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机器人大战a改造:登峰造极的后现代犬儒主义

　　我常常一个人在校园，未免和周围的人相遇，个人注意力不自觉地集中在各种谈吐上，日积月累，我发现一些现象，比如大家凑在一起除了日常生活的闲谈外几乎无话可说（至少我感觉如此）；对于严肃认真的讨论，也似乎只听到理工类学生在专研某个实验或对一些具体的学科知识展开讨论，而鲜有人文学科的学生讨论人文。这或许是偏见，但就我有限的学识和经历让我偏见到底吧。总体来说，当理科生在为某个方程式争辩得不可开交时，我们文科生倒可放下争论，乐也融融，于是出现一种怪现象：历史系的不谈历史，政治学的不谈政治，新闻系的不谈新闻，文学系的不谈文学……

　　不过这也难怪，理科生的功课实验多如牛毛，人文学科基本上自由放任，这样他们讨论专业知识不一定为了较真，而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已。文科生不存在这些一起讨论才好解决的问题，自然就没话好说了。当然，我并不否认独善其身大有人在，但可以肯定的是，严肃的学术或时政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在不断萎缩，大家对世事不闻不问，对学问也不严肃对待，更拒绝将之作为相互交流的公共话题。这样，“莫谈国事”便从以前“反动派”们对人民的令行禁止演变为一种犬儒主义的自觉，从前那些崇高的、认真的、严肃的对某价值理性的追求变成了职业规划、考研出国、“形象之星”、男欢女爱、大众娱乐……在消费主义极端盛行的后极权社会环境和大学氛围底下，我的确很难想象当下的大学生会有五四青年的理想与激情，很难想象我们这代会呈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很难想象我们会有像民国学生那样对治学的执着。总之，人文精神早已面目全非，真正有理想的人少之又少，做出言行一致的积极行动的理想主义者更是濒临绝种。可以说，随波逐流、投机取巧的行为方式；消极颓废、虚无纵欲的生活方式；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等几乎成为这一代人的集体写照。

　　当然，上述那些特征只是不好的侧面，从好的一面讲，我们不再被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信条所束缚，不再盲目信任“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也不为某一种信仰而走向偏执和狂热。在“后现代消费社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灭，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出现严重断层，我们虽然无所适从，但我们似乎又有着更多元的选择，更丰富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反日、反美的愤青被说为“脑残”、“非理性”，因为他们受到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偏执和极端。然而从泄愤滑向另一个极端却变成犬儒，而且通常，中国的愤青和犬儒只有一墙之隔。犬儒主义者不再认为世上有什么崇高价值值得追求、献身，他们怀疑、否定一切在他们看来虚幻的理想，认为只有满足个人欲求的享乐主义才是最明智的人生态度。这里且不评价这种犬儒的态度，就否定社会主流价值而言，中国的犬儒主义“新青年”真的做到什么都不信吗？

　　没错，他们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着看似独立的精神人格，也有着质疑权威和偶像的态度，但恰恰在消费文化上他们却全情投入，完全地浸淫在大众消费社会的声色犬马当中，从不质疑这种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从而不知不觉接受了马克思所谓“商品拜物教”的洗礼。这样，即便世界很虚伪，但满足欲望还是相当真实，大家happy together，管他社会上的吵吵闹闹。另外，五四青年在他们看来虽然是一些不可理喻的愤青，但对于当时提倡的科学却又全盘接受了，以至于开口不离科学，似乎只要是科学的就是可欲的，只要科学的就应该服从，殊不知这个对待科学的态度恰恰是对权威的服从，或用傅柯的语言就是接受“知识权力”的规训。

　　科学也能质疑？可以的。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掀起了人们对科学的反思，像波普、库恩等人就指出科学的局限，动摇了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绝对地认同科学的唯一有效性就等于服膺一种信仰，科学也就变成我们常说的“科学主义”。可是，如果实证科学的地位受动摇，那么其他信条的合法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前些年人们好谈后现代主义，其实就存在将这种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推至极致的倾向，从而打造出一种登峰造极的犬儒主义，我姑且把它叫做“后现代犬儒主义”。

　　“后现代”曾经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基本上所有怪诞、新潮的东西都可以被套上“后现代”以显示前卫，以至于什么是后现代已经没多少人知道。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是个很有分歧的概念。詹姆逊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就已经显示出同现代化工业社会不同的特征，因此各种体现异质性、特殊性和削平意义的文化现象都具有后现代性，诸如流行的广告、生产消费、时尚、艺术、文学、建筑等。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已经带有后现代特征。但后现代犬儒主义却是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理论武装的。后现代主义作为思潮主要指向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其核心思想或态度是要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动摇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及各种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

　　说来很复杂，过去我国的一些“后学家”们正利用这些概念所向披靡，将解构之刀伸向所有认真的学术理论，或从根子上蔑视所有理论建构，可就是不触及最敏感的政治权力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糟蹋了后现代主义的名声；其语言的晦涩难懂也使得各种对当下社会的后现代反思被认为是鬼话连篇，使得自身被逐渐边缘化；另外，一些文学批评很喜欢借用德里达的一些概念如“延异”、“踪迹”等来解释某文本，但如果不了解他们思想渊源和轨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种种解读就变成了似是而非的诠释。简单来讲，解构主义可以简单地用德里达的一句话为概括：“文本之外无它物。”语词的意义全在于文本，而且具有“播撒”性，因而又是游离不定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意义在“播撒”的过程中留下的“踪迹”，至于“踪迹”的本源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意义始终处于被塑造的过程中。这么一来，语言、意义、存在统统被解构，正如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游离于空中而失去坚实的基础。启蒙主义语境下的现代性思想，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失去其应有的普世性，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成为后现代的基本态度。

　　但是，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而只是反对将之视为客观的、普世的标准。可以说，后现代理论是要肯定并扩展自由民主应有的内涵，而不是像一般人认为的要颠覆自由民主。但问题仍然存在，如果解构主义将所有意义和价值的“根”给拔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贯彻解构的基本态度，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另一些价值、甚至没有价值的价值来取代启蒙主义？如果世界成为一个没有价值深度的平面，那么它又怎能不导向一个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境地？

　　依照这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向度，登峰造极的后现代犬儒主义出笼了。如果说犬儒主义鼻祖狄奥尼斯只是以节欲来展示一种阿Q精神，如果底层民众的犬儒主义体现在泄愤和自保，如果当代消费社会犬儒主义集中体现在所谓“价值中立”和对科技的迷信上，那么后现代犬儒主义则是放弃一切理想，怀疑一切“宏大叙事”，厌恶一切严肃讨论，否定一切信仰。更重要的是，这种犬儒主义不仅认为世界变化无常，虚幻不实（根据鲍德里亚的说法，世界只是一个“拟像”，与真实无关），而且认为世界“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社会怎么都行，个人怎么都行。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一个大深渊，但有显得神秘而美丽；一些国家如朝鲜或许没有影像呈现给我的那么糟糕，因为真实并不在场；但即使很糟糕，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它；中国社会的血与泪可能只是媒体之间的话语交流；个人是一个虚无，人生如戏，怎么活法受语言“剧本”的支配，自我只是一个欲望主体，可以任意雕琢，不必受规范伦理的约束，于是唯美主义支配一切，社会责任和公民德行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后现代犬儒们坚信世界变幻莫测和人生的有限性，因此生命应该被视为美的历程，应该尽力避免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应该创造条件让世界的美好幻象不断自我呈现。

　　如何说明后现代与犬儒主义的“不必然”的关系呢？本文仅以朝鲜为例。没错，朝鲜政权之流氓几乎世界公认，但你怎么知道朝鲜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如不是你去过朝鲜并对朝鲜真实情况了如指掌，那么你只能靠二手或三手资料得知朝鲜情况。可是不论是在外国朝鲜人口述还是媒体，其偏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透过媒体对之的不断转述和讨论，朝鲜的真实状况就不断为人所“加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历史的真实在场就转变为“踪迹”，其真正意义在不断“延异”之中，永远无法到达。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朝鲜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就不得而知了。但即便有，犬儒们仍可以心安理得地到朝鲜旅行，在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完美的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领略朝鲜美好风光，感受世界的大爱；即便一不小心碰到些大喊“金日成万岁”的“皮包骨”的民众，也不得不抑制那些“恻隐之心”的传统价值，去反思人类通往幸福圆满的另一种可能……

　　上面的论述可以用变态(pervert)来形容，但这的确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如果历史真实不可能，那我们凭什么去求真？如果“宏大叙事”被解构，那么后现代主义究竟赋予我们什么样的伦理要求？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解释上面提到的“不必然”之关系。之所以“不必然”，是说后现代理论不一定导致犬儒主义。后现代之所以能同犬儒主义结合，是因为后现代理论被形而上学地解读。德里达要通过解构这种策略来瓦解西方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以我为主的等级结构，因为解构作为一种策略并不是要摧毁一切，只是要解剖一切，而且没有终极目标。因此，解构主义一开始就是自我限定的。

　　然而后现代犬儒主义恰恰是对解构主义的形而上学解读，将无真相、差异性、边缘性看作绝对价值，从而使追求真相变得完全没意义，普世的追求也是不必要的，唯有在异质性理论的前提预设下经验世界才是最先进的人生态度；另外，后现代与犬儒主义的结合也是解构主义进行不彻底的结果。如果事实真相不可能达到，那么对真相的追求值不值得？根据后现代理论，当然值得！正因为历史真相不断地被“延异”，历史被话语所建构，改写，甚至肆意扭曲，所以对求真的执著恰好是要通过严密的资料不断瓦解各种各样的历史神话，形成新的历史书写，使世人不断地走在遭遇大写历史（the History）的路途当中。另外，对于那些肆意篡改历史的行为，我们更应该义无反顾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争夺话语权，以延续人们对历史记忆的正当性。所以日本篡改教科书我们要坚决反对，抗日战争的历史遗迹我们要坚决保留，关于抗日时期的历史叙事更不能被掩盖或故意改写。试想有一天我们的后代都变成《一九八四》里面的“新人”，这是何等可怕的事。然而“新人”仍是虚构，现实却已经出现类似于小说中的“双重思想”了。

　　对于人生态度，后现代主义更是提出了激进的伦理要求。既然世界被话语所建构，现实为意识形态所框架，那么我们更应该冲破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将意识形态批判进行到底，不断地瓦解权力—话语施加于我们身上的禁锢，不断地追求身心的自由和解放。在这种意义上，反极权、反压迫是后现代主义最直接的诉求。德里达曾经在到布拉格讲学途中被当局关押，后来他在书上直斥其为“野蛮主义”；福柯更是从头到尾地批判现代“纪律社会”。然而后现代犬儒主义对后现代理论为我所用般地解读，不仅为自己的各种欲求作辩护，而且主动排斥对公平、正义、善等价值的追求，将相对主义拉向极端。鉴于后现代主义不成一统，难以被框架，我只好将之斥为最坏的后现代主义。

　　然而后现代犬儒主义之所以使犬儒主义登峰造极，还不在于它否定一切、颠覆一切，而在于它创造出一种意识形态，将偏见视为最高形式的真诚，并幻想自我于现实之外，但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却不断地反作用于现实。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可以结构现实的幻象，这种幻象本身拒绝被符号化，因此后现代犬儒主义不可避免地自身于幻象当中难以自拔。希腊化时代的西奥多勒斯虽然主张纵情享乐，但却认为平民百姓应该像犬儒派提倡的那样节制欲望，这样上层精英就能更自如地操纵社会了。后现代犬儒遵循同样的理路，一开始便以超然的态度俯视自己身处的社会，认为世界变幻莫测，捉摸不透，最好使自己陶醉在世界呈现出来的幻象当中，因而极力追求一种唯美的人生态度，至于自由、正义等崇高价值只是一些虚幻的“元叙事”，那些丑陋的社会现实也最好不要在眼前出现，以免影响人生这场游戏。于是，偏见被当作真诚，缺失被当作普遍化的严肃精神，意识形态的魔力开始发威。有人在炼狱里呻吟，有人充当刽子手，有人却可以很有“道理”地视而不见。暴力无处不在，甚至变本加厉，犬儒们却可以让自己离开这种暴力环境而置之度外，安枕无忧。

　　其实意识形态的魔力还可以用一种情景假设加以说明：试想100个人里有99人被后现代理论“和谐”得一塌糊涂，他们真心相信应然的存在最终归于实然的虚幻现实，思辨和行动都不如纯真得像小孩似的游戏般的姿态，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像西奥多勒斯般的“智者”对理性充满信心，那么，这一个人就能轻易做到对剩余99个人进行驾驭、操控、甚至肉体消灭。这99个人不是不知道这一个人的存在，而是固执地相信并践行那套虚假意识，掩耳盗铃，从而陷入斯洛特蒂克所谓的“启蒙的虚假意识”当中，使罪恶得以肆无忌惮。然而现实中的后现代犬儒始终幻象着自己超脱于现实之外，轻飘飘地活在意淫出来的想象当中，全然不顾自己身处的社会上的不公。这种旁观的态度恰恰说明后现代犬儒主义是对完美和谐状态的一种“绝望的渴望”，是对形而上学的终极追求，是登峰造极却又残缺不全的后现代版本。不过这些“崇高”的犬儒们从来不必担忧自己的处境，因为暴力和饥饿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后现代犬儒主义者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鬼话连篇的大学教授，就是拿着后现代宝典出入星巴克的带有几分文化素养的“小资”。

　　登峰造极的后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处于象牙塔的顶端，只有少部分人藏着亵玩，一般人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这些学究气过重的东西，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其危害是潜在的。把真诚当作虚伪，把偏见当作真诚，后现代犬儒主义砸烂形而上学旧世界，然后在废墟上建立无形的大厦，迫使后现代主义“物化”为新的形而上学，颠倒原先的话语秩序形成新的隐秘话语，慢慢蚕食人们对社会介入的动力。吊诡的是，当权意识形态仍高高在上，犬儒们已经“精神胜利”地俯首称臣，闭口不谈强权话语，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疯癫我怕谁！

　　可是这又引向了“知”“行”失调的问题。如果世界充满谎言，那么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应该是告诉大家“充满谎言”的“真相”！不过这里自相矛盾之处已经很明显：你怎么肯定你的“真相”不是谎言？如果万物是相对的，那么这套理论本身是不是相对的？所以如果有一天后现代犬儒们真的行动起来，向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传播“真相”，我会用路边小贩那老大粗语言告诉他们真相：神马词与物、能指所指的，我只知道不吃饭就会“饿”，被人揍就会“不爽”，不信你试试看？


　　5/4 青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