房子，开哪样汽车。“不说了，还听你讲老夏。”我说。
我想过了，你咋个会来写老夏。现在的人会去奉承一个官员，奉承一个老板，奉承一个名人，奉承一个美女，但不会有人来奉承老夏、说他的好话，更不会有人想具体了解并呈现他。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置身于社会底层，只是“被欺凌被侮辱的”人中的一个，就是在辛勤劳动，在为自己的生存挣扎奋斗，对社会，对谁都没得危害，但对谁也没得“用处”。
握老夏的手，摸着他手上的老茧，我说我得着的都是白捡的，他的生活才是自己流血流汗挣来的。他没得哪样成就，也没得多少文化，文史哲不通，但他的行为，他的行动，都很真实，像我的朋友李博士说的那样：“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小故事，帮助过很多人；还给很多人带去过欢乐，眼泪水都笑淌掉。有朋友遇着点麻烦困难，有的只是脸面上过不去，知识分子嘛，就寻死觅活的，来问我咋个办。我说你既没冷着也没饿着，想想老夏，老夏还在那点嘛。现在去吃饭，那些老板、老总，土著派、海归派，都在问我：“咋个不喊老夏来？”
我也在想，我为哪样不断讲起他？他是我的兄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年三十晚上我们都在一起过。就像我搬家，只带了两件旧家具，它们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陪我经历过太多，有太多的记忆。在我所处的环境里，再优秀的人也陷入俗务之中，老夏以那种生活状态，一直保持着乐观、天真和动力，并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找到了某种内心的皈依，太不容易了。如果我也被社会抛弃到那种角落，可能已经死掉了。我一直在讲，我没有帮助过他，是他在帮我！
初中班同学聚会，只有三成左右的人生活过得去，大部分还在为温饱发愁。你不信？说明你还不了解这个社会。我们当初回城来，既无学历也无关系，多去了集体所有制工厂或作坊，好点的在国营厂矿、单位当个工人，就算捧着铁饭碗了。谁知道哪天上班，人家告诉你：“去财务室领两万块钱回家，工厂卖掉了。”你就领两万块钱回家去，哪样也没得了。老夏还做了个同学录，记下大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说到时候哪个去跑马山（火葬场）好通知一声。我和他都是在毛泽东时代下乡，邓小平时代下海，江泽民时代下岗，再来一次，就该下葬了。
同学大都精神萎靡，面容憔悴，冷漠、呆滞、疲惫，心理和外貌比实际年龄至少要老十几岁。他们须发斑白，穿着老旧，不修边幅，那种苍老，见着他们，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不接触社会，没得精神生活的人，思维情感麻木，翻来覆去只会讲那几句话，就只会回忆点过去的事，不说话还会冲瞌睡。我和老夏去一个同学家，他端出剩菜热来招待我们，不是不念旧情，不顾脸面，是的确困难。一般人家就是个老式砖混两套间，没装修过，水泥地，有几样红漆旧家具，六七十年代的。家里几乎没得书籍，只有几本旧杂志、几张旧报纸，从来不听音乐，晚上坐在电视机面前睡着掉。
他们过去有的是班上、甚至是年级上的学习尖子，数学英语多好，是明星、主人，到高中可以保送去上北大清华，还被老师选中跟苏联小朋友、越南小朋友通信，在少年宫学俄语，如今沦落到这种地步。他们当年被时代愚弄，现在又被时代抛弃，抛弃得那种无情、彻底。我说，对我们这些兵团知青出身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坚强，除了坚强，还是坚强。他们看上去好像没得反应，但有的脸会红，有的眼睛潮掉，闪一两下光。在澜沧江边，我们全班人弹着烂吉他唱歌的时候，咋个会想到将来连梦想都会丢失、遗忘，一点痕迹也找不着了。
我很悲哀，在他们眼里，我和老夏也算是“成功人士”了，所以组织聚会都是我两个。老夏没得钱，但他做这种事最积极，最大方。有次收账回来，他还剩一千块，就挨那一千块钱拍出来准备请客。就是去农家乐之类便宜的地方，两桌人，一桌一百八，两桌三百六，算哪样。我说：“老夏，你平常多俭省，请同学倒是勇敢坚强。”他说：“我还存着点私房钱。”我说:“那以后请客我出大头，你出小头。”他说：“好！”
有个同学去了国外，在一个中学当校长，近十万美元年薪，他来了还讲AA制。我说：“莫看你在外国当校长、挣美金，你没得老夏富有，真的！哪样鸡巴的AA制，我们中国人不兴这种，要A我们两个A！你认不得人家够着脖子等了一年，就在等这顿饭该？”后来他搞懂掉了，就跟我一起请。同学中还有个三流画家，感觉混得不错，我说我帮你找买主，你卖张画，也请一顿嘛。他马上转移话题，话都不敢接。
要是AA制，大家算账斗钱就死磨死磨的，要拖一个多钟头，最后下决心掏出二十块来，还会用手捂着，真的，自觉不自觉的，用手按着。城市发展飞快，到处都是新房子，他们与社会隔绝，平常几乎不出门，公交车都不会转，地点也找不着，又怕累又舍不得钱，出二十块就等于三口之家——除掉老夏，我们大部分夫妇两个也只有个独生子女——一天的小炒不在掉了。要是出五十块去郊外玩一天，相当于他们一家人两三天的生活费，就是我出钱租车，好多人也不来了。他们每个月只有三五百、七八百块收入，还要存钱给娃娃、孙辈，花那么多钱太辣疼。要是来了，一路上都很沉闷，玩不开心。这种时候，我眼前会叠印出那些一掷万金的场面，像过电影一样。
听老高说，老夏数钱最认真，最烂的角票都要小心粘好，抹得平平整整，一张张叠好拿橡筋扎起来。有个星期天老夏带我摆摊，卖了一百二。我凝视他数钱的样子，看到了最为甜美、满足的笑容，略带羞涩；还有小代在厨房里忙着洗菜做饭时，那种说不出的神情、身形、体态和动作之美，那便是陶渊明、米勒和凡高发现的劳作之美，内中有光芒照耀。劳动、艰辛、忍受，获得、享有、满足，人性之美便闪现在这些要素的契合点上。所谓的“度”就在那里，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多了是奢侈、饕餮，是人性中最丑陋的部分，少了是贫乏、困顿，也不好看，都会丧失为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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