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全才:郑永年：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郑永年：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内容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20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它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较普遍存在。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或者假装成左派的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而“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19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的成长。

　　“有恒产者有恒心”

　　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但不外是两个主要的方面，即以经济收入和财富具有为核心的硬性指标，和以价值、文化等为核心的软性指标。从历史经验看，前者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早期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没有经济和财富这些“硬性”条件的出现，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文化。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指的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经济改革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从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19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一个个央企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他们不是财富创造者，而是财富转移者，把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在一次分配没有达到其基本使命之后，中国的二次分配同样面临更为巨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改革缓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尽管在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没有找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建设还是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实际上，社会政策建设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还远远抵补不了这些领域（还包括房地产）被“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的低水平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各级政府总是在资方这一边，帮助资方人为压低工资。先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工会在劳资力量平衡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中国，工会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而是代表资方和政府的利益。只要劳、资、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平衡，劳动者还会继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劳动者进入中产阶层还是无望。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张木生：狐狸分饼的故事

2011-5-2 来源：经济观察报

　　官产学媒的主流认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对老百姓欠账太多的认识是对的，但由此演绎为主要矛盾是颠因为果。如果要说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的新政取向已很明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立党为私、执政为权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非和谐社会的矛盾;五统筹与非五统筹的矛盾;新“三民主义”与利益集团垄断财富的矛盾。一句话，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矛盾。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没头苍蝇。

　　社会财富增长快，为什么国富民不安，民富国不强，盛世不太平?以往由国家负担的城镇居民住房和就业人口的医疗、教育等包袱已甩掉。2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这都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是历史最好时期。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构成公共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原因是非生产性支出和投资比重过大。据《证券时报》2006年2月9日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国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部分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占财政总支出近50%，而美国仅占17%。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胀的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2005年，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约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0倍多;行政管理费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全国政协常委任玉玲在“两会”上也指出：“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达 到 世 界 少 有 的 地 步 。 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 4.71%，到 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 4.19%、韩国的5.06%、美国的9.9%大大高出，而每年还在以23%的速度大幅增长。”统计口径虽有差异，结论是一致的。

　　腐败造就了制度成本巨大。国内报端不时披露，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公务员超编，冗员难减;公款送礼，屡禁不止。所耗费用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要多。《财经》杂志披露，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南方周末》登载《“万种新药”背后的诱惑》一文指出：国家药监局每年受理的“万种新药”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各种仿制药，乃至改变剂型等改头换面的所谓“新药”。例如，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六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600元;中国制药企业热衷于申报“新药”，因为一旦拿到新药批号，企业可以自行定价，卖个好价钱。市场疲软，突然惊现公共品不足，并以此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揭开表象，发现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即对公共品的巧取豪夺，才是制度性腐败的深层原因。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取消农业税给中国9亿农民带来的好处，早已被这两年的化肥、农药、柴油、薄膜、种子等农用生产资料涨价所抵消。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分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仅3%，而劳动力的贡献率为69%。“上下交争利而国危”。关键是改变比较优势，国家集中一切人财物的优势，进行核心技术的“赶超战略”。这是“国计”，而对待“民生”只能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而现实是，在利益导向下，一些由国家办的执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和中学嫁接了私校，成为“校中校”、“名校办民校”，接通了公共品变成私人品的管道，巧立名目地乱收费，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几年，公共品变成私人品，学费大幅度的提高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许多主流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如果也是公共品，既不符现实需要，也不具备国家财力的保障。这些教育应是个人对未来前途的投资，是充满竞争性、排他性的金字塔塔尖，即私人品。表面看，大理不亏。但在西方，哈佛、剑桥都有名人的孩子，巨富的孩子通过各种基金，成绩不好也能就读名牌大学。如果我们不承认大学的“半公共产品”性质，那么，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无论如何学而优金榜题名，由于没钱也与名校无缘。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再骂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学校、医院、研究所再不是被金钱遗忘的角落。因为这些人，没工夫发牢骚磨嘴皮子了，大环境驱使许多人加入了腐败行列，懂得抓紧时机，充分利用或熟练应用所掌握的资源或权力进行交换，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或大衙门里的小门房。医生用收取病患的“红包”或使用新药的“回扣”去支付孩子高昂的学费，老师和教授们去医院看感冒要做名目繁多的检查，花了几百元医药费。招标立项敛钱收租分红走穴的一流们，与时俯仰，人见人爱，也可和款、腕、星比肩。极而言之，最近几年党校老板班火爆，60多期培训了近万名老板。老板们为了“充电”，总结得也精辟：“党校为学员与领导、学员与专家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不胜荣幸。”而弱势群体，如刚刚得到免除农业税好处的农民，还未来得及从免税喜悦的酒醉状态中清醒，胜利的果实，已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新一轮狂涨吃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因又是电、煤、原油、运输等价格的上升，生产和掌握这些资源的大多是国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把涨价的因素转移出去，最终落在9亿农民身上。因为垄断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不由市场决定，由垄断企业自定。现在大家都在问，猪牛肉为什么这样贵，农副产品涨价为什么这样狂?通货膨胀的板子打到农民屁股上。其实对中国特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民根本没赚到钱，还在减少存栏，甚至将奶牛当肉牛卖。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并没有削薄中国石油(11.65,-0.06,-0.51%)巨头的利润：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公布的企业半年报显示：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叫苦声中狂赚180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中石油的净利润为616亿元，比中石化的180亿元高出三倍多，中海油的净利润为118亿元。

　　国有垄断之罪，提法很煽情，但却是误导。面向世界，石油、铁矿砂都供大于求，而价格却翻着疯狂的跟头，有如烈马脱缰，一路成倍上涨。再精明的经济学家，也画不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成本效益曲线图。现货跟着期货走，期货跟着投机走，投机基金集中在美国，本质上是美老大说了算，别说中国没有定价权，欧盟也眼看着美国2.1美元成本的国内石油封存不采高价进口，美国大石油公司利润丰厚。垄断并不可怕，怕的是利益集团火中取栗，强者通吃。以垄断之矛对垄断之盾，将超额垄断利润、超额税收贡献给人民，就功德无量，什么错都没有。问题是，在这里，社会公平、正义、平等等普世价值早已摈弃出局，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夺和交易。社会机体的腐败越过个体的局部范围，越演越烈，渐入膏肓。

　　用不着抖学问、掉书袋、卖弄理论，也用不着旁征博引，细密考据。我提供的基本数据如铁铸事实，使我可以直抒胸怀，直白、痛快地告诉读者，这28年来，公平如挤牙膏，富人一碗等于穷人一锅，都是狐狸分饼惹的祸。谁看了这些铁铸一般分配潜规则能不怦然心动，热血上涌，有如大梦初醒?

　　历史很新也很旧。狐狸给两个小熊分饼，一块大饼分两半，左一口右一口，为了“公平”左右开弓不断啃下去，最后看似公平了，大头已落入狐狸的肚中。我们也知道《一仆二主》的故事，由于两个主人只能依靠一个仆人，最后的结果是仆人异化为真正的主人。好坏人的故事，讲了千百年，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郎顾之争”顾雏军入狱，故事本已划上暂时的句号。郎咸平(微博 专栏)没完没了，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正因为他是香港小孩，才敢来大陆说出实话，不用学成年人必须指鹿为马才能被皇帝放过。郎咸平意犹未尽画蛇添足，最近又讲了一句“中国的世界工厂，比资本主义的工厂更血汗”，马上就有理论权威深揭猛批，上纲上线，一言以蔽之，这种反思改革开放就是否认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义正词严的批判，让人产生错觉，好像郎咸平是散布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党政干部。结果，郎小孩告饶说得好：“我学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事的是会计师的审计评估，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没有人敢像中国这样化公为私，敢像我们这样。”

　　权威批郎，向风车举剑而所向披靡。只是选错了对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定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整个逻辑展开的前提。小平同志的经典语言：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将来富裕了，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更困难。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垃圾桶，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可往里装，而是要驾驭、领导那些不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首先要解决谁领导?为了谁?真共产党领导，真为人民服务，玩真格儿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也绝不是一句空话。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资本主义在台湾也曾有“四小龙”之首的辉煌局面，但逻辑前提是依附美国。共产党人领导13亿中国人民的制度安排，大是大非，大本大源，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后发型国家，不做帝国主义的附庸，又没有当帝国主义的身板，资本主义的路在中国就走不远，走不通。只有共产党人信仰无比坚定，才能领导13亿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我们这样的税收局面，才有可能出现2006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资金3394亿元。2007年3917亿元，还要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395亿元，新型合作医疗101亿元。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些，我们对人民欠账太多。仅举一例，农民有2亿多亩土地为城市化而奉献，这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要素价格呈几何级数增长，其价几何，还是为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

　　世界上农业最成功的美国，也离不开国家的财政补贴。与工业比，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没有我们这种财力的迅猛发展，根本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的城市化发展。只有中国式的财力集中，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让中国的弱势群体每年增加1万亿人民币的内需。多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中国的“弱势群体”哪怕种草种树，生态环保型生产，科教文卫服务型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架桥铺路，公共产品型生产，他们生产出的GDP肯定是绿色GDP，他们的消费肯定是资源节约型消费，节能、节水、节电、小户型居住。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技能型教育。他们的内需上去了，中国经济畸形外向的病态才能够改变。伟大的复兴计划，只有靠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并使用另一手，国家集中财力，计划大力推动。只靠市场经济，在中国解决不了充分就业问题，相反，大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2500万人要在今年就业，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1200万人，光毕业的大学生就有500万!上海大学生就业工资是全国最高的，也只有1000~2000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坦言，2007年新增求职人员2400万人，将有一半“新人”找不到工作。

　　最近，温铁军、林毅夫撰文认为，劳动力作为过剩生产要素，打工者每年每人给城市提供大约2万元人力资本的贡献，占经济发展的50%　以上。这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樊纲近期提出的非民粹主义增长，共同构建了完整的逻辑。当年马克思批判扎伊尔资本带来利润、土地带来地租、劳动带来工资的庸俗经济学。我们也清楚，这种鼓吹资本奴役劳力的庸俗经济学，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可避免，还有用有效。但知道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乐此不疲地鼓吹这种比较优势、比较成本者，就是资本的奴才了。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许多城市都明确提出：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土地已变成第二财政。“中国的比较优势”对资本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不断鼓吹的比较优势，也是哈耶克的同行口口声声所要的“骗出一个好制度”。

　　超越“左”、“右”，实说实话，人微言轻，藉两首古诗结束。一首是明末陈恭尹的《读秦记》：“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黄石公传张良《素书》而助刘邦成霸业。一首是王渔洋读《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人间不讲人话真话，有情有义的真话反而要藉“鬼狐”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