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神学院黑甲第9集高清:徐武事件 天涯杂谈

        国关注徐武事件而了了一些支持正义的贴子，也国为关注此事件而听说武汉吧已不能说徐武事件。
本人特去武汉吧发贴尝试，只发一贴ID被封10天，强大的武汉警方，强大的人民民主专制，强大的百度贴吧，还准备让老百姓活吗？还准备绐老百姓个说理的地方吗？因强大的天涯发贴需要500字下面凑数。
新快报特派武汉记者 余亚莲文/图

飞越“疯人院”●追踪
　　
　　“电视台内”为何变成“马路上”？“强行掳走”为何变成“带回”？事前曾知会广州警方？“住院治疗”父母为何不能探视？
　　
　　“在南方台内抓的人”为何变成“在马路上抓人”？“带回治疗”需要抢走手机，将其父亲强行拉下车？警方执行公务为何不敢亮明身份？带回病人是否需要出动6名警察劳师动众？广州警方事前真的知情、有配合吗？既然是“住院治疗”父母为何不能探视？由于诸多疑点无法自圆其说，对于徐武“飞越疯人院”一案，武汉警方“迟来的回应”遭遇了该案所有知情人士以及网友的“狂轰滥炸”。
　　
　　昨日，新快报记者根据武汉警方的回应，逐个采访了当事人、当时的现场目击者以及该案的代理律师，此案尚有六大疑点警方无法回避。
　　
　　疑问1 马路上带回徐武？
　　
　　南方台：是在我们大院里抓人！
　　
　　被广大网友认定为“武汉警方官方回应”稿件来源于新华网湖北频道，同时，湖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发消息，“请关心徐武案的网友去看该稿”，承认了该稿的“官方身份”。
　　
　　该文称，“2011年4月19日，徐武脱离医院监护外出。武钢炼铁厂及武钢二医院当日向警方报警，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查找。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公安部《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第二款规定，派员协助厂方和医院，经广州警方的配合，于27日在广州市越秀区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将徐武找到并带回武汉，继续住院治疗。”
　　
　　当日，新快报记者也曾赶往事发现场，所谓的“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实际上就是在南方电视台的大院内。
　　
　　南方台记者气愤地说：“就在我们大院内抓的人，看见我们扛着摄像机来了，他们就跑。武汉警方为何刻意回避是在电视台大院内，还搞个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的地址？”
　　
　　疑问2 带回治疗还是“强行掳人”？
　　
　　目击者：手机被抢人被拖出来
　　
　　武汉警方的回应称，是将逃跑的徐武“带回治疗”。
　　
　　当时和徐武乘坐同一辆出租车的江一拍则这样描述当时的现场：“当时，我还在跟新快报记者通电话，他们冲过来，把我的手机抢走了，把我强行拖出来。”而他被抢走的手机，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尚未归还。
　　
　　新快报记者手上的事发现场监控录像也显示，七八名未出示任何证件的人围着一辆出租车后，将前排江一拍拉下车，将后排与徐武同坐一起的徐父也强行拖下车，徐父不肯下车，还与他们发生了推搡和争执。然后，一左一右从后排上车，让出租车开走。
　　
　　网友质疑，既然是“带回治疗”，需要抢走旁边另外一个普通公民的手机，并将徐父强行拉下车吗？
　　
　　疑问3 协助厂方和医院？
　　
　　真相：7人中6名是警察
　　
　　武汉警方的回应称，接到报警后，“派员协助厂方和医院”将人带回。
　　
　　然而，昨日，广州警方内部人士向新快报记者透露，27日，前往广州劫人的7名神秘男子中，有6名武汉警察，1名保卫科人员。也就是说，警方占了绝大多数，并非通稿中所说的厂方和医院的代表。
　　
　　广东律师王云松提出疑问，抓捕一个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劳师动众出动6名警察？而谁又有权利出动这么庞大的警力去“协助厂方和医院”去抓一个并不危害社会的人？医院和厂方行驶的是私权力，警方行驶的是公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谁授权给它滥用公权力？
　　
　　另据事发现场多位目击者透露，抓人的全过程，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穿制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示证件，看见电视台记者一来，撒腿就跑。律师质疑，既然是执行公务，为何不能亮明证件，又为何要逃跑？
　　
　　疑问4 经广州警方配合？
　　
　　广州警方：第二天才查清身份
　　
　　武汉警方称，在电视台内的抓捕行为是“经广州警方的配合”的。
　　
　　但在事发当日，紧急赶往现场的电视台记者曾经扣留了其中一名掳人者，因其不肯透露身份，记者曾怀疑他们是涉嫌绑架的不法分子，并将其扭送至广州市公安局华乐街派出所。
　　
　　当时，派出所方面曾明确向新快报记者表示，不能确定这帮人是不是武汉警方，还没核查到他们的身份。从下午2时到当晚10时，派出所方面都一直称，“还在核查被扣者身份”。
　　
　　直至第二天，派出所方面才告知新快报记者，来人确实是武汉警方，被记者扣留下来的那位则是武钢炼铁厂保卫科科长全霆。全霆为徐武所在单位的领导，也是徐父口中“与徐武有仇，整徐武的人”。
　　
　　网友质疑：既然武汉警方表示，抓徐武是“经广州警方配合”的，为什么事发当日广州警方迟迟不能核实来人的身份，而在当日深夜11时12分，由武汉警方专门为此发函确认了全霆的真实身份之后才放人？广州警方事前是真的知情，还是在事发之后“被配合”了？
　　
　　疑问5 依据《人民警察法》抓人？
　　
　　律师：警方无法律依据
　　
　　武汉警方回应称，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公安部《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第二款规定，前往广州将人带回。
　　
　　《人民警察法》第14条是这样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则是：“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老人、儿童以及智障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的”。
　　
　　该案代理律师黄雪涛表示，“《人民警察法》第14条不能成为警方带走徐武的依据，徐武来广州的目的是进行精神鉴定，以此来重新获取他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他没有任何危害公共安全或其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不符合该法律条款，不需要警方采取约束措施。”
　　
　　她还表示，《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就更加不适用徐武了，因为他有记者和家属的陪同，不属于“走失”，更不需要公安机关帮助查找。因此，警方前往广州抓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更有激愤的网友提出，“一个正在接受采访，并且有父亲和朋友陪同的人，他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吗？有劳武汉警察从天而降，在不征得其父亲的同意下，强制带走？在这里引用《人民警察法》不妥当。”
　　疑问6 徐武回武汉住院治疗？
　　
　　家属却失去了探视权
　　
　　武汉警方还称，是接徐武回来继续治疗。
　　
　　“既然是住院治疗，我为什么不能去看我儿子？我天天去、夜里也去，他们为什么都不让我看？大门都不让我进？”徐父前晚看到警方的官方回应之后，气得坐立不安、喘着粗气，“他们撒谎，他们冤枉抹黑我儿子。”徐武从广州被带回已经有5日了，其家属几乎天天在医院楼下仰望着，却一直不能进去探视儿子。医院方甚至两度报警，称在楼下等待看儿子的徐父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该案代理律师黄雪涛表示，医院只对徐武进行治疗，而不是监护人，所以不能限制其亲属探视病人的权利，而父母探视子女是受法律保护的，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医院所谓的“只能周三探望”的说法不成立。医院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直接违反了《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如果要限制病人家属的探视权，必须要经过家人的同意。对于医院侵犯探视权的行为，黄雪涛表示考虑起诉。
　　
　　曾发布过《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著名律师黄雪涛主动找到记者，表示愿意无偿代理徐武的“被精神病案”。昨日下午，双方达成委托协议，并通过新快报记者转交授权委托书。
　　
　　对于此案，黄雪涛认为，警方所称的徐武2006年涉嫌爆炸未经质证不能成立，不属于司法事实。她还指出，中国的精神病收治立法，立法本意出了偏差，“怎么方便收治病人就怎么立法，只保障医生的权利，不保障病人的权利，精神病人甚至不如一个囚犯。囚犯有出来的一日，精神病人在病好之后，也可能被关一辈子”。
　　
　　通过新快报达成委托；律师称精神病收治立法出了问题
　　
　　涉嫌爆炸未经质证不能成立
　　
　　警方曾向媒体表示：“2006年12月2日，徐武扬言‘搞炸药，到北京天安门炸’。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被当地警方现场查获，北京警方从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及制爆原材料等危险物品，移交武汉警方处理。武汉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以涉嫌爆炸罪对其刑事拘留。后因诊断其为偏执型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
　　
　　由此可见，警方介入此案并第一次拘留徐武的依据是曾在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和“制爆原材料”。
　　
　　徐武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提出，所谓的“炸药配方”只是一张小纸条。
　　
　　另外，还曾有警方表示，从徐武身上搜出了“白色粉末”，并认为这是“制爆原材料”。
　　
　　代理律师黄雪涛介入此案之后，认为警方的这种说法存在明显漏洞。那张关键的小纸条到底是不是炸药配方，那些白色粉末到底是不是制爆原材料，都没有经过质证，没有人能肯定那是什么。
　　
　　由于该案根本没有经过批捕程序、检控程序和法院的审理程序，所以检察院、法院的救济渠道全都被堵死了，这些所谓的“证据”没有通过检方的核实，没有通过法庭的质证，所以在法律上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这个案件中，只有警方的一面之词，警方的这些说法只是单方面的说法，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一旦“精神病”就失去诉权
　　
　　对于“涉嫌爆炸”这样一种严重的指控，当事人徐武从来没有机会去澄清和说明，也没有机会去请别人替他澄清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找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警方一家掌握话语权，当然是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徐武一旦成了“精神病”，就失去了诉权。
　　
　　她指出，这个案子没有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检方的批捕、没有法庭的质证、没有任何程序去验证警方的这些指控，这不是一个司法上的事实。
　　
　　她还表示，徐武被贴上了一个“精神病”的标签，他即使走出来说什么，也会被人质疑“一个精神病人的话是否可信”。他不仅被剥夺了诉权，甚至连普通人的话语权也被剥夺了。
　　
　　徐武没有出来的救济途径
　　
　　黄雪涛假设：事实上，当时徐武如果不去做精神鉴定，走正规的司法程序，都不一定能被认定为有罪，即使被认定有罪，判刑也会有一个期限，会有释放出来的一天。他至少还有一定的诉权，但现在，他什么权利都没有了，他就有可能终身被关进精神病院里。”
　　
　　作为徐武，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根本没有可以出来的救济途径。他试图跑到北京、试图跑到广州，他去医院鉴定，他跟媒体说话，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想远走高飞，并不是想危害社会，他只是想分辨对错，寻找一个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机会，找回本该属于他、但却在“被精神病”过程中丧失了的公民权利，找回一个人的权利。
　　
　　如果当年，他能进入正常司法程序，他就不用用这种方式跑出来。
　　
　　家属答应做精神鉴定是错误
　　
　　黄雪涛甚至认为，“一个人被关到精神病院里，绝对比他被判刑要失去的多得多，他的境遇只会比囚犯差，不会比囚犯好，因为他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还有没有头脑的自由。”所以，当年他的父母答应做精神病鉴定，绝对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
　　
　　她指出，在面对警方指控的时候，接受审判其实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接受审判并不可怕，有了审判过程才会有辩护过程，“我走到法庭上，让法官听到我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场灾难。把进入司法程序当作一场灾难，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
　　
　　在这个案件中，很明显有人利用了两位老人不懂法律这一点，欺骗了他们，导致他们做出错误决定。
　　
　　她还表示，武汉警方去广州对徐武采取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警方所说的两条法律依据也不成立，因为徐武当时对社会没有危害，也不是走失，不符合那两条法律条文中所述情况（详见A06版）。
　　
　　人身自由掌握在送治人手上
　　
　　律师表示，就算医院发现人没病，也要送治人同意才能放出来
　　
　　作为一个对精神病收治非常了解的律师，黄雪涛指出，精神病收治立法出了问题，怎么方便收病人就怎么立法，不保障病人权利。且实际操作中，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往往掌握在送治人的手上，就算是医院发现那个人没病，也是需要送治人同意之后，才能把人放出去。医院普遍遵循的原则是“谁送的，谁接出去”。在这个案件中，警方送徐武进来的，就必须警方同意，才能把徐武放出去，即使他的家属想把徐武接出去都不行。
　　
　　收治立法出了问题
　　
　　2008年，黄雪涛曾发起成立关注滥用精神病医学的志愿者团体“精神病与社会观察”。2010年，黄雪涛与北京益仁平中心陆军、郭彬共同启动国内首个民间精神卫生法律项目机构化运作，同年10月，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在主流媒体、社会公众以及精神病医疗界引起热烈回响。
　　
　　她认为，现行的精神病收治立法，只保障医生权利不保障病人权利。我国精神病方面的立法是服务于“怎样方便把人抓进去”，而不是服务于“怎样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
　　
　　这样一个错误的立法思维，很容易把一个疑似精神病人送进医院，但却很不容易把一个人救出来。
　　
　　她指出，在她所接触的精神病案例中，几乎所有的“疑似精神病人”被送进医院之后，均被认定为“精神病人”，没有一个人被认定为不是精神病，而被医院拒之门外的。
　　
　　谁送的只能谁接出去
　　
　　更为离谱的是，就算是医院发现那个人没病，也是需要送治人同意之后，才能把人放出去。医院普遍遵循的原则是“谁送的，谁接出去”。在这个案件中，医院就认为，警方送徐武进来的，就必须警方同意之后，才能把徐武放出去，即使他的家属想把徐武接出去都不行。“假设医生认为你没病，但送治人不同意把你接出去，你就永远出不去”。
　　
　　黄雪涛也提出，“谁送的谁接”这条规定毫无道理，也没有法律依据，但在整个精神病收治的实际操作中，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都是这样操作的。
　　
　　因为在医院的逻辑中，谁送来的、谁出钱给人治病，他就是监护人，就拥有了对病人的监护权“这个逻辑非常可怕，无限扩大了送治人的权利。根据这个逻辑，假设一个公民认为另一个公民有精神病，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并愿意出钱给他治疗，那么，只要这个送治人不同意，这个被送到精神病院的人将永远不能出来，即使家属想救他都不可能。”
　　
　　原因
　　
　　商业化运作导致医生成了法官
　　
　　黄雪涛认为，造成以上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精神病的非自愿治疗商业化,正是由于精神病院的产业化运作，有利益可追，就会有那么多不该被收治的人被收治，而且由于立法缺位，用医学标准替代法律标准，使得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掌控在医生的手上，医生成了法官，可以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精神卫生法》我们呼吁了很久，为什么搁置了整整26年还出不来呢？
　　
　　黄雪涛认为，中国医疗界现在所习惯使用的行规，离现在的法律观念距离太遥远，比起先进法律体系，这种操作模式太落后了。
　　
　　黄雪涛说，她在纽约参观时发现，在当地的精神病医院里都会设一个小型法庭，由一名法官每周到医院的法庭主持聆讯，把上周收到的所有病人轮流带到法庭，有法律援助派出的律师代表病人，医院派出律师做代表，一位精神科医生作为证人，分别向法官陈述自己的专业意见。
　　
　　半个小时左右，由法庭当庭裁定。如果医院认为病人无需住院，就根本无需开庭，直接放人。
　　以上凑数的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