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频3散热器怎么拆:中国社会底线难寻——新华网好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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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做人的底线。引申到社会层面，亦是同理。
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我们的底线到底有多低
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详见第10版），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底线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白岩松说，总有一种底线在悄然生长。只是我们还应该看清，“悄然生长”的底线是否一直在节节后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坚守。当公理和常识因为稀缺而成为标杆和榜样，人们对底线的要求就注定一低再低——
我们不再期待食品的营养美味天然绿色，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满足了；到政府机构办事遭遇潜规则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潜规则过后能办成事就谢天谢地了；外出旅游，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点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规划，不破坏百年梧桐树就值得大加赞扬；婴儿可以安全地长大而不必时刻提防人贩子，家长就烧高香了；官员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谅，只要少贪点或贪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可以在地方收获“清官”的美名了，甚至还可能有人“自发”为你创作MV广为传播……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请看信手拈来的例子吧：在湖南益阳，有两个区曾出台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赫然名列其中；在陕西安康，建设局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在山东潍坊，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将“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三条禁令”之一。
众人皆知的道理，却成为需要下大力气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的底线是不猥亵女生，当官的底线是不用公款打麻将，行业风气的底线是酒后不驾车，那么，厄普顿·辛克莱是否应该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到庆幸，至少除了卫生问题和管理混乱，当年美国的屠宰场中还没有“健美猪”和“化妆猪”。
2010年年初，广西烟草局一官员的“香艳日记”风行一时，面对舆论风暴，韩寒就写了一篇博文“力挺”当事男主角，并以九条理由论证“韩峰是个好干部”：在其他干部都送二奶房子车子的时候，他送给自己的女人最贵重的礼品仅仅是一个手机或MP4；他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个小时……韩寒的调侃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今天找到一个这样的干部或许真如大海捞针。有落马官员声称“腐败是被逼的”，真相如何姑且不论，但前不久江苏盐城官员张翕飞“高调退贿”风波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解读为“沽名钓誉”，便足以看出今日社会对为官者的底线要求有多低。
不知道100年后的人们，将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社会底线应该不会比现在更低——除非2012真的来临，人类再次踏上从蛮荒到文明的漫漫征途。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已经是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学者孙立平今年2月在人民网发表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这是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发出的感慨。只是今天，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学者刘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很多人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
底线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说随波逐流浑水摸鱼的人们挑战底线多半还只是造成社会风气的不佳，那么无故打死一个路人或因各种原因杀死他人的行为，就已经彻底将社会底线推进了万丈深渊。
大学生会因没有身份证被打死，街头小贩会被城管打死，总经理可能被董事长杀死，亿万富翁会雇佣杀手铲除仇敌……在网上搜索一下“雇凶杀人”，超过18万条的记录瞬间就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当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诚如有评论所说，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下，社会规则的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最新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江西抚州，电影《盲井》中的一幕在这里真实上演：一些人组成团伙，买智障流浪汉并伺机将其杀害，再制造矿难假象骗取高额赔偿金。而在甘肃平凉，一对夫妇居然将毒药投放进牛奶中，造成至少3名婴儿死亡。有学者和媒体人早就提醒，要防止中国社会的西西里化趋势。在社会规则底线被突破和社会信任极度缺乏的环境中，黑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相互渗透，衍生出的将是畸形的以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
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越无耻，越张狂？
从某种程度上看，底线和成功学的标准颇有契合之处，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李嘉诚曾经被香港人视为奋斗的典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闾丘露薇则注意到，内地背景的讲者依然在把李嘉诚作为榜样勉励学子——财富被作为成功的标准在香港过时了，但内地却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底线不断被挑战，典型领域一个在官场，另一个在情场。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说，“男人们会选择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个不偷不抢的二奶有什么错呢？”一句话捅了马蜂窝，自从去年六一之后，曾子墨的微博就处于停顿状态。《新周刊》评述称，如同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点，实在是不可说。而这家杂志发布的《2010中国情爱报告》，更是为中国人的行为底线贡献了很多案例——小三不一定幸福，但多半内心强大。北京一位女画家发现丈夫和情人偷情后，在微博上直播家丑，却遭到当事人义正词严的回击。——“最可恶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后还理直气壮。”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有房有车成为找对象的最低底线，为出名不惜在电视上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抢占着中国黄金档的电视频道。“那些女嘉宾大概不想被任何人带走，因为除了摄像机，没有一个男人的注视能让她们感觉如此之好。”
在强大的物欲面前，爱情的标准不再仅仅是“我爱你”而更可能是“我爱你的钱”。同样，部分为官者的底线也变了调。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一段流传于网络上的帖子显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彼得·福特或许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湖北赤壁供水公司一直抱怨水价倒挂造成亏损，但当地政府为什么还要设立用水“最低消费”：“有时候，当你听到地方决策者的所作所为，你不禁纳闷，中国怎么会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奇迹？”
张泉灵则注意到了安徽和县近日的一次定向爆破风波。一声巨响过后，本是爆破对象的牌坊依然高高矗立，倒是周边的民房被炸烂。对此，工程负责人的总结却是：“爆破总体上是成功的，有一定瑕疵。”张泉灵微博直言：一锅汤放一颗老鼠屎，总体是好的，你喝一口看看？左轮枪放一颗子弹，绝大多数是空的，你顶脑袋扣扳机试试？认错那么难吗？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无所顾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轻母亲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于街头上演了“跪爬乞讨”的戏码。有网友因此感动落泪，纷纷慷慨解囊，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策划。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顾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九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央视披露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近日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为人民币服务”折射世人的媚俗心态
“五星红旗挂在两边，主席头像贴在门前，上面竟写‘为人民币服务’。读者王先生报料称余姚路同乐坊的一家娱乐会所门前的装饰实在太荒唐。” （据《广州日报》）
勿容置疑，人们都能轻易把“红旗”、“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关联到一起。
由于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红旗慢慢成为我党最鲜明的标志。我党的党旗，我国的国旗，其主色都为鲜红色。
“为人民服务”这一句话，正是毛主席提出来的。1944年，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时，提出了共产党应该为人民服务的主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有52个年头了，红旗，仍然能让人振奋，仍然能让人记起往昔那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毛主席，也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而“为人民服务”的呼声，一直为共产党员们谨记而且笃行着。
这只是一种个象，一个表象。而恰恰这种有意识的表象，折射出这种人对社会现象的针砭和讽刺，或者，透射出这种人对现实金钱观的直白表露。
这种讽刺，其意味不言而喻。
这样的人，不正是一面正儿八经地说着“毛主席”“红旗”，心里却一味鼓捣着如何弄到人民币，“为人民币服务”，这样的人，不正是该如此讥讽和嘲弄么？
不过，这家娱乐会所，还不至于嘲讽他的上帝的，这只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他真正的用意，应该是在直白地表露出“发财”和“进财”的意愿。
世俗的人，当明白金钱的魔力后，都已经抛弃了那些“陈旧”的过时的观念，纷纷奔赴各自的远大“钱”程。于是，君不见，蝇营狗苟，皆为利，勾心斗角，皆为名，于是，婚嫁重身家，为官欲贪污，经商较锱铢，于是，观念渐颓废，生活趋奢华，情感近功利。
媚俗拜金尚利之风，甚嚣尘上，“为人民服务”，也渐渐被“为人民币服务”所取代。
当主流文化和观念蒙上低俗的浅薄的拜金风气，当我们没有找到较高级的、可以纯化人们灵魂的思想和世界观作指导，那我们就只能在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中虚度终身了。
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在消除内忧外患后，再加上资本主义文化、观念的冲击和扰乱，造成我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和贫乏，给拜金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当然，我们不必再让自己在忧患中提心吊胆地生活，但是，我们也该未雨绸缪，我们不能沉迷于安乐乡，至少，我们应该保持积极的、向上的心态，而不能让那种低俗的金钱至上的观念迷失着我们的视线，主宰着我们的良知。
“为人民币服务”，应该为我们敲上一警钟了。
中国社会人性溃败的逻辑 （转载）
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西安大学生开车撞人后还连杀八刀让农妇死亡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无异于宣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人性残忍的“冷血时代”。它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
政治
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
权力、社会结构、人性从来都共处于“社会”里。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一个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2010年11月12日，山西两警察夫妇被人杀死的消息被媒体披露。死者王建勋是山西洪洞交警大队队长，拥有亿万身家，而且其有生有二女一子，全在美国留学。
事件引爆网络，各地网友迅速“发来贺电”，数以万计的评论一片“杀得好！”的叫好声，而歹徒则被誉为除暴安良的当代侠士。无数人质疑：警察开煤矿办企业为何没人管？中国的计划生育一直很严，为什么这警察夫妇都是公务员，却可以生三个子女，而且那么多年都没事？
初看之下，两条生命的逝去——无论他们是既定体制和官场生态下享有特权的警察还是贫苦农民——引发一片欢呼，无疑让人感到遗憾。毕竟，人性之为人性，就在于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痛苦保持着感同身受的能力，同类的逝去无论如何都会让一个人从死亡中看到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实修改了人性的法则。在当今中国，一个让一部分人享受特权，而大多数人则只能遭受侵害的制度对人已经具有了“区隔”的功能。制度把人割裂为相互敌视的人群，并切断了人心的联系。
换言之，不受制约的权力制造了权力者和被权力支配者的阶层分野和心理对峙。假如一个警察享有特权，蔑视正义和公平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愧疚，人们对他就只有一个基于社会本能的反应，就是认为他该死。
虽然多年来，中国的腐败一直被执政高层重点盯防，而且不讳言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但在反腐高压下，某些官员的权力仍然失控。它放纵了自己不断地积累和垄断社会资源的先验渴望。在今天，它已牢固地形成一个在公共资源上的排斥性体制，“官二代”世袭运动正在上演。
2010年10月下旬，福建屏南县财事局招聘，招聘条件为原屏南县委书记、现宁德市副市长陈某之女量身打造。这一模式显得相当另类。它预示了一种世袭运动中的狂飙突进，那就是，公务员职位已是权力者可以让子女继承的私有财产，对于“穷二代”来说，门是关的。
不仅如此，权力阶层对于任何敢于阻挠世袭世运的人，还具有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击的能力。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在甘肃兰州就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
对于“社会”这场竞逐机会和资源的游戏来说，一旦权力做庄，由自己，或和资本、知识集团这些“盟友”制订游戏规则，那么结果只有一个：赢家通吃，正义荡然无存。
社会
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
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另外，“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走红。有“专家”锦上添花，发表羞辱弱势群体的言论，叫买不起房的人滚出北京。推而广之，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该滚出广州、成都、武汉……
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只能遭受羞辱。
更深层的一个意思是：尽管“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但在某些人的心理上已经破产。“先富”起来的人赶紧堵塞弱势群体上向流动的通道都来不及，要他们去“带动”穷人一起富，可能是一个笑话。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曾经释放过加强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但马上就有政协委员站出来解读，说这绝非劫富济贫。他说的没错。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来中国游说富人捐款，但吓怕了很多人。他们宁愿移民，赶快“跳船”，也不会掏几个子儿给穷人。
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一个可怕的例子是，在今天，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抗害消费者的“潜规则”。三聚氰胺之类的不必说了，就是蔬菜、食用油、药材、大米这类要吃到嘴巴的东西，都可能是有害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杀手。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难道下得起手吗？
孤立地看是下不起手。但问题在于，社会上这些“潜规则”不过是权力“潜规则”的后遗症。
它的启动程序是：一旦权力无法提供正常的秩序，而且损害到正义，人们泯灭良知在心理上就有了一个理由。他感觉到自己受到损害，于是寻找一个方便的目标进行报复。这个目标，他放大为整个抽象的社会。而大家都遭受损害，也都倾向于报复。于是，相互损害，相互报复，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一边获得了补偿，一边却又难以遏制怨恨。
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
镜头回放。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大学城学府大道上，药家鑫驾驶其克鲁兹小轿车，将一26岁的女服务员、一位有小孩的农妇撞倒。下车后他发现，女服务员正在抄他的车牌，于是摸出刀子，对其连捅八刀，将她杀死。事后他这样解释，之所以杀死这位女服务员，是因为“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
药家鑫事件之所以引发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惊，不在于杀人这一事件，而在于，一个拥有一双弹琴钢的手、看上去斯文白净的大学生，撞了人之后想到的居然不是救人，而是杀人，而且是连捅八刀，冷血和狼性之至。而且，他杀人的动机，居然是怕“农村人难缠”，如此思维方式，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冷血杀手哪个国家都有，在中国，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但是，冷血杀手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有某种程度的性格障碍和心理变态。但是，药家鑫在心理结构上并无明显“病变”，因此，在原因上，更多地无法追溯到个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他是以一个强者可以欺凌和蔑视弱者、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没有人性的联系也没有正义的既存社会状况作为自己的心理背景杀人的。社会上的这一套渗入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屏蔽了他的人性，并控制了他的心灵，使他在撞到一条生命，看到对方抄自己的车牌时，想到的只是农村人难缠，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敬畏，只是要杀人。
反观北欧福利国家，尽管也有杀人放火，但只是极少数人这样干。而像药家鑫如此冷血的，如果不是心理变态者，几乎都找不到。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一个强者欺凌弱者可以无所顾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社会。人性的溃败更多的只是个人的心理原因、家庭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更不是制度原因！一个杀人者在杀人时，不是以既定的政治社会状况作为心理背景的。
有人认为药家鑫如此狼性，凸显了教育的失败，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其实，只要一个社会如此疯狂，人的心理被一个社会的暴虐操纵，任何教育都不堪一击。
杀人是要突破心理障碍的，因为杀一个人，在人性的层面必须先把自己杀死。但这对药家鑫来说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就是这样影响他的。人性已经被屏蔽，他杀人获得了一个疯狂社会的支持：假如认为“农村人”活该被歧视，那么，认为他们“该死”在心理上就顺理成章。事实上，药家鑫并不孤单，郑民生、李启铭都是他的同道。而这些冷血者，和腐败的官员、榨吸农民工的富人、飙车的“富二代”、蔑视穷人的“专家”、给奶粉加毒的厂商、贩卖假药的小贩，都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
换言之，药家鑫如此残忍地杀人，不过是以上人等言行的终极版本，是从某些基层权力的腐烂开始，到社会的大面积腐烂，再到很多人人心的腐烂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他是一个冷血时代最具冲击力的象征。
结语
一个充斥着杀气的社会危机重重。消除它的威胁，就必须返回源头约束权力，并重构社会的利益秩序。
“十二五规划”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注重公平”，“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这样的战略性举措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政策性方案。但现在只是“宏观”上的。
而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1年，如何进一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打造制度伦理，成为一个新的考验。
股狐7777777 收录于2011-05-07 阅读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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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西安大学生开车撞人后还连杀八刀让农妇死亡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无异于宣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人性残忍的“冷血时代”。它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
政治
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
权力、社会结构、人性从来都共处于“社会”里。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一个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2010年11月12日，山西两警察夫妇被人杀死的消息被媒体披露。死者王建勋是山西洪洞交警大队队长，拥有亿万身家，而且其有生有二女一子，全在美国留学。
事件引爆网络，各地网友迅速“发来贺电”，数以万计的评论一片“杀得好！”的叫好声，而歹徒则被誉为除暴安良的当代侠士。无数人质疑：警察开煤矿办企业为何没人管？中国的计划生育一直很严，为什么这警察夫妇都是公务员，却可以生三个子女，而且那么多年都没事？
初看之下，两条生命的逝去——无论他们是既定体制和官场生态下享有特权的警察还是贫苦农民——引发一片欢呼，无疑让人感到遗憾。毕竟，人性之为人性，就在于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痛苦保持着感同身受的能力，同类的逝去无论如何都会让一个人从死亡中看到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实修改了人性的法则。在当今中国，一个让一部分人享受特权，而大多数人则只能遭受侵害的制度对人已经具有了“区隔”的功能。制度把人割裂为相互敌视的人群，并切断了人心的联系。
换言之，不受制约的权力制造了权力者和被权力支配者的阶层分野和心理对峙。假如一个警察享有特权，蔑视正义和公平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愧疚，人们对他就只有一个基于社会本能的反应，就是认为他该死。
虽然多年来，中国的腐败一直被执政高层重点盯防，而且不讳言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但在反腐高压下，某些官员的权力仍然失控。它放纵了自己不断地积累和垄断社会资源的先验渴望。在今天，它已牢固地形成一个在公共资源上的排斥性体制，“官二代”世袭运动正在上演。
2010年10月下旬，福建屏南县财事局招聘，招聘条件为原屏南县委书记、现宁德市副市长陈某之女量身打造。这一模式显得相当另类。它预示了一种世袭运动中的狂飙突进，那就是，公务员职位已是权力者可以让子女继承的私有财产，对于“穷二代”来说，门是关的。
不仅如此，权力阶层对于任何敢于阻挠世袭世运的人，还具有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击的能力。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在甘肃兰州就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
对于“社会”这场竞逐机会和资源的游戏来说，一旦权力做庄，由自己，或和资本、知识集团这些“盟友”制订游戏规则，那么结果只有一个：赢家通吃，正义荡然无存。
社会
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
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另外，“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走红。有“专家”锦上添花，发表羞辱弱势群体的言论，叫买不起房的人滚出北京。推而广之，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该滚出广州、成都、武汉……
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只能遭受羞辱。
更深层的一个意思是：尽管“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但在某些人的心理上已经破产。“先富”起来的人赶紧堵塞弱势群体上向流动的通道都来不及，要他们去“带动”穷人一起富，可能是一个笑话。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曾经释放过加强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但马上就有政协委员站出来解读，说这绝非劫富济贫。他说的没错。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来中国游说富人捐款，但吓怕了很多人。他们宁愿移民，赶快“跳船”，也不会掏几个子儿给穷人。
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一个可怕的例子是，在今天，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抗害消费者的“潜规则”。三聚氰胺之类的不必说了，就是蔬菜、食用油、药材、大米这类要吃到嘴巴的东西，都可能是有害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杀手。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难道下得起手吗？
孤立地看是下不起手。但问题在于，社会上这些“潜规则”不过是权力“潜规则”的后遗症。
它的启动程序是：一旦权力无法提供正常的秩序，而且损害到正义，人们泯灭良知在心理上就有了一个理由。他感觉到自己受到损害，于是寻找一个方便的目标进行报复。这个目标，他放大为整个抽象的社会。而大家都遭受损害，也都倾向于报复。于是，相互损害，相互报复，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一边获得了补偿，一边却又难以遏制怨恨。
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
镜头回放。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大学城学府大道上，药家鑫驾驶其克鲁兹小轿车，将一26岁的女服务员、一位有小孩的农妇撞倒。下车后他发现，女服务员正在抄他的车牌，于是摸出刀子，对其连捅八刀，将她杀死。事后他这样解释，之所以杀死这位女服务员，是因为“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
药家鑫事件之所以引发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惊，不在于杀人这一事件，而在于，一个拥有一双弹琴钢的手、看上去斯文白净的大学生，撞了人之后想到的居然不是救人，而是杀人，而且是连捅八刀，冷血和狼性之至。而且，他杀人的动机，居然是怕“农村人难缠”，如此思维方式，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冷血杀手哪个国家都有，在中国，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但是，冷血杀手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有某种程度的性格障碍和心理变态。但是，药家鑫在心理结构上并无明显“病变”，因此，在原因上，更多地无法追溯到个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他是以一个强者可以欺凌和蔑视弱者、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没有人性的联系也没有正义的既存社会状况作为自己的心理背景杀人的。社会上的这一套渗入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屏蔽了他的人性，并控制了他的心灵，使他在撞到一条生命，看到对方抄自己的车牌时，想到的只是农村人难缠，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敬畏，只是要杀人。
反观北欧福利国家，尽管也有杀人放火，但只是极少数人这样干。而像药家鑫如此冷血的，如果不是心理变态者，几乎都找不到。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一个强者欺凌弱者可以无所顾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社会。人性的溃败更多的只是个人的心理原因、家庭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更不是制度原因！一个杀人者在杀人时，不是以既定的政治社会状况作为心理背景的。
有人认为药家鑫如此狼性，凸显了教育的失败，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其实，只要一个社会如此疯狂，人的心理被一个社会的暴虐操纵，任何教育都不堪一击。
杀人是要突破心理障碍的，因为杀一个人，在人性的层面必须先把自己杀死。但这对药家鑫来说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就是这样影响他的。人性已经被屏蔽，他杀人获得了一个疯狂社会的支持：假如认为“农村人”活该被歧视，那么，认为他们“该死”在心理上就顺理成章。事实上，药家鑫并不孤单，郑民生、李启铭都是他的同道。而这些冷血者，和腐败的官员、榨吸农民工的富人、飙车的“富二代”、蔑视穷人的“专家”、给奶粉加毒的厂商、贩卖假药的小贩，都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
换言之，药家鑫如此残忍地杀人，不过是以上人等言行的终极版本，是从某些基层权力的腐烂开始，到社会的大面积腐烂，再到很多人人心的腐烂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他是一个冷血时代最具冲击力的象征。
结语
一个充斥着杀气的社会危机重重。消除它的威胁，就必须返回源头约束权力，并重构社会的利益秩序。
“十二五规划”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注重公平”，“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这样的战略性举措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政策性方案。但现在只是“宏观”上的。
而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1年，如何进一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打造制度伦理，成为一个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