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消融:最富有的太监：明代宦官刘瑾被活剐3357刀

　　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刻，以我始料不及的方式来了。

　　这是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的八月二十五。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我看见头上的天空依旧纯净而蔚蓝，和五十多年前我初入宫的时候一模一样。

　　时间过得真快，就这么一眨眼，也就是一生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太监。你们或许还知道，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监。坊间的百姓都说，现如今的北京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的“坐”皇帝朱厚照，也叫“朱”皇帝；另一个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站”皇帝，也叫“刘”皇帝。

　　后者说的就是我：刘瑾。

　　按理说，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该知足了，也该死而无憾了。

　　是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年我已经六十了。虚岁刚满六十。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所以我并不怎么遗憾，也并不怎么惧怕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活得痛快，就算死了也痛快。可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居然给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死亡的方式——磔刑。

　　我原以为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可我错了。他们不想让我死得那么痛快。说得更准确点：他们是想让我死得很痛，却不想让我死得很快！

　　所以他们给我判了寸磔之刑。寸磔又称“凌迟”，从“陵迟”而来。语出《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原意指山陵的坡度由高而低地缓慢降下，用做刑罚之名时，意指将受刑者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削下来，所以此刑的俗名又称为“剐”——千刀万剐的“剐”。

　　你们说，这样的死法不让人恐惧吗？

　　剐刑有八刀、十刀、百刀、千刀不等。听说他们足足给我定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行刑的时间是三天。

　　天知道这是哪个变态的混蛋凭着哪条该死的律法定下的刀数，居然准确到了个位数！

　　我只能苦笑。

　　我只能在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中无奈地苦笑。

　　大明帝国的士大夫们不希望死神把我一口吞没，而是渴望它吐出冰凉又锋利的舌头——三千三百五十七次地吻遍我的全身！而他们则站在一旁，悠然地欣赏我的痛苦、仔细地玩味我的恐惧。

　　他们知道我绝不可能撑到最后一刀。

　　不过他们不关心这个。

　　他们只想享受过程——享受一个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太监终于被他们千刀万剐的妙不可言的过程。

　　在自命清高的帝国士大夫的眼中，太监只能算是下等人。而像我这种下等人五年来居然一手把持了帝国朝政，而且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对他们而言不啻于奇耻大辱。如今既然栽到了他们手里，怎么可能不让我加倍偿还？！尤其是当他们从我家里抄出那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时，那种强烈的震惊和嫉妒更是让他们近乎疯狂。不用说别人，年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一个就傻眼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开列一张我被朝廷抄没的财产清单——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一些违禁的御用物品及兵器甲仗，如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两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扇中置刀二)，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天子本来还不欲置我于死地，只想把我贬谪到凤阳(今安徽凤阳)去看守陵寝，一听说抄出了这么多东西，顿时咆哮如雷：“奴才果然反了！”于是断然决定将我诛杀。

　　年轻的天子固然是因为抄出了一些有关我谋反的证据而愤怒。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我想就是那座让他触目惊心的金山银山——面对它们，即便是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不可能不眼红、不可能不想将其据为己有！

　　而你们，是不是也有被这些数字绕晕的感觉？

　　简单来说，抛开那些珍宝和违禁品不算，我的财产光黄金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是二亿五千多万两。如果把黄金都换算成白银，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比价一比五来算，我的财产总额为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多大的一笔财产？

　　给你们两个参考数字。一个是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白银20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另一个数字是七十多年后那个叫张居正的帝国大佬通过十年改革为明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125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是它的25倍。

　　如果你们对这种银两的数字还是缺乏概念，那我可以将其换算成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币。按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我的财产是1200多亿人民币。所以你们那个时代的什么《亚洲华尔街日报》才会把我评为一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之一，同时也是上榜的六名中国人之一。

　　在这样的一些事实面前，你们说，上至天子，下至群臣百姓，甚至包括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我死有余辜，而且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解恨？！

　　你们是不是会感到无比的惊奇——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趁着刽子手还在磨刀，死神还没有伸出它冰冷的舌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说说心里话。

　　我很愿意在刽子手剖开我的胸膛之前，主动向你们裸露我的灵魂，同时向你们敞开我的一生……

　　一

　　我原本姓谈，老家在偏远穷困的陕西兴平。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哪年净的身了，只记得是在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进的宫。我生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可见入宫的时候顶多也就五六岁的光景。是一个姓刘的老太监把我领进宫的，从此我就跟了他的姓。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入宫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早晨。天很高、很蓝，阳光很耀眼。

　　刘太监走得很快。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他一言不发，只是死命地拽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就这么气喘吁吁地跟着他走进了这座巨大而森严的紫禁城，同时也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我的宿命。

　　皇城中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恐惧。

　　无论是垂宇重檐的宫殿，还是凶神恶煞的禁军士兵，乃至丹墀上张牙舞爪的飞龙、殿庭前面目狰狞的青铜狮子，都会让我心跳加速、手脚打颤。

　　那一刻我绝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一切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因我手中的权力而颤栗和摇晃。

　　然而，无论日后的我如何飞黄腾达、权势熏天，景泰年间那个早晨的仓惶和恐惧，都在我心头打上了永远的烙印——就像无论我日后如何富可敌国，幼年时代那种刻骨铭心的贫穷，永远都是我生命的底色一样。

　　事实上，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摆脱过恐惧，也从来不曾摆脱过贫穷。就算在我生命最辉煌的四年间，我也是大明帝国最有威严的恐惧症患者，同时也是大明帝国最富有的穷人。

　　你们是否觉得奇怪？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太监。我是一个下等人。

　　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世界就再也没有摆脱自卑、恐惧和匮乏。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渴望权力、安全感和财富。

　　这是一种极度的渴望——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完全满足的渴望。它让我的生命坍陷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比世界更大的空洞。

　　“站皇帝”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它？

　　我不知道。

　　也许你们可以告诉我，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如果你们反问我，为什么当年会去当太监？！

　　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一个字——穷。

　　穷得上不起学，穷得穿不起衣裳，穷得吃不上饭。而只要当上太监，就有机会识文断字，不论寒暑都有衣服穿，每天还能吃上三顿饭。要是在宫里混得好，老家还能盖上瓦房，兄弟还能娶上媳妇，父母还能在村里人面前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况且，如果一不留神混成一个大太监，那更是比状元郎和驸马爷还神气，不但能光宗耀祖，还能让所有亲朋故旧一块跟着鸡犬升天。

　　所以，就算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就算明知道挨上一刀就成了下等人、人格残缺者，就算明知道生命中只会剩下自卑、恐惧和匮乏，就算明知道辛苦一生最后还要挨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太监。

　　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赌——赌一个光宗耀祖、鸡犬升天的机会。

　　我相信，只要太监这个行当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天下所有活不下去的穷人就都有可能像我这么想，都有可能像我这么做。

　　在我得势的那几年里，每当我伸手接过一笔贿赂，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贫穷一步了；每当有一个大臣在我面前卑躬屈膝，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自卑一步了；每当我收拾掉一个对手，也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恐惧一步了。

　　可事实上，我一生都在与贫穷、自卑和恐惧纠缠，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权力和安全感。

　　没有，哪怕一刻也没有。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二

　　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可不同的人对此却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富人的人生是一趟短暂却不失精彩的旅行，那么对于穷人来说，生命就是一场怎么望也望不到头的苦役。从入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名低贱的杂役。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洒扫、值更和伺候大太监的日子中度过的。我甚至连伺候皇帝、后妃和太子的资格都没有，遑论出人头地的机会？！虽然粗衣粗食是不用愁了，斗大的字也识了一筐了，可老家始终没有盖起瓦房，兄弟们始终没有等到我寄去的老婆本，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也还是没能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入宫看见的那片蔚蓝色天空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笼罩在我的头顶和紫禁城之上的，永远是一片铅灰色的阴霾密布的苍穹。金銮殿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可我的生命依然困顿而无望。

　　宪宗成化末年，凭着入宫将近三十年的资历，我终于摆脱了低贱的杂役生涯，被任命为教坊司使，掌管宫廷伎乐。虽然地位有所上升，可不过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官，而且薪俸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我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幻想着平步青云的时刻，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王振那样权倾中外的大太监。可我断然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无情的现实就粉碎了我的梦想，并且让我再度落入暗无天日的困境。

　　那是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也就是孝宗朱祐樘刚刚即位的那一年，新天子举行了祭祀社稷的大典，典礼结束大宴群臣。为了讨新天子的欢心，我特意在宴会上安排了一场伎乐表演作为献礼。

　　没想到此举竟然弄巧成拙，并且差点为我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天，乐工刚开始演奏，一群浓妆艳抹的舞女刚刚迈着曼妙的舞步出现在天子面前，都御史马文升立刻站起来，指着她们当庭怒斥：“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能以此渎乱圣聪？！”

　　于是宴会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让演就算了，顶多也就是让我拍不着皇上的马屁而已。没想到马文升却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还上纲上线，以什么“渎乱圣聪”的罪名对我发起了弹劾。马文升是都察院的头头，刚上台的皇帝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况且，新朝新气象，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想利用这个事件树立一个寡欲俭朴的新政风。而我就这么撞在了风口浪尖上，不幸被抓了一个典型。

　　他们先是把我判了死刑，后来为了体现宽仁的政风，又赦免了我的死罪，但是撤掉了我的教坊司使之职，把我贬为茂陵司香，也就是去给宪宗朱见深守陵。

　　那一刻我近乎绝望。

　　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整整守了十年的陵墓之后，我总算盼来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这一年，七岁的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孝宗皇帝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几大阁老担任太子的老师，同时精选东宫官属，包括增选近侍宦官。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拿出大半生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太监，终于被选入东宫侍奉太子。

　　这一年，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

　　入宫四十余年，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伺候“主子”的机会。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况且朱厚照又是孝宗皇帝的独苗，日后入继大统绝对没有半点悬念，搞定他就等于搞定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问题在于：朱厚照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子？如何才能搞定他？

　　当我带着一半希冀一半忐忑进入东宫，生平第一次看见朱厚照的眼神时，我笑了。

　　我完全释然了。

　　这是一个“顽主”的眼神，这是一种与他那温文尔雅的父亲截然不同的眼神。

　　那一刻，我看见朱厚照晶亮灵动的眸光中映现着一个未来的刘瑾——一个终将否极泰来、风生水起的刘瑾。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孤立的。

　　倘若没有自幼贪玩好动的太子朱厚照，就没有日后呼风唤雨的大太监刘瑾。

　　倘若没有处心积虑搏出位的太监刘瑾，也就没有日后骄奢淫逸的皇帝朱厚照。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与朱厚照的相遇是命中注定。是老天爷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一如老天爷一直把皇帝制度与太监制度同中国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样。

　　我进了东宫就像鱼儿游进了水。而朱厚照遇见我，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遇见了充足的水分和阳光。

　　我们相互需要。我们一拍即合。无论我们即将联袂出演的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情景剧，还是一部乐极生悲的灾难片，我们谁也绕不开命运，我们谁也绕不开对方。

　　那些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阁老们希望把朱厚照塑造成一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的皇帝，可他们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从见到朱厚照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主。

　　江山是他的桎梏。皇冠是他的枷锁。除非它们能为他提供一切好玩的东西并且丝毫不能约束和妨碍他，否则他宁可不要它们。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碰上这样的主子是大臣和百姓的不幸，却是宦官奴才们之大幸——是年近半百的我、刘瑾刘太监之大幸。

　　从进入东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诱发并且满足朱厚照的玩性。什么射箭、骑马、踢球、摔跤、打猎、斗鸡、遛鹰、驯豹等等，把能够想到的好玩的东西都玩了个遍，最后还玩起了打仗。我经常召集成百上千个宦官，让小太子率领大队人马在东宫里“大动干戈”，每每打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为了让太子能够按照我给他浇铸的模子成长，我就必须让他远离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儒臣，为此我便怂恿他逃学。朱厚照本来就视读书为畏途，对老夫子们向他灌输的那一套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厌恶已极，每每在讲席上如坐针毡，要不就打瞌睡。我的建议正中朱厚照的下怀，于是他屡屡找借口推掉了阁老们给他的例行讲读。朝臣最后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告到了皇帝那里，说：“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岂容复以他事妨之？！”

　　孝宗皇帝刚开始还干涉了几次，后来他自己沉湎于宴饮伎乐和斋醮祈福，也就疏于对太子的管教。我和朱厚照趁机通宵达旦、变本加厉地游戏玩乐，以至于终孝宗一朝，也就是朱厚照登基前读书就学的七年间，一部《论语》都没有读完，更不用说什么《尚书》和《大学衍义》之类的。

　　所以朱厚照即位之后能够重用我和宦官们，并且一直与那帮迂腐的文人儒臣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体质一向欠佳的孝宗皇帝朱祐樘尽管长年累月地进行斋醮祈寿，却仍然没有挽回他早逝的命运，于这一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临终前朱祐樘执着刘健等阁老的手说：“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

　　数日后，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

　　朱厚照登基这一年，虚岁才十五，无疑还是个孩子。

　　当金銮殿上那张宽大的龙椅坐上一个小皇帝的时候，通常也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赫然登上帝国政坛和历史舞台的时候，也是枯燥沉闷的史册突然楔入一段精彩故事的时候。

　　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这次闪亮登场、摩拳擦掌地准备来演绎这份精彩的人就是我——太监刘瑾。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五十年。我还有另一个五十年吗？没有了。所以，为了我渴望的权力、财富、安全感，为了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

　　一切都被禁锢得太久，一切都被压抑得太久。所以，一旦轮到我上场，就必然会有一场淋漓尽致的人性的演绎，也必然会有一次厚积薄发的欲望的井喷……