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奥特曼大电影观看:学者预计，2013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将会达到最大值，此后逐步缩减 人口红利减弱如何应对（经济聚焦）

学者预计，2013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将会达到最大值，此后逐步缩减
人口红利减弱如何应对（经济聚焦）
本报记者　靳博　熊建
《 人民日报 》（ 2011年05月05日   10 版）
人口红利期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过去，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转变，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加大制度创新，使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已迫在眉睫。
日前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我国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是否还拥有人口红利优势？本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就我国劳动力现状解疑释惑。
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问：有关部门不久前指出，我国人口红利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过去。那么，什么是人口红利？它在经济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原新：人口红利主要有两种定义：第一，一个国家或地区伴随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造成人口老龄化、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同时存在，当老龄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较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这就是人口红利。第二，把人口红利等同于人口机会窗口，即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总抚养比最轻的一段时期。
蔡昉：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
2013年我国劳动力资源达到最大值，2020年以后下降会比较快
问：从当前状况以及“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就业市场来看，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口红利将在什么时候开始减弱？
原新：“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迎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据测算，2013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达到9.32亿，这将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最大值。以此为界，之前劳动力资源不断扩大，之后，劳动力资源开始缩减。
从1982年到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扩大了3.39亿，年均净增加109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46%。到本世纪中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减少到7.47亿，从2013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1.85亿，年均递减5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60%。显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规模和速度比增长期要慢许多。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也表示，据该局人口专家预测，中国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都能稳定在9亿左右，在“十二五”期间，应该讲劳动力供应总体是充裕的。但从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2013—2020年下降比较缓慢，劳动力资源还有将近9亿，2020年以后下降得会比较快。
蔡昉：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并且在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随之而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将使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象成为历史，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转变。
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收入不平等、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
问：当人口红利渐行渐远时，中国经济该如何应对？
蔡昉：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迫在眉睫。
其次，形成新的收入分配模式。从理论上讲，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应提高，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经济增长对普通劳动者即原来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扩大，导致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群体提高更快，其结果则是社会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有赖于社会能否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创造充分就业的环境。
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这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对制度创新的紧迫需求，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收入不平等、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
希望政策能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做出正确的调整，对普通劳动者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做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