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黄金左手有声:震惊世界：美军战俘营长官竟被志愿军战俘俘虏

生活中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不久，“人间地狱”巨济岛战俘营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戳穿了美军“自愿遣返”、“甄别审查”的画皮，使华盛顿的头头脑脑们大丢脸面。同时，也对停滞不前的板门店谈判有所促进。

这就是让美国人目瞪口呆、朝中方喜出望外的“杜德事件”。

弗兰特·杜德，美国陆军准将，时任巨济岛美军战俘营长官。他年愈五旬、身体肥胖，手中握有对成千上万战俘的生杀大权，平时傲慢得很，根本不把卑贱的战俘放在眼里。可他恰恰没料到就是这些被他关押的形如草芥的囚徒，断送了他的前程……

下面，让我们按照事件进程再现1952年初夏那几个不寻常的日子吧。

五月六日

傍晚，关押在76联队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向管理该营美国宪兵第94大队长威尔伯·雷汶中校提出要求:让巨济岛战俘营总管弗兰特·杜德前来谈话，不然将继续进行绝食斗争。

在这之前，中朝战俘们为了抗议美军以“自愿遣返”、“甄别审查”为名，虐待、迫害战俘的罪恶行径。曾连续举行示威、绝食、拒绝“甄别”等形式的斗争，使美军当局十分头疼，但影响不大，他们决心不惧风险，采取非常措施，引起世界瞩目，戳穿美方制造的种种骗局，迫使敌人停止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的政策，促进板门店谈判……

一切都在按照周密的计划进行着。

雷汶中校将信将疑；“有什么话跟我说不可以吗？”

“不行！只有最高长官来谈，才能解决问题。届时我们将不再绝食，也可以让你们登记名簿。”

“是吗？那好吧，我去报告杜德准将。”

实际上，这些管理俘虏的官员们也担心战俘们出事，那样他们可担待不起。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怎能不利用呢，当然他们不知道，这只是战俘进行斗争的一个诱饵。

五月七日

下午1点30分，一个携带两挺重机枪的美军步兵排开到76联队门前警戒。巨济岛的总管杜德准将在雷汶中校的陪同下，乘坐一辆装甲车前来。他听说只有他出面，战俘们才肯服从管理，一种傲慢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决定接受要求，亲自与战俘们谈谈。

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走近到战俘营门前站住了。雷汶手捧着一本厚厚的“日内瓦公约”紧随其后。几名卫兵也跟了过来，冲锋枪对准大门时刻准备射击。

是的，如果美军不试图使用武力，杜德的安全是有保证的。看来战俘们优待“俘虏”的政策绝对比杜德执行得好。他单独住在一顶大帐篷里，里边用毯子隔成了几间小屋、卧室、办公室、盥洗间，应有尽有。他的伙食是由外边传送进来的，两名不带武器的美军士兵被允许前来服侍他。为了便于联络，战俘们同意将一条电话线接进营内。

当天晚上，忙坏了美军管理人员。他们乘着吉普车四处奔波，将各战俘营的代表接到76联队开会。奉命到602营地接志愿军战俘代表的是詹姆斯少校，他喊着:“快！快！”要孙振冠、张泽石、柳一等人上车去参加杜德将军召集的战俘代表会．孙、张、柳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从车窗中看到沿途战俘营内人声鼎沸，欢呼雀跃，心中还在纳闷。懂朝文的柳一听了一会儿，激动地说:“他们……抓住杜德了！”

临时负责的格里格上校还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关押在特殊监房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李学九上校找来，委托他去说服俘虏们释放杜德。因为李学九曾担任人民军第13师参谋长一职，是被俘的高级军官，而且表面上象是并无抵触情绪。谁知，李学九一进入76战俘营，立即变成战俘们的领袖了，有组织有策略地跟美军当局斗！格里格懊丧地想:“好象特意给他们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

晚9时，朝中战俘举行了谈判代表团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7个战俘营的43名代表，其中志愿军代表4人。釜山地区的伤俘和女俘代表将在次日到达。大会场的墙上挂着中朝两国国旗，四周缀着鲜艳的纸花。大会选举了人民军的李学九为团长、志愿军的孙振冠为副团长，确定了谈判方针和斗争策略，准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与美军好好斗一场。

五月八日

日本东京，“联合国军”司令部大厦。

天刚破晓，气急败坏的李奇微指示他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主要参谋人员举行晨会，专门研究这一事件。会后，李奇微决定与前来接替他的马克·克拉克上将一同飞往朝鲜釜山。这时，李奇微已接到调任北约的命令，继任者克拉克也于5月7日飞到东京。正在交接之际，“杜德事件”突然爆发，无异于给了春风得意的李奇微一个耳光。他决心设法解决这一难题，体面地离去。

与此同时，范佛里特也在加紧布置。他急派在釜山待命的美军第9团第3营和新调来的一个坦克连赶赴巨济岛，并让南朝鲜海军包围了这个岛。那位预先上岛的格里格上校则从各部队集中了一批优等射手、给岛上军警配发了防毒面具，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此外，范佛里特还宣布撤销杜德的职务，任命美一军参谋长查尔·科尔森准将为新的战俘营长官。

范佛里特和科尔森都是杜德共事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希望竭力保护杜德的人身安全，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用武力。就在科尔森准备赴任之际，范佛里特把他叫到了自己办公室，焦躁不安地说:“你上岛之后，马上把这份文件交给战俘领导人。”

科尔森接过来一看，上面只有两项通告:1、立即释放杜德准将。2、由于杜德准将已被免去所长职务，所以他已经没有指挥权和谈判的权限了。

“另外，你要注意。”范佛里特接着指示:“在俘虏不释放杜德的情况下，限定时间警告他们到时要使用武力解决。限时一到，他们还不放杜德，就使用武力突入收容区，在释放杜德的同时控制俘虏。”

“是，遵令。”

果然，科尔森一上岛，立即设法与76战俘营领导人和杜德准将建立了联系，将上述通告转达了，让他们与自己商谈有关事宜。

这时，李奇微与克拉克飞到朝鲜，阴云满面地听取范佛里特的报告。当听说范佛里特打算与战俘就释放杜德的问题进行谈判时。李奇微十分恼火，因为这至少要拖延48小时才有结果，对他来说，这种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完全不能接受。可他毕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总司令官，深知处理“杜德事件”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应该在采取措施之前，听听首席代表乔埃的意见。于是，他和克拉克又一同飞到汉城，在那里与乔埃深入地进行了磋商。

同样被这件事搞得狼狈不堪的乔埃说:“现在共产党人还不知道详情，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那时在会议桌上，我们一定会因此遭到沉重打击。”

“你是否认为，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对方看作是投降的表示？”

“是的。我们应当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杜德，并以武力支持这个要求。”

不谋而合．这些将军们决心强硬到底，铤而走险了。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杜德的生命。李奇微马上给范佛里特写了一封指示信:要他使用一切必要武力手段包括坦克在内，立刻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这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可以开枪射击。李奇微心里明白，这样一来可能会使战俘们对杜德采取报复行动，但为了美国的面子，他已顾不了许多了。

十几年后，已经退休的李奇微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对范佛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杜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

说得何等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却是恼怒杜德给美国丢了脸。醉死不认那半壶酒钱，他已准备放弃那个不争气的成了战俘的战俘长官了。

李奇微的命令并没有写上贯彻执行。范佛里特虽也让美三师一个坦克营迅速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公里，再由登陆舰送往巨济岛，但却没有下令攻击战俘营，他和科尔森对同僚尚有一点恻隐之心，总想和平解决。为此，他们日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同一天，战俘们也在加紧筹备谈判。他们向杜德要求承认俘虏协会，并需配备帐篷，桌椅等办公用品以及联络器材。在还未收到免职通知时，杜德予以答应。直到科尔森上岛接任，战俘们才把他视为直接谈判对手。

五月九日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望着巨济岛。

战俘营内外，形成了天壤之别。美韩军警们惶恐不安，戒备森严；朝中战俘们情绪沸腾、扬眉吐气。几乎各个战俘营都有唱歌、跳舞、喊口号的，支持和声援76营区战友们的斗争。

新任战俘营长官科尔森做好安排后，与杜德通了电话。他们曾是西点军校的同学，关系很不错。科尔森请他放心，正在设法营救。杜德则要求他不要使用武力。说真的，杜德十分感伤:他从未想到过自己光荣的军事生涯中，还会有这一段被俘虏“俘虏”的篇章，既可笑又可悲。他的妻子闻讯后，惊慌失措，专门从美国赶到巨济岛探望丈夫。在电话中，她失声啼哭，乞求上帝保佑她丈夫的平安。杜德为了安慰妻子，故意十分平静地说:“请放心吧，他们待我很人道，在这里生活得象中国皇帝一样。”

应该感谢西方的“新闻自由”。这天早晨，欧洲某国电台广播了“杜德事件”的新闻。石破天惊，这使正在板门店因“战俘问题”对峙的朝中谈判代表团出望外，大受鼓舞。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李克农要代表们密切注意敌方反映，商讨适当对策。

在上午的会谈中，南日发言时笼统点了一句“巨济岛……”乔埃及其部下脸色陡变，张口结舌，看来打到了蛇的“七寸”。

情况渐渐明了，他们准备孤注一掷，用白色恐怖对待手无寸铁的战俘了。形势紧急，怎样才能支援和帮助虎穴中的战友们呢？中朝代表团连夜开会，决定向敌人提出严重抗议，敲声震虎，使其不敢胆大妄为。当夜一时，李克农向北京发电报告:

9日晨，我们获悉巨济岛我方被俘人员扣留对方战俘营营长杜德事件。李奇微已下令不惜采取任何行动及任何武力抢救杜德。不管我方被俘人员是否最后释放杜 德，我方被俘人员之将遭受血腥屠杀已成不可避免。为声援我方被俘人员的义举，为了揭露对方的所谓“自愿遣返”的实质，将这一事件有利地运用于谈判斗争中，我们得有在会议中对此作一严正表明的必要。根据整个事件尚在发展中，目前我们所能抓到的只有李奇微的声明。表示的方法，可先由南日同志在会上提出奉命抗议和警告的文件。

北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件事，几位领导人均彻夜未眠。毛泽东主席于当夜4时半即回电:

同意在10日会议上由南日同志宣读抗议稿，并应将其发表。

还是这天下午，急不可耐的李奇微、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匆忙登上巨济岛，研究最新对策。三位上将君临一个小岛会商，可见这件事具有一种怎样的震撼力。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后，他们决定:不允许任何新闻采访，期望不流血的解决，将各区分散开。为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行使包括火力在内的武力，但要注意不要陷入近战格斗。如果确有必要，可以承认成立俘虏协会和使用电话车辆。但谈判的时间要限于明天即10日的10时整。

然而，上述计划未能完全实施，美方又陷入了被动，作为局外人又是当事者的克拉克在他那本《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的回忆录中有过如下记载:“在这个重大的时刻，我虽然还不是直接的责任者，但因为几天之后我就要不得不负起责任了……作为我们的感情来说，我考虑我们应当使用武力把杜德救出来。李奇微给范佛里特使用兵力的全权，并强调应迅速行动。但是科尔森和俘虏的谈判，双方都作了一点让步，使得实行以武力救出的命令推迟了。……和被关了起来的杜德通了电话这件事，反而让科尔森吃了苦头。”

事情的进展是这样的:按照三上将的决定，由科尔森向76战俘营发出最后通告:届时如不释放杜德将军，将使用武力。可是，预定担负突击任务的坦克部队还未到达，没有坦克，就不能避免美国士兵大量流血。科尔森不愿冒这个险。加之一动武，杜德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科尔森犹豫着，想再等一等。

太阳落山了，阴云罩上来，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巨济岛越发被阴郁的空气包围了。76战俘营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按计划，朝中战俘们在这个大雨之夜举行了一个控诉会。愤怒声讨美军管理人员对失去武器丧失战斗力的战俘残酷迫害和虐杀的罪行。杜德作为战俘营长官也被“请”来参加会议，实际上，他是扮演了一个受审的角色。

会场设在一个新支起的帐篷中，布置简单而庄严，铺着军毯的五张方桌摆满了各战俘营在短短两天内搜集到控诉材料和实物证据。有血衣、毛发、以及看守们打人杀人的木器铁器等。大会主席宣布开会，然后对杜德说:“我们允许你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各战俘代表们轮流起立发言:有的怒火满腔、有的声泪俱下，列举了大量美方迫害战俘、利用所谓“甄别”，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令人发指的事实。人民军女俘代表泣不成声，述叙了美军兽兵如何肆无忌惮地强奸轮奸女俘，有的下体变成瘫痪、有的被逼神经失常，甚至强迫她们裸体在大街上示众……志愿军代表孙振冠也详细讲述了“四·八甄别”时林学逋、杨文华等被剖心杀害的经过。

不知是真是假，杜德听着这一切，显得十分震惊，作为“人”的某种东西在他身上出现了，他站起来说:“我就任战俘营长官并不长，我是个军人，一向认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我只希望我的战俘营内少些麻烦和骚乱，想不到竟存在着如此残酷、野蛮的流血事件，对此我深感不安和遗憾……”

就在这时，战俘营外加紧了调兵遣将，新增援来的第9团第3营和由20辆巴顿型坦克、五辆喷火坦克组成连冒着大雨和黑夜登岛了。科尔森准将迅速把8个美军营展开，在各要点上配置了两挺机关枪并任命第38团团长卡南中校为突击队长，所有枪炮都装填上子弹，各个士兵都带防毒面具，准备于次日10时强行进入76战俘营，平息“暴乱”。

一切就绪后科尔森又给杜德打了电话，互致问候后，杜德要求他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尽量争取和平解决。科尔森有苦难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声“再见，祝你做个好梦！”

可他心里清楚:明天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呢！

五月十日

上午，板门店谈判会场。

开门见山，南日将军代表朝中方面义正词严地宣读了一份抗议书:

我奉我方司令官之命通知你方:在我方被俘人员被你方收容期间，你方就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的野蛮办法来实现你方蓄意已久的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你方这种在自愿遣返名义下进行的罪恶行为，彻底破坏了日内瓦战俘公约，违反了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我方被俘人员对于你方这种非法不义行为的反抗完全是正当的。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所进行的接二连三的血腥镇压，都不能动摇我方被俘人员要求遣返的坚决意志。你方司令官竟于最近公然声称要对手无寸铁的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又一次的屠杀，这是不能容忍的。你方应该清楚地知道，保护双方司令官收容下的战俘的安全，并尊重他们的人格，乃是双方司令官所不可逃避的义务。你方必须对我方被俘人员的安全负完全的绝对的责任。

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如疾风骤雨般地倾泻在美方代表头上。乔埃、哈里逊等人面对事实、狼狈不堪，试图张口辩解，却什么也说不上来……

几乎就在这个同时，巨济岛上的大雨停了，可阴云浓雾依然弥漫。76战俘营送出来一份以领导人李学九名义提出的“释放杜德四条件”。条件文本是用英文书写的，全义如下:

李学九致巨济岛战俘营长官:

1952年五月10日:

一、你们要立即停止野蜜的暴行，侮辱、拷问、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胁迫、监禁、大量杀人、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把俘虏当作原子武器的试验材料等不法行为。你们应当按照国际法保证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二、要立即撤回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的非法的、不合理的、所谓自愿遣返的主张。

三、立即停止所谓“甄别审查”，以防因此使得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再武装起来，被非法的陷入永久的奴隶之中。

四、承认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中选拔出来的战俘代表委员会，并与其密切合作。这个委员会在得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满意的书面答复后，将把美国陆军准将杜德交给贵方。我们期待着贵方热情而有诚意的文字答复。

老实说，站在“联合国军”的立场上，他们实在难以接受这些条件。如果承认了第一条，那么就等于承认了对方所指控一切残暴罪行。如果承认了第二条，那么就使自己的代表在板门店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对“甄别”已碰了壁的第三条，是唯一能够考虑的一条。

科尔森看到这个要求文本时，时间己接近上午10时。他连忙请示上司同意，决定暂停行使武力，认真研究战俘们的条件，力争保存杜德的生命。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准备后，科尔森以“第一条是违反事实的。第二条我无此权限，关于第三条，只要释放杜德，以后可不进行强制审查及所谓‘甄别’。至于承认第四条，组织战俘委员会，他表示待释放了杜德之后再协商细节问题”等等。

这种回答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是破天荒地开始了谈判，来来往往，一直到傍晚，双方都在进行着文字上的讨价还价。

飞回东京的李奇微，心儿还在巨济岛。关于战俘的所有报告，他都要亲自审阅。当他看到科尔森答应了第四条时，很不满意，他担心同意设立“俘委会”，不就等于默认了第一条的责难了吗？马上打电报要其撤回答复书，可惜已经迟了……

接下来，李奇微更加坐立不安，等待着来自巨济岛的每一个消息。可是科尔森正忙着与76战俘营谈判，没顾得上写报告。这使李奇微感到从未有过的焦燥与难耐，甚至发出一封电报向部下要报告，可见其对“杜德事件”是多么关注啊！

这封奇妙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本职由于得不到贵军之俘虏收容所长对俘虏的最新要求所采取之措施的迅速而正确的报告，正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发布今后的指令上感到非常困难。

不光他是这样，连科尔森的直接领导范佛里特和雅温特少将，也得不到准确而及时的报告。事实上，科尔森正忙得不可开交，与朝中战俘谈判交涉。他曾一连三次写出回答信，只有第三次比较积极、客观、富有建设性。信中承认了很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杀害；答应履行日内瓦公约，同时把释放杜德延期到20时整。这些答复合起来，称作科尔森文件。除去中止“自愿遣返”是其权限之外的事情，其他几条几乎都默许了。

据说李奇微看到科尔森的声明后，暴跳如雷，认为又一次给美国丢了脸。可是战俘们十分欢迎这份声明。科尔森复信摘要如下:

我和前战俘营长官杜德将军承认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使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打死或打伤。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另外，我们将不再对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

主要目的已达到了，战俘代表团决定签字，科尔森也签了字。轮到杜德了，他却犹豫了一下。在他居住的帐篷里，他靠着椅背、擦着眼镜片沉思着，看得出来，思想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他深知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会给他的政府和他本人带来什么后果，但事实俱在，不签又有何用？半晌，他戴好眼镜、拔下钢笔帽，在那份声明上迅速而熟练地签署了他的全名。周围代表团纷纷鼓起掌来，祝贺杜德终于迈出了诚实的一步，也祝贺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份声明很快就传遍全球，震动了社会各界。一些西方报刊发表文章评论说:“‘杜德事件’使美国的甄别方式开始臭气熏天起来。”“此后，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回到他们祖国的说法了。”“美国政府发言人也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时刻，在整个东方丢脸……”

当天（5月10日）晚9时30分，杜德结束了78小时之久的俘虏生活，被两位朝中战俘陪着来到大门前。杜德挥了挥帽子，一个人走出76战俘营。雷汶中校和另一名美军军官在等着他，然后陪同他乘上一辆印着一颗大白星的吉普车驶到某个地方去了。不走运的杜德这回真得成了“俘虏”，不过是被自己方面监禁起来了。

——摘自《大出兵》肖云斌编，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P299－P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