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背后隐藏的巨大企图

文章摘自《国运1909》

作者：[澳]雪洱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时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意欲在国内挺腰，在国际昂首。然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最为郁闷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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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留美学生赴美前合影

“半吊子”大跃进

师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经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大政的改革，也同样于适应于那些急于跻身先富(贵)起来者行列的年轻人。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依然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却少了往日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那些头上盘着大辫子，间或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的大清国天之骄子们，如同上年的落英般不见踪迹。

1909的樱花季节，东京突兀地少了这样一道风景线。在1905-1906年间如潮水般涌来的清国留学生，也如同潮水般地迅速退去。“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美国历史学家Marius Jansen语)，在澎湃汹涌的前戏之后戛然而止，给时人和后人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无限怅惘。

樱花落尽后，7月28日，清国留学生的大本营、最具盛名的宏文学院(原名亦乐书院、弘文学院)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创办者、日本著名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典礼上黯然宣布：“本院最初系受中国之依赖而设，今日已无依赖之处，乃宣告停办。本院应尽之义务，至此结束。”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震撼和刺激下，大清国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形成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1898年戊戌变法中，张之洞在那篇不无政治投机嫌疑的《劝学篇》中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而到日本留学的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1903 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学务大臣(教育部长)有《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 月，光绪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 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等。

1906 年10 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 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师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经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大政的改革，也同样于适应于那些急于跻身先富(贵)起来者行列的年轻人。那些直接通向官场的学科，如法政、军事、警察等，挤满了求学者。

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在“公务员资格”的指挥棒下，年龄跨度相当大的学生们，都蜂拥进了速成科。宏文学院从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学生，只有129人进入普通科，占6.6%；日本法政大学开办的法政速成科，从1904到1908年共开办5期，接收清国留学生达1885人。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了大闸蟹，身价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 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店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3至4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6至7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高管访问中国，应答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意识到“留学垃圾”问题的中日官方先后采取行动，全面收紧“野鸡学校”的学生注册和入读，并取缔速成科。清政府随后选择了五家日本学校，向他们提供津贴。中国学生无论公费自费，均需经过严格选拔，与日本学生同学习、同考试，一次不及格留级，第二次不及格就退学。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留日学生的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在1910 年秋的海归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留日学生在考试合格的561 人中占到了516席，成效斐然。

在“留学大跃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俨然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脊梁”。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事半功倍”地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 日本“山寨化”了的半吊子西方理论。尽管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再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学了点皮毛的庸医们都自以为是华佗再世，救国救民的药方漫天飞，如盲人摸象，互不相让。传统的党同伐异包裹上时髦的日式语言，无论保守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骨子里都依然是权谋派，不择手段，急功近利，在拉锯折腾中消耗着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点本可用于民生、用于自强的精力。

浮躁、喧嚣，半吊子们满世界晃荡，这就是1909年开场的宣统朝，一个樱花烂漫的季节，却永远看不见枝头的果实……

难产的“美国梦”

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

灯市口左近的史家胡同，相当地宽阔轩敞，两旁都是深宅大院，透着贵胄气息。这条胡同平时并不嘈杂，但在1909年9月初的几天却相当喧闹。

大清国第一次留美资格考试就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的640名考生云集京师。

考试相当复杂和严格，共有15门功课。第一轮考试安排在9月4日、5日，只考中、英两种语文。语文过关者，才能进入下一轮考试。第二轮从9月9日考试，第一天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历史；第三天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监考者除了大清国外务部与学部的官员，还有美国使馆的官员。最后的录取率并不高，共47人，仅为7%，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参考者与监考者们或许并没能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将注定被中美关系史铭记的特别事件。这场特殊的考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美国乃至世界。

1900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华北、东北地区都爆发了义和团动乱。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大清中央政府流亡西安。经过复杂的台前幕后折冲和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国与14国共同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当时全国人口平均每人1两白银计，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000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美国的表现在列强中相当特立独行，它自始至终都拒绝将大清政府作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中国政府剿匪的角色。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坚决反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美国甚至要求将赔款数额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但因遭到其他列强坚决反对而作罢。

赔款数额确定之后，正逢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要求改用黄金支付，而这样一来，中国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这就是困扰晚清财政史上的所谓“镑亏”问题。

此时，美国研究如何通过主动减少自己的赔款额，带动列强共同削减赔款，以帮助中国“减负”。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奉命在1904年底向国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可主动减少一半庚子赔款。

1905年1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支付方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表示：既然中国已经同意了向其他列强支付黄金，美国必须享受同等待遇；但为了帮助中国，美国考虑退还部分赔款。梁诚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这笔拟议中的数千万美元退款“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不应摊发给各省，给贪官污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这“树人之至计”，就是在国内“广设学堂”，向国外“遣派游学”。这样，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中国则“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己适相反”。

梁诚对退款用途的看法与美方一致，但没有得到北京大员们的支持。当时正值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搞(活)”攻坚阶段，资金缺口很大，新政的成本多靠摊派解决，因此形成了越改革越腐败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基层群众对如此改革的暴力反抗。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主动退款，不仅够哥们，而且简直是久旱降甘霖。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建议，应该将退款优先用于兴办路矿、发展经济，再用所获余利去办学，那就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袁的观点代表中央的主流意见，但当时中美之间正因粤汉铁路的赎回问题而关系微妙，中方不便对退款问题多加议论。随后，又因为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担心此时退款会被中国的愤青们解读为美国向中国屈服。如此迁延，直到1907年中美关系逐渐恢复了正常，两国才能就庚款退款及用途展开正式谈判。

此时，东三省成为大清国的战略焦点，为抵御日本和俄国在该地区越来越猖獗的掠夺，中国一方面将东三省作为改革特区，实行政策倾斜，加快“移民实边”，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将美国作为开发东北、抗日拒俄的最主要同盟者。当日、俄、英、法在远东结成一个松散的同盟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议中、德、美三国结盟与其对抗，得到中国的积极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方的庚款退款2000万美元作为资本金设立东三省银行，以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款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三省银行的利润则可用于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但此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几乎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

此时，东北问题更为尖锐，大清政府派出唐绍仪出访美国，希望能为东北开发争取更多的美国资金，而最简便的莫过于将退款直接用于东北建设。但美国在此时选择了放弃中德美三国联盟的构想，转而与日本妥协。美日两国订立了《罗脱-高平协议》，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唐绍仪的使命彻底失败。

美国对退款的使用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并毫不掩饰地表达其对大清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的极端不信赖。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严格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仍须按原额按期向美国缴纳赔款，美国收到后再将退款转交中国，设立专款账号，专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有时甚至干脆是棒喝下，对提升GDP比对办学更为热衷的大清政府终于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款退款办学迅速制度化，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的选拔，也居然在贪腐成风的大清国及之后民国，成为“一小撮”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之一。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他们对待“同志”或许也能做到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却基本难以做到寒冬般的冷酷无情，“革命意志”极其薄弱。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